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红卫兵运动.

    1966年3月底，毛泽东与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司空，大闹天宫”。应运而生，红卫兵就是这些孙悟空，他们在接踵而来的“文革”中大闹中国，直至天翻地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并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出笼！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聚集圆明园，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为指导，打着“造反有理”“反对走资派”的旗号，与各地党团组织对立。这一天，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送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文革”开始，

    1966年6月2日，正式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出笼，红卫兵开始活动。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自1966年8月18日起，毛泽东还在天安门8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共1300万人次，全国停学、停产搞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使“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

    但是，在文革转向各级政权的重建过程时，红卫兵因受年龄、资历、身份等局限，特别是中学红卫兵，无法在各级权力机构中，特别是在地方权力机构中担任角色。因此，当工人造反队伍登上文革舞台时，命里注定只能当过河卒子的红卫兵只好将帅印交给了工人老大哥，红卫兵运动开始走下坡路。

    1967年5、6月起，全国武斗四起，红卫兵也陷入了盲目的武斗大战中，使毛泽东大为恼火。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大红卫兵领袖，十分生气地教训他们：“‘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搞武斗，你们脱离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大多数。关键你们分为两派，搞武斗，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谁如果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土匪，国民党，就歼灭！”

    从毛泽东的呵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厌倦。孙悟空捣蛋了，唐僧就会念紧箍咒。当时，毛泽东已开始考虑如何处置他手下这帮“孙悟空”了。

    当时，大学停止招生，各个行业劳动力饱和，无力招工。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使大批学生留在校内闹革命。1966、1967、1968三届学生积压达1000多万人。1967年12月22日，教育部在给党中央的情况反映中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生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红卫兵的出路问题，已是刻不容缓。

    就在这时，一批北京的红卫兵于1967年10月上旬自发组织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开创了红卫兵上山下乡的先例，但未形成全局性的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但是，这种行为给毛泽东安置这些红卫兵提供了思路。

    1968年4月，毛泽东在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中批示：“毕业生分配问题是个普遍问题?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但这“四个面向”在当时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全面衰退、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无法招工的形势下，实际上只能面向农村和边疆。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被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代替。

上山下乡运动自始至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理论依据，把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作为反修防修的一项必要措施，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从而达到知识青年的革命化。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政治运动，毛泽东认为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改造、重塑一代青年，以防止修正主义在他们中间产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经预言：“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因此，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教育下一代的问题上格外小心翼翼。毛泽东认为，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那么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是温床。要防止修正主义，最重要一条就是要知识分子劳动化，以达到缩小社会主义条件下各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最终实现消灭三大差别。这种打破传统格局，实行生产劳动与上层建筑成为一体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指出的，要把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大学校”的全新构想，要求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

    这一想法体现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就是使知青通过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同时农民在生活、文化等方面逐步同化、不断缩小三大差别的倾向。因此，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味地强调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世界观，不切实际地将大批知青下放到生产和生活都很差的地方，吃菜、用煤都要从城市运去。国家、单位、家长平均每年为一个知青花费上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终因负担沉重最后不得不全部撤出，另选地区安置。这种浪费财力和物力人力，为政治目的而一哄而上的作法，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其次，在方针政策上，毫无长远规划，各地区不问具体情况，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一哄而起，缺乏整体部署，致使知青工作越来越窄。

    据统计，1968-1973年6月，全国就有8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到了农村，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知青工作暴露了许多问题。很多知青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问题不断反映到中央。1973年，毛泽东复信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但是，这个“统筹解决”直到毛泽东逝世，也未能解决。各地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制定了许多主观随意性很强的土政策，使知青工作的方针政策完全处于混乱状态，导致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完全陷入了一种“跟着感觉走”的困惑迷茫之中。

    再次，在方式方法上搞一刀切，采取了极端的绝对化做法。在当时宣传动员工作上，无限拔高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和作用，196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甚至载文把下不下乡作为衡量一个青年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的政治态度问题，舆论上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在动员方式上采取粗暴的强制手段，对动员对象或办学习班，提高认识；或注销城镇户口；或停发父母工资(1973年以后政策和方法有所改变)，严重挫伤了广大知青及家庭的积极性和自尊心。

总而言之，处于十年动乱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正如北京市革委会1969年1月25日《关于知青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申明确指出的那样：“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安置机构，在上山下乡工作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自始至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