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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紧接着便在城市展开，并形成了城市农村齐头并进的局面。在这种农村城市同时发展的改革中，最终还是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
就农村的改革而言，"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虽然在一些地方悄然兴起，但它还处于一种"非法"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两个农业文件虽然强调放宽农村政策，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文件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并将"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等同起来。直至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才把"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改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时，"包产到户"虽然仍得不到政策的"认可"，但毕竟允许某些特殊的地方可以搞"包产到户"，这实际上已为"包产到户"开了一条小缝。
1980年1月，国家农委针对农村的发展状况召开了各省、区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在会上，一部分人把主张"包产到户"斥之为刮单干风，另一部分人则主张热情支持农民"包产到户"。安徽农委主任介绍安徽经验，在会上遭到批评。有的同志批评安徽省的"包产、包干到户"是搞资本主义，并且传染绐了他们省；有的代表说，"包产到户"不属于社会主义，至多属于半社会主义。有位农业部门的负责人说，社会主义应当包括公有制、按劳分配和集体劳动这三条。大会发言后分组讨论，大家的分歧很大，尤其是华东组的争论极为激烈。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1月31日下午3时半，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参加听取汇报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领导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农委的负责人也参加了汇报会。
会上，杜润生汇报会议情况后，华国锋讲了话。华国锋认为，"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等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有困难；妇女、职工家属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至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最后，邓小平讲了话。他说，对"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人均收人1
000美元。要按照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在这次会议上，从华国锋到邓小平虽然没有对"包产到户"给予肯定，但也没有提出否定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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