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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恒武
杨献珍同志逝世已经三周年了，今年的7月24日是他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杨献珍一生所走过的路程中，有相当长的阶段是坎坷的。两次被敌人逮捕，第一次经社会各界营救无罪释放；第二次被捕，被判处死刑，经过翻供斗争，改判有期徒刑，抗战前夕，经党营救出狱进行抗日。1959年康生借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模式，把杨献珍批判“五风”的言论诬蔑为反党、反“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打击，把校长职务降为副校长，1964年康生又抓住杨献珍用中国古语“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定性为修正主义，企图在政治上将杨献珍一棍子打死。罗织了杨献珍十大“罪状”，免除了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调出中央党校。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这一冤案，是由我按照他讲课的思想，写了《“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闯了“塌天大祸”，使杨献珍犯了“弥天大罪”。康生是怎样制造这场冤案的，我作为一个当事人，有责任将我所了解亲厉重大历史事件实录的经过，写出来作为信史留给后人。
杨献珍对“合二而一”概念的采纳
杨献珍采纳“合二而一”这个提法，是有个不短的过程的。1956年，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译本出版。杨献珍看到《谈谈辩证法》中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写道：“参看……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斐洛说：“因为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昕以在把它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他们的伟大而光荣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这个原理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并作为一个新的发现而引以为自豪吗?”看了这段话之后，杨献珍想：对立统一规律既是一种普遍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能在古代希腊的大思想家的头脑中得到反映，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大思想家，也一定会有反映的。但在中国思想家的头脑中怎样表达的呢?他留心探寻这个问题。1961年他在《兰田县志》中看到一段活。说宋朝有一位思想家叫吕大临，著有《老子注》，晁公武介绍这部书的大意：“盖以老聃之学，合有无谓之元，以为道所由出，盖至于命矣。”并指出《老子》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为例。杨献珍认为“合有无谓之元”就是对立统一思想，同黑格尔认为“存在”和“无”的统一或不可分性提供转化、生成，是很相近的。1963年明朝方以智的《东西均》出版，其中提出“合二而一”。杨献珍说：“我认为这个提法与斐洛说的‘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一样的意思。‘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表达法。在看《东西均》这本书时，我采取了‘合二而一’的提法”。
杨献珍讲“合二而一”的背景
1958年3月15日，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干部作《关于整风第四阶段的任务和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报告中说：“这次整风是全民整风，为的是要在全国人民中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确立共产主义思想。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搞大跃进，人人都在大跃进，而资产阶级思想则是跃进的绊脚石，非把它彻底去掉不可。”5月3日他应北大校长的邀请，给北大哲学系师生讲《关于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理论工作跃进的关键》。1958年8月，他带领中央党校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到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参加劳动，看到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积极性，他的情绪也异常兴奋。应邀给参加劳动的人员讲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工人阶级是改造世界的人，改造世界的人必须学习使用改造世界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沦是唯一能够使我们对于世界上的事情获得正确认识的认识方法。”“马克思曾经预期将来的世界是一个哲学的世界。我们希望我们的新中国变成一个哲学的中国，把哲学普及到社会主义中国的人，应当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一重要组成部分。”他还说：“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对于总路线的统一认识，就不能有统一步调、统一行动，……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搞不好的。怎样才能使大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有统一认识?那就只有大家都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才是。真理是客观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只能有一条。只有大家有了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才能发挥出无比伟大的力量来。而达到统一认识的方法，就要用唯物辩证的方法。”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同时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党校除新疆干部班和自然辩证法班外，其他各种班次均停办，工作人员除一小部分留校坚持工作外，大部分下放到农村、工厂，在大跃进中锻炼。杨献珍领导新疆干部班和自然辩证法班学员和留校工作人员，为完成“1070万吨钢”，为“提前完成12年农业发展纲要”贡献力量。学员用土法炼钢，行政处种一亩小麦试验田。煞时间形成生产热潮，学员楼的院子里，机声隆隆，烟雾迷漫，学员们夜以继日炼钢。行政处参照社会上的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的丰产经验，把土地深翻三尺，分层施肥，采取密植，下种二百斤，等等措施。没有订产量指标，是想看看到底能产多少斤。长出的苗太密，拔一行留一垄，垄中疏苗；还密不通风，就架起鼓风机往田里吹风；为防倒伏，钉上木桩拉上草绳扶苗。就这样不断努力，收了734斤。杨献珍还到山西太谷、河南登丰看望下放干部，了解那里的情况。以后他又到河北徐水、河南七里营、喳岈山等地视察，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学员也跟他到这些地方参观，在大跃进中学习。
杨献珍在视察中看到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异常高涨的同时，他看到听到实际工作中出现订生产计划的浮夸现象，有的社队订亩产小麦几千斤、几万斤、几十万斤，甚至有个别社队订到120万斤的计划。虚报产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有的社办工厂，白手起家，苦干几十天，要生产出汽车、拖拉机、飞机，甚至要造火箭放人造卫星。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
“一大”就是越大越好，并小社为大社，一乡一社。“二公”就是越公越好，消灭一切私有，不仅平调农民的生产资料，而且平调农民的生活资料，归集体所有和使用。在分配上，实行食堂吃饭不要钱，有的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嫁”全包下来，实行各取所需。在生产上，贯彻“全民炼钢”，把农业劳动力调到钢铁第一线，背矿石，建土炉，大炼钢铁。农业战线只剩老弱妇女，地里的粮食收不回来。用片面性形而上学方法指导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提出深翻土地“越深越好”，密植是“越密越好”，施肥是“越多越好”，有的地方由于这种极端做法，造成颗粒无收。收购农产品，按虚报数字收购，只购不留，甚至把农民口粮、牲畜饲料和种子都给“购”去了。这些做法遭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就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推行，轻则辩论、打骂，重则捆绑、关押、饿饭。由于购过头粮，群众挨饿，造成非正常死亡。干部在群众生活困难时，多吃多占，生活特殊化。这些问题当时被概括为“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生活特殊风”，统称为“五风”。
就是在上述的历史条件下，杨献珍对“五风”进行了严厉的尖锐的批评。他首先是从1958年11月19日给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讲《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开始，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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