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反思

社会主义的诞生，吹响了20世纪的最强音，作为历史上最先进、最优越的社会制度，她是和平的使者，肩负着改造世界的历史重任。虽然20世纪仍然有霸权、有苦难，但仔细审视不难发现，和历史上所有的世纪相比，20世纪是人类最值得骄傲的世纪，社会主义无疑是这一世纪最闪光的东西。而社会主义能够成为20世纪的闪光点，这是世界革命的功劳。但是，就在20世纪只剩下最后一个十年的时候，社会主义在她的发源地消失了，苏联东欧背离了社会主义，这对20世纪的世界革命是一个严重的挫折，也为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

一个具有93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一个具有74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暴力革命和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突然瓦解，这的确令人震惊。难怪基辛格惊呼：“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国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呢？有人责怪十月革命，认为1917年十月在俄国所发生的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次政变”，人数不多的左翼激进党“篡夺”了政权，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不幸”的结果，最终变成了“民族灾难”。这种说法的确是一个谎言，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布尔什维克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取得革命胜利的，十月革命不是一次政变，而是一场伟大的人民的社会革命，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因此，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十月革命的错误，它有着深刻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因素。

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资本主义产生于旧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则避开了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历史性的跳跃，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也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困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使社会主义的发展既没有经验可借鉴，也没有规律可遵循。列宁在创建了新型的苏维埃国家后，曾明确提出了不同于旧俄时期的建国思想，即变军事建国为经济建国。尽管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一度打断了列宁的这种构想，但新经济政策还是把苏俄引向了经济建国的轨道。事实证明，列宁的思想是正确的，俄国因七年战争而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发展，苏联的国际地位也稳步提高。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继承列宁的遗志，他把经济放在比军事低一等的地位，经济依附于军事的需要，只有与军事息息相关的重工业才能得到发展，而农业和轻工业永远被抛在了后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掩盖了斯大林军事强国主义的隐患，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使苏联彻底忘掉了斯拉夫传统中和平建国的思想。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更是把军事扩张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走上了军事强国主义的不归路，从而使苏联社会主义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从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结果军事上是强了，经济上却越来越脆弱。终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由于经济的衰败而走向解体。基辛格总结道：“苏联帝国的覆灭，部分是因为其本身历史诱使她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过度扩张之路。”

不过，苏联历史上积累的弊端和矛盾孕育着危机，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现实的直接的因素，更不是必然因素。因为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提供了一定的土壤或温床。尽管矛盾和问题不少，已经难以为继，但苏联社会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还是比较稳定的，并没有就要垮台的迹象，并不是注定要演变和解体的。好比一位危重的病人，并不是必死无疑。如果遇到高明的医生，对症用药，剂量合理，重病也可以治好，可以转危为安；如果遇到一位庸医，乱投药剂，胡乱开刀动手术，那定会把病人治死。其实，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已经看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苏联经济是当时世界最军事化的经济。但是，被苏联人民寄予厚望的这位领导人不仅没有把精力用在经济建设上，反而搞什么“公开化”，实行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还美其名曰“新思维”。他走的实际上是一条背叛性的改革路线，最终把苏联引向了深渊。

苏联的变化加速了东欧的剧变，而且苏联还没有解体，东欧就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剧变。

东欧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最大的问题来自苏联的控制。苏联“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东欧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它把东欧的每一次改革都看成是“背叛行为”，或劝说，或威逼，或出兵，结果东欧社会主义一直生存在一种武力威胁的阴影下。东欧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变成了一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史。莫斯科的每一次发难，看起来都取得了成效，使东欧平静下来，并继续按苏联模式前进。但是，苏联的高压政策大大伤害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民族感情。终于，当苏联被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所围困时，东欧趁机背离苏联而去，只是这种离去，东欧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东欧各国以牺牲社会主义来摆脱苏联长达40多年的控制。

戈尔巴乔夫不仅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也是东欧社会主义的掘墓人。为了讨好美国，戈尔巴乔夫决定牺牲东欧。1987年戈尔巴乔夫遍访东欧，在与各国领导人的会晤中，他“极力地描绘苏联的改革计划和新政治改革方针”。然而，在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准备迫使东欧加快变革步伐的建议”。但是，戈尔巴乔夫似乎下定决心要力促东欧沿其设计的“改革道路”走。一方面广造舆论，“勃列日涅夫主义”已经终结，莫斯科已经采用了“西纳特拉主义”——我行我素。

另一方面施加压力，对不情愿接受“新思维”的东欧国家领导人实行警告，他警告昂纳克，“最重要的事情是承认并满足人民的需要，否则就太晚了”。戈尔巴乔夫的努力终于引起东欧的全面剧变，西方报刊称他为“东欧正在进行的变革作出了贡献”。可见，东欧社会主义阵地的丧失与戈尔巴乔夫的“推动”是密不可分的。东欧社会主义需要改革，但不只是改革，“还需要经济援助、进口技术和专门知识、增加贸易等”，而“苏联对其卫星国的基本要求一点也帮不了忙”。戈尔巴乔夫“开错了药”，致使东欧国家“集体中毒”。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苏联东欧放下红旗，重新选择社会制度，并不是最初的革命不应该爆发，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内外因素合力所致。同样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从一个侧面证明：革命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