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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党精心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当时财政经济困难，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战争还在进行，支援战争开支浩大；为了社会稳定，人民政府对旧政府留下来的几百万军政公教人员，只要他们不反抗新秩序，—律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由此而使政府供给或支付薪金的全国脱产人员突破九百万，在那时这个负担是很重的；为了恢复生产，恢复铁路交通，也需要大量资金。而那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还没有正规的税收制度，人民政府的收入远远不敷支出，暂时还只能靠大量发行货币弥补财政亏空。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留下来的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的城市中继续兴风作浪，物价继续飞速上涨。为制止由于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党和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农民的支持，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大“战役”。首先是“银元之战”。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针对当时猖獗的银元投机、明今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1949年6月10日，上海解放才半个月，军管会断然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投机商二百余人逮捕法办，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投机商又转而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哄抬价格，扰乱市场。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于是，又进行了“米棉之战”。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陈云指出，稳定物价的关键是看我们掌握市场主要物资多少。他说：“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当11月25日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致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又收紧银根，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对投机资本的沉重打击，是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中我们取得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得到了人民群众包括愿意从事正常合法经营的资本家的广泛支持。事后，上海一位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自此，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要进一步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为此，必须改变建国前为适应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况而采取的各解放区分散管理的办法，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1950年3月，党中央就政务院颁布《关于统—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用一切办法去保障这个决定的全部实施。决定的主要内容是：统—全国财政收入，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合理使用，以调剂余缺；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调度。这个决定立即在全国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同时，政府还采取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都收到明显的效果。自3月以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停止、物价日趋稳定。下面几个数字是很能说明情况的：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以上海解放后第二个月即1949年6月为100，到1950年2月猛增到2097．9，上涨二十多倍；打击投机和统一财经后，以1950年3月全国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到1950年12月为85．4，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保持稳定并略有回落。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们也不能不表示赞佩、叹为“奇迹”，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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