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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1789—1848年称之为“革命的年代”，更确切地说是“欧洲革命的年代”。其实欧洲的政治革命早在17世纪英国革命时就开始了，随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标志其更进一步的发展，直到1848年欧洲革命。从1848—1918年，历史的车轮转动了整整70年，欧洲虽然也曾有过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有过巴黎公社革命，但都不能称为“欧洲革命”。可见，说欧洲革命久违了并不为过。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尚未熄灭时，欧洲各国后院起火，人们又看到了欧洲革命的曙光。各国统治者由于鏖战正酣，只能“攘内必先安外”了。可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的火种已经撒向欧洲遍地，当西方的统治者们还来不及欢呼胜利之时，欧洲“革命圈”已经形成了。
当然，这不是说十月革命的影响是欧洲各国革命的惟一原因。从根本上说，各国革命起源于本国经济秩序混乱和政府危机。但是，从世界影响的角度上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的确如黑暗茫茫长夜中点燃的一盏明灯，它使各国不满于现状的人民和政党看到了希望，焕发了革命的热情。这种有形和无形的巨大推动力的存在，不仅从各国革命领导者的思想、群众运动的口号中找到证据，甚至在各国统治者那里也能得到印证。正如1848年前后，被反动的“神圣同盟”称之为“幽灵”的共产主义，在当时已经成为统治集团内各种反对派互相“回敬”的罪名一样，十月革命后在各国出现的进步运动，总是被称之为“俄国人的阴谋”，领导革命的党也被称之为俄国共产党的外国部分。
十月革命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当俄国红星高照、人民当家作主时，欧洲的统治者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在芬兰，沙俄附属国的特殊地位为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1918年1月，这个波罗的海国家以俄国为榜样
，率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宣告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诞生；在匈牙利，奥匈帝国的灭亡产生了民族主义的希望。但新共和国的领导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人民在暴力的基础上和平夺取了政权，第三个苏维埃共和国于1919年3月应运而生；在德国，基尔港的水兵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索并迅速蔓延全国。尽管革命一波三折，但到1919年4月，德国南部建立起第四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匈牙利红军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进入斯洛伐克地区，于1919年6月建立了第五个苏维埃共和国。
继苏维埃俄国之后建立的欧洲地区的五个社会主义政权，把欧洲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在它们的影响下，欧洲以及其它地区的发达国家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不仅英国、法国、美国等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家，就连意大利、日本等国也步入革命的行列。它们共同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冲击着资本主义的统治。
19世纪时，发达国家的革命唱主角。20世纪初，发达国家“落后”了。但俄国的十月革命，唤醒了欧洲。不仅如此，1918年开始的欧洲革命浪潮，呈现出空前的广泛性，几乎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然，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革命的深度和广度也各不相同，并具有各自的民族特点。从革命的性质和结局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民主主义改造的革命斗争和群众运动。
芬兰革命和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1917—1918年
居于波罗的海东岸的芬兰，1917年前的近百年中，长期作为沙俄的附属国而存在，它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自治的“芬兰大公国”。也正是这种附属关系造成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现象，俄国1917年革命的冲击波最先到达芬兰，导致了一场民族独立的革命，并由此发展为1918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继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是十月革命辐射下形成的欧洲“革命圈”中的第一声春雷。
如果仅就革命的进程而言，芬兰革命恰好晚于俄国革命一个节拍。1917年的整个春夏两季，这个“大公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处于俄国政局变化的制约之下。当俄国二月革命胜利、统治俄国长达300年之久的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的消息传来，芬兰的革命运动似乎用不着发动就席卷了各个城乡，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的政治要求立即成为芬兰人民明确的政治目标。1917年4月，芬兰议会通过了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地方自治机关民主化的法律，并宣布自己为芬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是，这一决议遭到克伦斯基的拒绝，议会被解散，民族独立运动受挫。
值得提出的是，芬兰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在民族独立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但在防止革命继续发展方面却完全一致。但是，工人阶级并没有停止战斗，他们像1905年和1917年2月俄国无产阶级那样，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所以，这里虽然没有像俄国那样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但实际上出现了两支武装并存的现象。正是这支工人武装的作用，决定了芬兰革命的再度兴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芬兰的工人阶级。11月13日，芬兰爆发了总罢工，革命的号声，洪亮清晰，声声可闻。工人的革命行动迫使议会通过了先前被克伦斯基政府拒绝的法律，接着又宣布芬兰独立。由于旧俄已不存在，苏俄于1918年1月4日通过了《革命政府关于芬兰独立的宣言》，芬兰实现了独立。
由于俄国已经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苏维埃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权形式登上了政治舞台。独立的芬兰是走西方的议会制，还是走俄国的苏维埃道路？资产阶级和革命左派存在严重的分歧。实际上，早在1917年11月召开的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应邀出席大会的斯大林就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成果，鼓励芬兰工人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并表示俄国革命者愿意给芬兰革命斗争以帮助。同时，列宁也致信社会党左派库西宁和西罗拉，表示深信：“芬兰工人的伟大组织才能，他们的高度素质以及在民主制度下所受到的长期的政治训练，将帮助他们卓有成效地实现芬兰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当时，社会民主工党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芬兰尚未作好夺取政权的准备，所以并没有接受俄国革命者的主张，甚至于11月19日宣布结束了11月13日开始的总罢工。
当然，芬兰革命没有停止。特别是1918年1月前后，资产阶级采取了一系列进攻策略，如购买武器，加强反革命武装；授予政府以全权，国家负担“保卫军”经费；等等。这些政策刺激了仍处于激动中的社会党左派和工人赤卫队。加上出现的粮食危机和饥饿，革命还是在芬兰爆发了。1月23日，在芬兰社会民主工党理事会上，成立了由社会党、工会、赤卫队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27日夜间赤卫队发动了革命，占领了政府机关和银行，控制了赫尔辛基。28日就成立了革命政府——人民全权委员会，宣告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的诞生，并使之成为世界历史上继俄国之后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共和国。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新政权成立后的第二天，即1月29日，人民全权委员会公布了民主改造纲领，把“在民主原则上根据工人阶级利益”来改造国家制度确定为政治纲领，把大工业企业国有化和对银行资本、工商企业的社会监督确定为经济纲领。后来，政府的实际活动远远超出了这个纲领，国有化的范围甚至包括了银行和一些工商企业，在农业上把土地无偿地交给佃农等等。这些都证明，芬兰的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芬兰革命虽然是十月革命影响下展开并随俄国革命发展而深入的，但是，人民全权委员会及地方各级政权的形式，却并不完全等同于苏维埃制，它仅代表有组织的工人，芬兰甚至“回避”了“苏维埃”的提法。不过，芬兰虽然没有苏维埃，政权类型却仍然是新的、无产阶级的。
新政权成立后，芬兰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一样，不甘心失去政权，他们逃到反动势力较大的北方，纠集反革命武装挑起了内战。4月，德国干涉军也在赤卫队的后方登陆。在内外夹击下，赫尔辛基于4月12日陷落，革命政府迁到维堡。29日，维堡陷落。5月4日，科得喀城投降。几天后，最后一支赤卫队撤入苏俄境内，芬兰革命失败。
在世界历史上，以“百日”为计的事件很多，可能是历史的巧合，芬兰的社会主义革命恰好也进行了百余日，为此我们不妨称之为“百日革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百日”毕竟是历史的瞬间。但是，芬兰的“百日革命”却是用“瞬间”解释不了的。这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俄国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政权类型，而且更在于它充分证明了俄国十月革命对欧洲，特别是对苏俄邻国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并证明这种冲击力，甚至在十月革命的进程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当然，芬兰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这不仅仅在于当时它不具备一个领导人民走向胜利的政党，更重要的是，芬兰革命政府的行动在很大地方上脱离了芬兰的实际，许多人特别是农民无法接受，甚至被看作是把芬兰重新附属于红色俄国的行动。另外，德国出兵后，芬兰的革命力量得不到国际力量的援助，这一切就注定了芬兰革命的失败。
德国革命和魏玛共和国：1918—1919年
1918年，当德国干预芬兰革命时，它的“革命正站在门口”。
19世纪中后期，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并确立了容克—资产阶级在德国的统治，使德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德国资本主义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政治上，保留了半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容克地主在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很少；经济上，封建容克土地所有制占优势，容克地主与垄断资本紧密勾结，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因此，德国急需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德国经济濒于破产，劳动人民陷入困境，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的和平呼吁，强烈地吸引着德国人民，来自俄国的希望之光，开始把这个国家推向了革命的轨道。于1916年组成的“斯巴达克派”活跃异常，发表反战演说，组织秘密集会，特别是他们打出的“主要敌人在国内”的战斗口号，似利剑直刺反动政府的心脏。斯巴达克派的革命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虽在狱中，但高墙也挡不住他们那雄壮的怒吼。
1918年的新年钟声敲过之后，德国各地就发生了工人罢工斗争，奏响了十一月革命的序曲。虽然罢工遭到镇压，但它已经预示着霍亨索伦王朝将面临灭顶之灾。为了转移群众斗争视线，并假协约国之手消灭富有革命情绪的海军水兵，德国统帅部于10月底命令海军舰队出海与英国海军决战，遭到水兵拒绝。水兵要求统帅部收回成命，但遭到军事当局的镇压。11月3日，基尔的水兵、士兵和工人举行起义，到5日，基尔的全部政权都归苏维埃掌握。基尔起义吹响了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号角，革命迅速向全国传播。11月9日，柏林数十万工人和士兵举行了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同一天，斯巴达克派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在工人和倒戈士兵的簇拥下走向皇宫阳台，宣布“一个包括全体德国人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而随后谢德曼则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从11月3日到11月9日，短短的一个星期，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就被推翻了。革命发展的迅速性，来自革命形势的成熟性和革命运动的全民性。而进一步说来，这种全民性来自革命目标的一致性。然而，封建王朝推翻后的两个小时内，德国宣布成立了两个共和国，这表明革命目标的一致性已不复存在，也预示了德国革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目标——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是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1918年11月1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了以艾伯特为首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实行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革，但保留了原有的国家机器，解散工人武装，实行敌视苏俄的外交政策，反对革命继续发展。在人民委员会之外，还存在着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一政权形式，但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工兵代表苏维埃没有成为无产阶级的专政机构，反而逐渐放弃了对政府的监督权，最后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全部交给了人民委员会。这种形势对德国的革命发展十分不利，德国革命有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危险。
为了推动革命继续前进，斯巴达克派积极行动起来。1918年11月11日斯巴达克派进行了改组，更名为斯巴达克同盟。12月29日，斯巴达克同盟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决裂，成立德国共产党。12月30日，德国共产党宣告诞生。德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她为德国革命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德国革命有了先进政党的领导。但是，德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存在着内部分歧：李卜克内西主张推翻艾伯特政府，政权转归苏维埃；卢森堡则反对夺取政权，认为那将是“一种犯罪性的错误”。如此严重的分歧，加上外部的轻视，德国共产党的前景不容乐观。1919年伊始，艾伯特政府对德共的镇压就开始了。
1919年1月4日，即德共成立仅五天，艾伯特政府宣布解除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埃希霍恩的柏林警察总监职务，这是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惟一的政府职务。艾伯特政府的这一行动立即激起了柏林工人的极大愤怒。1月5日，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再次出现在柏林，有15万工人走上了街头，并成立了由独立社会民主党、革命工长委员会、德国共产党等团体代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德共中央委员会对形势进行了讨论，李卜克内西等人主张解除反革命武装，推翻艾伯特政府。卢森堡仍然认为，党不应该把夺取政权作为目标。1月6日，柏林50万工人涌上街头，高呼打倒艾伯特政府的口号。一部分武装工人占领了火车站、《前进报》社、警察局、电报局等战略要地。艾伯特等人被困在总理府，政府军大多处于动摇状态。为了号召士兵向11月那样支持工人，参加战斗，李卜克内西签发了革命委员会公告，宣布艾伯特政府已被推翻，由革命委员会担负起政府的全部职能。但是，广大士兵缺乏明确的政治立场，甚至柏林工人也没有作好夺权的准备，小资产阶级更是迷恋刚刚开始的“民主时代”，农村还处在沉寂状态，外省的工人尚未行动起来，就连革命委员会发出的夺权号召也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结果“整个发动就成为大量工人群众在柏林街头的乱七八糟的运动”。这时，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暗地派人与政府谈判，这给敌人以喘息之机，也涣散了群众的革命斗志。1月8日，政府中断谈判，并宣布“总清算的时刻到了”。反革命的令旗一挥，反动武装就向工人发动进攻。1月11日，国防部长、柏林总司令诺斯克从城外调集3000人开进柏林，对工人进行残酷镇压，德共总部和《红旗报》社被占领，德共一部分领导人被捕，白色恐怖笼罩着柏林。1月15日，德国工人阶级的杰出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一月起义失败。
柏林一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不同于以前所发生的任何一次起义。它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1919年1月19日，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下，艾伯特政府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获得44%的席位。2月6日，国民议会在小城魏玛召开，成立了以艾伯特为总统、谢德曼为总理的魏玛共和国。会议制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魏玛宪法，于8月1日正式生效。作为革命的副产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内容，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十一月革命的成果。
当然，十一月革命的成果远不止这些，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并没有结束革命，带有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斗争仍不断出现，甚至在局部地区掀起了高潮。1919年3月，德国南方的巴伐利亚成立了以社会民主党人霍夫曼为总理的政府。4月7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主义者赶走了霍夫曼，宣布巴伐利亚为苏维埃共和国。接着，巴伐利亚的许多城市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4月13日，逃到北方的霍夫曼在艾伯特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策动慕尼黑驻军发动叛乱。共产党人在危难之际，领导工人拿起武器击败了暴乱者，并建立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这是欧洲革命中出现的第二个社会主义政权。这样，由共产党领导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宣告诞生了。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国政府一成立，就宣布把铁路、银行、大企业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企业的监督制度，成立肃反委员会，组建红军，发展与苏俄的友好关系。
为镇压革命，1919年4月中旬，艾伯特政府及其同伙纠集武装，向慕尼黑发动猖狂进攻。5月1日，反革命军队攻入慕尼黑，虽然共产党人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5月5日，战斗结束，50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6000多人被捕。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标志着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结束。
十一月革命是德国农民战争以来最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欧洲爆发的最大的一次革命，是战后欧洲革命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成立了共产党，并奋不顾身地努力使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终因革命条件尚不成熟而被社会民主党右派阻止在第一阶段范围内。因此，德国的十一月革命，仍然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尽管一月战斗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带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且对德国革命的发展有着极其积极的意义，但作为十一月革命的组成部分，它们毕竟未能改变革命的整体进程，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插曲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场打上了无产阶级烙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特别是它建立了革命中出现的一个又一个苏维埃，受到了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的极大关注，也影响了列宁和随后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战略思想。
奥匈帝国废墟上建立的民族国家：1918—1919年
风雨飘摇之中。在霍亨索伦的威廉皇帝下台3天后，11月12日哈布斯堡查理皇帝逊位。
奥匈帝国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二元制”多民族国家。它的领土包括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等地。大战中，帝国内部矛盾加剧。帝国战败为各民族的独立提供了宝贵的机遇。1918年10月14日，捷克工人总罢工，打响了帝国内革命的第一枪，宣布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独立。11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宣告成立。10底，南斯拉夫士兵起义，群众运动兴起，宣布南斯拉夫地区脱离帝国，12月4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成立。
奥地利本土革命斗争，早在1917年已经发生，11月维也纳爆发了反战、支持俄国革命的群众性集会，要求停止战争、承认苏维埃政府。1918年群众性革命斗争继续发展，爆发了维也纳一月总罢工，在卡塔罗港演变为水兵苏维埃领导的战舰起义。在帝国内民族矛盾和奥地利国内革命斗争的交织的形势下，哈布斯堡王朝的丧钟敲响了。1918年10月30日，维也纳工人总罢工，成千上万的群众走上街头，要求成立共和国。12日皇帝逊位，奥地利共和国宣布成立，奥地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
与此同时，10月29日布达佩斯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罢工，要求停止战争，民族独立，斗争发展为武装起义。16日匈牙利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帝国解体的过程中，波兰摆脱了包括奥匈在内的三大帝国的统治，完成了民族统一。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实力强大的政党，但它在支持帝国内民族独立的政策上、支持和发展革命运动的问题上态度暧昧，由于力量强大，它始终把群众运动控制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
1918年11月3日，奥地利共产党成立。但新生的共产党没有注意深入发动群众，壮大组织，而是急于把群众运动推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同时，也想发动革命以支持匈牙利革命。1919年4月18日领导群众示威，宣布支持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由于政府镇压，转化为巷战和起义，但力量弱小，迅速失败。6月15日，在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百余名党的领导人和骨干被捕。为抗议这一反动措施，共产党人举行了游行示威。由于镇压再次转化为起义，共产党的力量受到了沉重打击。此后，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力量弱小，影响很小的状态下。这一方面由于党在政策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来自于社会民主党的打击，从而又进一步加剧了两党间的鸿沟。
匈牙利革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1919—1920年
匈牙利原本是奥匈二元帝国的一部分，国王由奥地利国王兼任，虽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但在外交、财政和国防等方面均受制于维也纳。长期以来，匈牙利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激化了奥匈帝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激发了各族人民的斗争热情。1918年10月，奥匈帝国战败，民族民主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10月30日，布达佩斯爆发“秋玫瑰革命”，工人士兵举行起义，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统治，匈牙利获得了民族独立。11月16日，匈牙利成立了以卡罗利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卡罗利政府推行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革，但它无力解决战争造成的经济崩溃和人民的温饱问题。恰在这时，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德国革命的发展，极大地指引了匈牙利这个新生共和国的走向。就在匈牙利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后的第4天，即1918年11月20日，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其成员主要由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和曾参加过俄国革命，刚从俄国回国的先进分子组成，领导人是库恩·贝拉。匈共成立后，以俄国革命为榜样，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确定为自己的战斗口号和近期目标，并为此而奋斗，从而揭开了匈牙利革命的新篇章。
匈牙利革命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卡罗利政府的极度恐慌，于是在1919年2月21日向共产党发动了进攻，逮捕了以库恩为首的大部分匈共中央委员和其他领导人，捣毁了党中央机关和机关报《红色报》编辑部，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卡罗利政府的暴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各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到3月中旬，11个州以及德布勒森等城市的官员被驱逐，大批由右翼社会民主党控制的苏维埃转向了共产党，工人退出社会民主党加入共产党，布达佩斯的士兵开始倾向革命，卡罗利政府实际上已经陷入瘫痪状态。
协约国于1919年3月20日由法国的威克斯上校向匈牙利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将其2/3的领土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并允许协约国军队通过匈牙利领土，否则将占领匈牙利全境。当然，协约国集团的通牒，也带有遏制匈牙利革命的意图，因为，匈牙利革命的迅猛发展也引起了协约国集团的不安，它们担心俄国的革命之光照射到中欧地区。可怜的卡罗利政府既不敢拒绝也不敢接受：拒绝将面临外部占领，接受将面对内部革命。卡罗利政府无可奈何地提出辞职，将政权转交给了社会民主党人，试图通过“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工人政府来保持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面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社会民主党根本无力控制局势，不敢单独掌握政权，遂不得不求助于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威信的共产党。
1919年3月21日，社会民主党派代表前往狱中同匈共领导人库恩·贝拉会谈。共产党人提出了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建立红军、企业国有化、宣布匈牙利为苏维埃共和国、同苏俄结盟等联合条件。社会民主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纲领，签订了两党联合协定，合并后称“匈牙利社会党”。同时，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当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首都的工人和革命士兵发动起义，解除了警察和宪兵的武装，占领了各主要战略据点。在失去武力基础和事实上已被推翻的情况下，卡罗利被迫签署了“辞职书”，交出了政权，匈牙利无产阶级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就和平地夺取了政权。正如匈共领导人之一的蒂波尔所描述的那样，“我们这里没有发生过任何战斗，也没有杀过一个人。……我们这里发生的，可以把它称做是政权的和平转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实现了当初的诺言，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并将无产阶级的这一辉煌成果以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匈牙利发生的一切震惊了巴黎和会，3月26日协约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英国将军史末资率团出使布达佩斯。史末资带来的谈判方案基本上取消了威克斯通牒的苛刻性条款，并表示解除对匈牙利的经济封锁，邀请匈牙利政府的全权代表参加未来的边界谈判。史末资方案实际上意味着协约国承认了匈牙利新政府。但是谈判未获成功，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拒绝了史末资方案。苏维埃政府“并没有打算将来我们能够依靠军事力量和常规战争来同协约国的军队较量”，而是把希望“寄托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红军身上”,为“堵死布尔什维主义的进路”，巴黎和会作出了武装干涉的决定。1919年4月16日，协约国纠集了以罗马尼亚军队为主，包括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军队在内的15万干涉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匈牙利发动了全面进攻。为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英勇抵抗，同时恳请苏俄红军西进，向匈牙利边界靠近，以实现两军会师。5月中旬匈牙利红军转入反攻，东线把罗军赶回蒂萨河，北线乘胜追击入捷境，并帮助成立了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鉴于匈牙利红军的强大攻势，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以巴黎和会主席的名义，于6月8日和13日先后照会匈牙利政府，要求其以撤军换和平，如不接受，协约国将发动新的入侵。
面对新的通牒，社会民主党力主接受，匈共内部却发生了分歧。萨莫里等少数人坚决反对接受通牒，库恩等多数人对俄匈两军会师失去耐性，认为“等不到俄匈两国红军会合之日”了。于是，匈牙利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决定，接受了协约国的条件，从捷境内撤回红军。但是，当匈牙利政府撤军以后，协约国并没有如约从匈牙利撤出干涉军。红军的突然撤退，挫伤了全国军民的斗志，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7月20日，红军总参谋长儒利耶叛变投敌，许多军官随之效仿，使红军的处境急转直下。8月1日，社会民主党右翼发动政变，解散苏维埃，代之以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佩德尔为首的“工会政府”。这样，匈牙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终在外国干涉军和国内反革命的联合进攻下被绞杀了。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虽然仅存在133天，但是，“对当时正在争取自由解放的各国劳动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并且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它推动了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牵制了协约国的大批军事力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苏维埃俄国的外部压力，有力地支援了苏俄反武装干涉的斗争。
匈牙利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它“和平得多”、“异常独特”，是在暴力基础上的和平夺权。匈牙利革命之所以能够和平夺权，第一是由于内政外交的严重危机使资产阶级政府无法继续统治下去。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帝国主义的干涉更加剧了它的危机。第二，共产党十分注意武装问题，争取了大多数军队的支持，还建立了众多的工人赤卫军，获得了对资产阶级的明显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府既不敢答应协约国的要求，又无力镇压革命，不得不和平地交出政权。列宁认为，匈牙利革命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革命榜样。
但是，匈牙利革命的失败证明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它既来自于党的不成熟性及其政策上的失误，还来自于因国土狭小不利于军事上的迂回、未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有效援助，特别还包括长期以来引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重视的外交失误。这一切都不同程度上加速了革命的失败。但是，如果把这些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那么应当说，在这些孤立的因素背后，还有一条把它们集中作用于共和国失败的“纽带”，或构成某种“合力”的桥梁。这就是领导者基本战略设想的理想化和脱离实际。当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时，共和国的创立者听到的是一片欢呼之声，有列宁热情洋溢的祝贺，有共产国际革命浪漫主义的宣言，这一切不仅使革命者失去理智，就连卡罗利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相信，中欧革命的胜利为期不远了。难怪“倡议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并为之奋斗的共产党人只陶醉于世界革命之中，在他们的脑海中不曾有过在敌对的环境中在一国或数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使他们的战略决策严重地偏离了实际，并由此影响到各项具体政策之中，从而失去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绝处逢生的希望。而一当理想化的东西无法实现，他们就失去了耐性，显得手足无措，并导致妥协退让，葬送了共和国的生命。
被遗忘的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
捷克斯洛伐克是匈牙利的邻国，它的斯洛伐克部分毗临匈牙利北部边境。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奥匈帝国解体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独立民族国家。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里的工人运动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到1921年前，这里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组织。1919年3月2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革命者纷纷聚集于布达佩斯，并建立了隶属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党的捷克分部和斯洛伐克分部。可是这两个分部既不统一，也没有与国内工人运动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虽然他们受当时整个国际共运内部乐观情绪的影响，盲目认为国内已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斯洛伐克分部还创办了《红色报》面向全国发行，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准备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他们的努力在国内并未取得成效。
无疑，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特别是不具备革命的形势和领导革命成功的力量。可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革命者仍把这里看作推进世界革命、巩固匈牙利革命成果的主要目标之一。1919年4月协约国集团开始武装干涉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5月30日，匈牙利红军进入斯洛伐克。到6月10日红军占领了许多城市和三分之一的斯洛伐克领土，建立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也随之被提上了日程。6月16日在普雷肖夫，以安·雅努塞克为首的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
可见，这一共和国的建立不是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库·贝拉当时就指出：“捷克发生的情况……不是由于内部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但无疑由于我们红军的工作，使捷克出现了政府更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理应是一种特殊形势下由匈牙利红军输出革命的产物。因此，它的成立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并没有引起普遍反响，并导致全国革命，共和国也从未超出过匈牙利红军占领的范围。6月30日，匈牙利红军开始撤退，刚刚建立两周的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也随之消失了。
由于共和国成立之前，许多措施的制定权掌握在匈牙利红军指挥员手中，共和国建立后，它表面上虽然取得了政府和国家行政的主动权，但正如6月25日《红色报》所指出的那样，它仍然是在“匈牙利苏维埃的同意下处理各项事务”，所以它的各项政策很少有独立的性质，基本是匈牙利苏维埃政策的移植。这不仅在于它完全接受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制定这些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而且更在于它基本照搬了那里的主要条文，甚至在某些细节上都没有变化。它实际上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的国外化。从这个角度讲，在斯洛伐克地区建立的这个独立国家，与当时民族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在大战后出现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斯洛伐克民族会议的重要决策就是斯洛伐克与捷克地方合并，从而恢复了中断三个世纪之久的独立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在这一重大变化仅仅8个月后，也就是就当人们仍沉浸于民族合并的欢庆之中时，又宣布成立独立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尽管它是苏维埃共和国，也同样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虽然当时的革命者总是把人民的这种情绪归结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煽动的结果，而实际问题却在于革命者违背了民族合并的潮流。另外，建立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初方针，是在把斯洛伐克合并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方针失败后产生的，虽然它比最初的方针是一个重大进步，并被称之为列宁民族自治原则的体现，但它仍然产生于匈牙利苏维埃政府，所以它在本质上仍是由外国确立的、脱离斯洛伐克民族实际的政策。后来，库恩·贝拉曾沉痛地指出：由于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的建立，“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沉浸在民族解放的欢乐之中，并在最大限度上支持本国资产阶级”。
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历史似乎极为简单，因为它在还没有什么重大历史活动的时候就匆匆消失了。但是对其历史意义的估价，却远比考察它的历史过程复杂得多，因为它毕竟是在极为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极特殊的产物。用现代人的目光来看，当时依靠外力或输出革命创造这样一个政权似乎是很荒唐的事情，但如果深入分析当时世界革命的整体环境，创立者们的心理状态，考虑到当时的全部复杂性，那么对创立者的主观动机和一切活动的革命性质，以及这一事件本身的革命性质，还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应该承认，它的产生是对当时的世界革命运动的促进，因为它鼓舞了正处于艰难奋斗中的俄国人民和匈牙利人民。为此，季诺维也夫和契切林分别代表共产国际和俄国苏维埃政府致电祝贺，《共产国际》杂志也发表了鲁得尼杨斯基的署名文章，对它作了介绍。它打击了正企图利用中欧军事力量干涉俄国革命的协约国阴谋，所以它对资本主义世界也是一个重大打击。另外，它所采取的一些社会措施，为人们此后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此后，这个地区之所以会成为捷克斯洛伐克重要革命基地，也与它播下的革命火种无疑是紧密相连的。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的出现，虽然主要不是本国革命的结果，尽管它本身也有许多问题，但创造它的活动仍然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大潮冲击下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它的建立本身也是一个革命性质的事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仍不失为当时中欧革命运动的一个片断，世界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意大利群众运动和都灵总罢工：1919—1920年
在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等城市共和国展现出一幅经济昌达的画卷，令其它国家羡慕不已。
然而，当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达到极盛时期时，“地理大发现”改变了意大利的命运。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异军突起，利用开辟新航路和新大陆殖民地甩掉了“骄傲”的意大利，意大利从此就一蹶不振了。虽然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一直没有掉队，但在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角逐场上，意大利越来越不是对手，乃至被世人讥讽为“乞丐帝国主义”。
1914年，不甘寂寞的意大利没有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客，而是加入到争霸的行列。起初是和德奥集团并肩作战，后来又同协约国一个战线。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使意大利成为一个战胜国。但是，意大利不仅没有得到投入协约国阵营的那份丰厚的“酬礼”，而且国内问题层出不穷，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大利成为协约国中矛盾最集中的国家。
在国内外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意大利的群众运动不断高涨。工人的罢工成为最普遍的现象，仅1919年就达到1871次；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也在一些地区自发地进行着，并得到士兵的支持。鉴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共产国际成立后，社会党于1919年10月在波洛尼亚召开代表大会，确定了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通过了退出第二国际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1919年11月，社会党又在大选中获胜，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这说明，社会党顺应了群众革命化的倾向，也说明它已经成为决定国内群众革命方向的惟一政党。
在战后意大利的革命浪潮中，都灵可称得上是“最红色的城市”、“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彼得堡”。在这里，由于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等“新秩序派”的领导，建立了“扎根于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无产阶级机构网”——工厂委员会。葛兰西认为，工厂委员会不仅是现阶段夺取政权的斗争形式，而且是无产阶级国家的胚胎，工人国家的初步形式。工厂委员会对工厂实行监督，是在生产地点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工具。工厂委员会推动了意大利革命形式的发展，也惊动了统治者。1920年4月初，资产阶级企图以同盟歇业的形式搞跨工厂委员会。但都灵工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50万工人用总罢工回答了资产阶级的挑战。为了保证斗争的胜利，社会党都灵委员会号召发动一个巨大的全国性的运动，并使之成为夺取政权的运动。这一号召得到了比萨和佛罗伦萨、热那亚和里窝那等地的响应。但1920年4月19日—21日召开的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会议否决了全国总罢工的决议，11天后，都灵总罢工失败。
都灵罢工失败后，1920年8月，由于企业主以同盟歇业来回击五金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更大的、以米兰为中心的、工人占领工厂运动在全国城市展开。斗争从冶金工业发展到机器制造、电力、纺织、化工、制革、玻璃等行业，并由意大利北部扩展到中部、南部，大工业的半数以上的企业被工人掌握，甚至波洛尼亚、佛罗伦萨市政府及热那亚港都被工人控制。米兰工人占领了城内所有的300家工厂，还建立了赤卫队。
在强大的革命洪流面前，资产阶级和企业主未敢动用武器，还答应实行工人监督工厂的法律和提高10—20%的工资。形势的发展似乎出乎意料，这对已经把夺取政权宣布为近期目标的社会党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社会党面临着两种选择：是把运动推向全国，还是在政府让步的情况下退却？在决定命运的时刻，社会党领导机关和全国工会“劳动总同盟”接受了政府提出的条件，停止占领工厂，强使罢工斗争停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意大利那样处于火热的革命沸腾之中。列宁认为，这里具备“比任何国家的工人更接近于胜利”的形势。在当时，如果社会党的领导机关决心革命的话，那么已经占领工厂的50万工人和愿意支持他们的40万组织起来的工人，完全有能力把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变成夺取政权的斗争。实际上，一些银行家、企业主和大地主，有如即将被宰杀的绵羊，已经在等待着社会革命的到来了。而意大利人民，在1920年9月本来是想进行多少次共产主义革命就进行多少次共产主义革命。然而，意大利社会党“在要求立即进行社会主义化方面令人觉得很像列宁，但他们并没有夺取政权的意图和计划。……进行革命的所有第一流的条件都已具备——只是没有开始革命的愿望”。结果，群众以无比的热情投入的一场社会革命，竟以毫无价值的退却而告终，当时西欧仅有的一场有可能发展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输掉了。就连资产阶级报刊事后也描述说：“意大利当时面临崩溃的危机，但没有爆发革命，这不是由于有什么人能堵死革命的道路，而是由于工会联盟不想革命”。难怪“工人深深感到失望，大批退出工会”。
社会党的领导机关对意大利革命的失败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当时，党内实际上存在着左、中、右三派，中派占据了多数，主导了党的决策。他们虽然不同意右派的观点，站在革命的一边，但在革命真正到来时，他们又不敢接受它，而叶公好龙似地将其拒之门外。中派之所以在革命即将胜利时又拒绝革命，主要是害怕革命后帝国主义对意大利实行长期的封锁。似乎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和封锁，吓坏了意大利的社会党人。可见，社会党不同于共产党，它并不是领导革命走向成功的党。1920年11月，社会党左派在伊摩拉举行大会，决定成立共产主义派。列宁非常重视这件事，专门写了《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一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1921年1月15日—21日，意大利社会党在里窝那市召开第17次代表大会，会上围绕是否加入共产国际等问题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斗争。由于中派和右派联合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以葛兰西和陶里亚蒂为首的左派毅然退出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月21日在圣马可剧院独立召开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意大利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看来，这是1920年8月革命失败的惟一成果。
英国和法国的群众性革命斗争：1919—1921年
说英国和法国是近代革命的先驱，甚至是榜样，恐怕没有人反对。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英国和法国的近代革命大加赞赏，称其为“孪生的火山口向外喷发”。然而，自从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以后，这对“孪生的火山口”就不再活跃了。于是，便有了列宁“落后的欧洲”之感慨，这是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和法国最真实的写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法国是主要参战国，虽然它们最终赢得了“胜利”，但却付出了历史上最惨重的代价。英国在战争中死亡94.7万人，受伤212万人，军费开支超过80亿英镑，国内外债务相当于战前的10倍；法国作为大战的主战场，阵亡者达130多万人，受伤者达300多万人，整个战争期间物质损失高达2000亿法郎，战后分别欠美、英160亿法郎、130亿法郎的外债。因此，英法两国战后所面临的困境使得“战胜国”的光环大为失色。更何况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危机往往有政治危机相伴随。1848年革命以后，英法这对“孪生的火山口”之所以没有发生“喷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一路畅通”。而这一次，英法的统治者就没有那么运气了，经济处于低迷状态，社会和政治问题自然就随风而至。当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在巴黎实现各自的“宏伟”计划时，国内大规模的革命浪潮已经此起彼伏了，革命的洪流已经滚滚而来了。
英国和法国的战后革命，与中、东欧的革命有很大的不同。形式上主要以罢工和群众运动为主，由于生活不能保障，它们的政府又在使用武力干涉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政权，因此这次革命把要求实现一些切身的经济利益和“不许干涉苏俄”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不许干涉苏俄”的运动说明，虽然两国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不能与中、东欧的革命相比，但它们也是十月革命辐射下的欧洲“革命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英国，汹涌澎湃的罢工运动和失业群众运动形成了宪章运动全盛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发生在1919年1月。首先是要求复员、反对参加进攻苏俄的士兵发生骚动，小规模的兵变和起义在许多兵营相继发生。然后是克莱德河工业区10万工人为缩短每周劳动时间而举行的罢工，“矿工联合会”提出增加工资及矿山、地下资源国有化和工人参加矿山管理等要求。工人团体全国代表会议为配合士兵反对参加进攻苏俄的行动，还成立了反对干涉苏俄宣传鼓动委员会。到1919年9月，“不许干涉俄国”运动全国委员会成立，它号召在全国普遍开展反对武装干涉苏俄，争取同苏俄建交的运动，强烈要求政府将英军撤除苏俄，解除对苏俄的封锁。1920年4月，波兰贵族发动了对苏俄的进攻。为声援苏俄，也为反对英国政府对波兰的军事支持，1920年5月1日，数十万工人打起“不许干涉俄国”的口号上街游行，同时，码头工人拒绝装运送往波兰的军火。1920年8月，“不许干涉俄国”运动全国委员会向政府提出了“工人最后通牒”，迫使政府收回了“寇松通牒”。列宁称赞这是“英国整个政局中的一个大转折”。
1919—1921年间，特别是1919年，英国罢工运动的范围和规模都使资产阶级政府感到震惊。另外，这一时期工人斗争的政治色彩不仅较前有了重大发展，而且形成了具有革命倾向的力量，1920年7月也成立了英国共产党。但是，这一时期工人罢工的中心主要还是经济利益和保证工人利益的政治立法，没有形成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政治运动。这一方面在于缺乏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以及1919—1920年间短暂的经济繁荣，更在于“宪章运动瓦解以后，……英国工人仍然在国内和国际上保持着对民主制度的无限忠诚”。但是，英国群众发出的“不许干涉俄国”的呼声，沉重打击了政府对苏俄的干预计划，有利地支援了苏俄的革命运动。同时，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根据1922年12月6日签订的英国—爱尔兰条约，建立了“爱尔兰自由邦”，作为大不列颠的“自治领”而存在。
在法国，1919年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120万人。参加人数最多、斗争规模最大的是“五一”政治大示威，全国各大工业中心几乎都加入到运动中来，仅巴黎就有50多万工人不顾当局的阻挠参加罢工和游行，并同军警发生冲突。5月8日，39万工人为反对“五一”节被杀害的工人洛纳举行葬礼，群众高呼“打倒克里孟梭”的口号。同一天，塞纳—马尔纳省的40多个乡村农业工人罢工，参加罢工的有6000多人。1920年，工人运动更加高涨，首先是铁路工人发难，紧接着是煤矿、海员、码头、五金、建筑、电气等行业的工人参加，人数达150万以上。
在1919—1920年的工人运动中，工人不仅高喊“打倒克里孟梭”的口号，而且还发出了“列宁万岁”的呼声；工人不仅要求改善生活、承认工会权利，而且还强烈反对政府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法国工人的保卫苏俄运动和法国士兵、水兵拒绝同苏俄作战的行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法国“不许干涉苏俄”的有效力量。1919年2月，法国派往苏俄蒂拉斯波和赫尔松的“远征军”发生骚动，他们拒绝同苏俄士兵作战。3月，派往敖得萨和克里木地区的一部分士兵在苏俄报纸上发表拥护苏俄革命的文章，一些法国士兵还参加了敖得萨工人的集会和游行。同时，驶往黑海的法国舰队，也发生了水兵起义，停驻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法国主力舰“法兰西号”和“让巴尔号”升起红旗，水兵要求政府停止武装干涉，并立即把军舰驶返法国。起义波及了法国黑海舰队的所有军舰，法国水兵甚至还和苏俄水兵举行了联欢。工人、士兵和水兵“保卫苏俄”的运动及其决心，迫使法国政府作出决定：5月1日前全部撤回起义的舰队，另派舰队到苏俄作战。然而，另派舰队同样遇到了麻烦，驻土伦港的“布罗温斯号”巡洋舰拒绝执行驶往黑海的命令，并发动起义，要求复员，并同政府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组建了工人、士兵和水兵革命委员会。水兵的英勇斗争迫使政府收回派军舰到黑海的成命，停止在南俄的武装干涉。
英国和法国的革命运动，虽然不能与他们以往的辉煌同日而语，但毕竟使沉寂了70年的革命又复出了，这的确是个惊喜。这对“孪生的火山口”再度“喷发”的意义，不在于它的规模和程度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一种状况，正如劳合—乔治所说的那样，“整个欧洲充满了革命思想”。特别是在保卫苏俄运动中所表现出的那股热情和强烈的呼声，的确难能可贵。当然，这里庞大的革命运动并没有摧垮资本主义的堤坝，英国和法国都没有像中、东欧地区那样，导致政治制度的巨变。群众运动虽然在两国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政府危机，但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制度。
四、欧洲革命高潮的最后一幕
德国的“三月发动”：
十月革命革命后出现的欧洲革命高潮，随中、东欧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相继完成，以及芬兰、匈牙利、巴伐利亚、斯洛伐克四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夭折而逐步低落了下来。1920年8月，苏联红军曾经追击波兰军队至华沙城下，一度又燃起了欧洲各国党的希望之光，并把苏俄红军的西进设想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形式。但是，红军兵败华沙，不仅没有成功地向欧洲输出革命，就连波兰的社会主义也没有成为现实。西欧强大的罢工运动也明显减弱。从1921年起，欧洲革命实际上已经渐趋平息。共产国际虽不得不承认：“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至今尚未处于共产主义影响之下。”但仍坚持认为革命的低落仅是暂时现象，各党内许多人仍认为，只有坚持进攻策略，才能再次振奋群众的革命情绪，迎来新的革命高潮。1921年德国的3月发动，就是这一左的思潮的产物。
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然而，“德国革命保留的东西要比它改变的东西多。权力主要落在旧统治者手中，而这些旧统治者永远不会接受新秩序”。
旧德国的许多东西，特别是旧军队和军事系统完好无损，依然如故。因此，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德国一方面存在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一方面存在着旧军队复辟的可能性。事实正是这样，共和国成立一年零四个月后，即1920年3月13日，发生了以民族党中央委员卡普和国防军反动军官吕特维茨领导的，以暴力推翻共和国、恢复容克—大资产阶级专政，重建君主政体的反动政变。在保卫11月革命成果的斗争中，德国共产党获得了很大发展。特别是1920年12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和德共合并后，德共群众化进程进一步发展，成为共产国际中仅次于俄共的第二大党。但是党内在今后的发展政策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一些人坚持左的进攻政策，并得到共产国际主要领导的支持。以列维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党的基本政策应是进一步争取群众的大多数，团结各工人政党和组织，反击资本的进攻，为未来夺取政权做准备，而不是立即采取进攻政策。为此，1921年1月7日，德共中央发布了致几个工人政党和组织的《公开信》，呼吁工人阶级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反对资本的进攻，争取增加工资，改善人民的生活，解散反革命武装和建立劳动者自卫组织。《公开信》把党的争取群众大多数的政策具体化，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拥护。
然而，这一正确的政策既遭到党内左派的反对，也受到共产国际主要领导的批评，并派出代表参加德共二中全会。会上，坚持争取群众政策的领导受到批评，他们愤然辞职。左派领导占据了党的主导地位，党的政策也迅速向左摆，进攻政策成为主流。
3月初，季诺维也夫等背着列宁，委派库恩·贝拉率一个工作小组到达德国。库恩·贝拉这个前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早在1920年初就著文认为：德国在客观上已经准备好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1921年初，他又主张德共应立即发动革命的进攻。此次，他带来了一份秘密计划，以推动德共立即组织武装起义。计划选择德国中部哈雷地区为发动进攻的中心，因为这里党的力量最强，由这里发动，然后推向全国。这个冒险计划虽遭到蔡特金等人的反对，但和左派领导的想法一拍即合，得到了他们的积极的支持。3月4日，党中央发表《告德国工人阶级书》提出：“德国工人阶级只有进行直接的战斗，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才能拯救自己”，透露了准备起义的意图。党的三中全会通过了库恩·贝拉的计划，明确提出了推翻政府的口号，并确定27日出击。当时估计会有200—300余万人参加。
可是，当起义准备之际，政府已抢先在中部地区动手了。3月18日，几千名警察和军队开进这一地区，德共的起义计划被迫提前执行。19日，党的地区委员会号召工人立即罢工。自21日起，德国中部的工人，从曼斯菲尔德煤矿区开始，相继罢工并转化为起义，三月发动就此揭幕。
德共原以为战斗打响便会得到全国工人的积极响应，在全国燃起革命的熊熊列火。所以，它于24日发出了全国总罢工的号召。岂知事与愿违，由于大部分工人不理解，响应者寥寥，全国900万工人只有20万人参加。中部工人孤军奋战，力量悬殊，很快失败。4月1日党中央宣布停止总罢工，三月行动结束。
三月发动给党带来灾难性后果。许多人牺牲，6000多人被捕，4000多人被判刑，已争取的一些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被剥夺，许多党员对党发生了动摇而退党，党的队伍锐减了一半以上。库恩·贝拉悄悄回到莫斯科。
三月发动失败后，党内左派不仅没有汲取血的教训，反而继续坚持错误的进攻理论，宣称：“党如果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坚持作为三月行动的根据的革命进攻路线，坚定不移和满怀信心地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3月29日蔡特金和列维致信列宁，反映了德共面临的实际情况。4月16日列宁在回信中，首先肯定了德共中央1月《公开信》是“正确的策略”，承认自己对三月行动毫不知情，但相信这一行动是“愚蠢的策略，过左的策略”。这时，列宁已感到了欧洲革命形势的变化，要求即将于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认真讨论政策转变的问题。会前他在同蔡特金长时间的谈话中，进一步批评了进攻理论，他指出：“那算不算一种理论？绝对不是。那是一种幻想，那是浪漫主义，地地道道的浪漫主义。”
也正是对这一动的总结，推动了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
保加利亚的九月起义：1923年
1921年后，各党按共产国际的工人统一战线政策，发展党的队伍，联合各工人政党和组织，共同反击资本主义的进攻。各国革命运动在低落中发展。1923年，由于保加利亚、德国、波兰先后在9月、10月、11月发动了罢工和起义，欧洲重新出现了革命新高潮的迹象，然而，三国革命既没有获得成功，也没有能够造成欧洲革命继续高涨的新阶段。相反，它成为欧洲革命高潮中最悲壮的一幕，而且是最后一幕。按照共产国际的总结，它是“这个时期的最终一环”，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和发展时期的“开端”。
保加利亚九月起义是1923年三国革命的第一仗，它和本国六月法西斯政变后的形势发展紧密相联，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和保共错误决策的结果。
保加利亚1908年摆脱了对土耳其的臣属关系，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然而，1914年，保加利亚政府悍然加入德国和奥匈的同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幸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的革命宣传，激发了前线士兵的反战运动和士兵哗变，保加利亚被迫退出战争。1918年9月，斯坦鲍利斯基领导的农民联盟发动了起义，裴迪南国王下台。农民联盟参加了新政府，1919年10月，斯坦鲍利斯基出任首相，组成了农民联盟政府，实行了许多进步的改革措施，旨在巩固小生产者的地位，限制资本发展。但1923年6月8日夜，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和马其顿民族主义分子发动政变，推翻了以斯坦鲍利斯基为首的农民联盟政府，组成了以詹科夫为首的法西斯政权，建立了法西斯专政，镇压了农民联盟，残酷屠杀革命群众，将全国置于白色恐怖之中。
保共是国内第二大党，拥有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支持。但在较长的时间里，它忽视了保加利亚是一个农民占80%的小农国家的特点，认为农民联盟是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保共的任务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从而拒绝同农民联盟建立统一战线。所以，在这场政变中，它作为国内颇有影响的大党，错误地把这场政变单纯看作城市资产阶级同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采取了超然不介入的态度。政变当晚，保共中央发表宣言说：“今晚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我党既不能支持旧的政府，也不能支持新的政府，一定不要卷入城乡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中去。”甚至普列文市的共产党人自动抗击政变，还受到了党的领导机关的申斥，并责令停止抵抗。
正在召开执委会第三次全会的共产国际，高度重视保加利亚的局势，并在最后一天专题讨论了保加利亚问题。执委会认为，保共没有像俄共、德共反击科尔尼洛夫和卡普叛乱那样，为保卫民主革命的成果而奋起斗争是错误的，所以，詹科夫的上台是保共决定性的失败，“不仅证实了反革命力量日益增长，而且也是保共消极策略的结果”。政变前保共没有与农民联盟结成统一战线阻止政变，政变后又没有在詹科夫立足未稳时乘机起义，丧失了一次夺取政权的机会。它要求保共迅速改正错误。共产国际的上述分析是正确的。但同时，由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保加利亚国内形势，又错误的决定了立即准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政府的方针。全会通过的《告保加利亚工农书》，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反对詹可夫法西斯集团，为建立工农政府而斗争。会后，保共中央书记、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科拉罗夫被派回国内，帮助保共中央转变立场，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
由于科拉罗夫中途被捕，到8月初科拉罗夫获释，才召开了保共中央非常全会。科拉罗夫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政府的指示，帮助党的领导转变立场。会议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方针，预定10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同时起义。为此，决定做好军事准备，筹集武器。并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区，组成了每个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作好政治准备，同社会民主党、农民联盟的残余组织等谈判，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为准备起义，保共中央从8月14日起，连续在报刊发表文章，宣传建立包括一切反法西斯组织和力量在内的统一战线。16日又分别向农民联盟、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党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议和共同行动纲领。纲领要求建立工农革命政府，解散一切法西斯组织，实行8小时工作制，恢复民主自由的权利，把土地分给农民，对苏俄实行友好外交。由于社会民主党拒绝了共产党的建议，共产党和农民联盟左翼达成了共同反法西斯的协议。
詹可夫政府觉察到保共准备武装起义的动向，于9月12日宣布全国戒严和保共为非法组织，对共产党机关进行袭击，逮捕了2500名党的骨干，党的机关被搜查，报刊被查封，形势突变。9月20日，保共中央决定在9月22日至23日提前发动武装起义，西北地区弗拉查州为起义中心，并成立了由科拉罗夫、季米特洛夫和盖诺夫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起义。各地也相应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积极开展起义的准备工作。由于准备仓促和法西斯政府的破坏，起义未能完全按计划进行。有些地方因法西斯政府的挑衅而提前起义，如斯塔拉萨哥拉州；有些地方则因党组织遭到破坏等其它原因而迟迟未见行动，如工人比较集中的索非亚、普列文、瓦尔纳、苏门等中心城市。南部和东北部的许多地区虽然发动了起义，但因互不联系，很快被各个击破。只有弗拉查州的起义者在22日夜举事后攻占了一些城镇，科拉罗夫、季米特洛夫在24日来到这里，指挥起义队伍在州内扩展，而且把战火蔓延到贝尔科维察州。经过几天的奋战，起义者击溃了法西斯军队的进攻，控制了西北大部分地区，普遍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但法西斯政府迅速调集大量军队对这一地区的起义进行围剿。起义者浴血奋战，但终因力量弱小而被镇压。28日，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部分起义队伍撤往南斯拉夫。起义失败后，整个保加利亚淹没在血泊中，2万共产党员、工人、农民被杀，更多的人遭到逮捕，科拉罗夫和季米特洛夫流亡国外，被缺席判处死刑。
九月起义是世界上第一次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反法西斯武装起义，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可歌可泣，对于这一行动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史上的地位不应否定。但另一方面，也应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行动并不是客观形势成熟的产物，因为，当时法西斯政权正在得势之时，并不具备革命的形势和条件，起义是在准备极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而且共产党人基本是孤军奋战，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所以，这一行动在战略上又是不正确的。党在六月政变过程中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此后，共产国际和保共又不顾客观形势，采取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策略，从而给革命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保共领导机关也被迫迁往维也纳。
德国的十月行动和汉堡起义：1923年
正在保加利亚酝酿起义的时候，德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也急剧动荡。这一局面是1923初发生的鲁尔危机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法德两国历史上的恩怨，法国试图利用德国战败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它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坚持国际联盟是一个遏制德国的体制。而德国对于那个灾难性的《凡尔赛和约》恨之入骨，德国人普遍将其斥之为“奴隶条约”，“差不多每一个德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是‘修正条约派’”。但是，法国不依不饶，居然于1923年1月11日联合比利时出兵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以做赔款抵押，形成了鲁尔危机。
法、比的占领，并没有使德国屈服，反而导致了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古诺为首的德国政府以“消极抵抗”政策予以还击。这种政策虽然对击败法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使德国经济陷入混乱瘫痪状态：通货膨胀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马克贬为了原值的四十五分之一；失业人数激增，1923年4月失业工人占全体工人的1/17，半失业工人占1/6；人民生活极端困苦，1—3月，德国食品价格平均上升300—400%，工人每周工资只能维持两天的生活，其他中下层群众的生活也十分艰难。这样，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形势下，国内社会矛盾激化。这种情况下，群众运动开始高涨，并逐步由经济要求转向政府危机。
1923年5月1日，柏林70万群众在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慕尼黑、埃森等城市的劳动人民也不顾当局的镇压走上街头，1923年德国革命风暴拉开了序幕。5月，鲁尔被占区的40多万工人举行大罢工，有些地方的工人占领警察局，并夺取了武器。7月，罢工斗争、反饥饿游行和群众大会，把革命运动推向高潮，锋芒直指古诺政府。8月12日，德国共产党和全国工厂委员会联合发出号召书，要求古诺政府辞职，解散国会，建立工农革命政府，改善群众生活，解除全国紧急状态，释放政治犯。当天，柏林工人响应号召，发动了300万人参加的政治总罢工。随后，鲁尔、法兰克福、科伦等城市也都爆发了罢工和群众游行。这就是德国1923年的五月危机和八月危机。八月危机把群众运动推向高峰。古诺政府在巨大的革命声浪中下台，由资产阶级人民党领袖斯特莱斯曼继任，组成了有社会民主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新政府为稳定局势，于9月23日宣布停止“消极抵抗”政策，在英、美干预下，谋求与法国的和平，这意味着1923年国内危机的根源正在消除。同时政府在调集军事力量，加强了对国内的控制。所以8月后群众运动的浪潮逐步减弱。
在德国革命形势转变之时，远在莫斯科的俄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情绪却逐渐高涨起来。他们认为，德国革命的时机再次来临了。这时，俄共已作出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的结论。共产国际内关于德共应立即组织革命，夺取政权的基调已定了下来。于是，德共中央领导和党内早就要求采取革命行动的左派反对派代表，被邀请到莫斯科。9月21日—10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有俄、德、法、比、捷、意共产党参加的会议，商讨德国革命的问题。会议确定了进行革命的方针，并制定了行动计划，规定：共产党首先加入萨克森和图林根两州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以此为基础，依靠工人组织的力量搜集武器，武装几万名工人，建立红军，然后，开始全国总罢工，并转变为武装起义。起义的具体时间定于会后4—6周内举行。
这个行动计划是脱离实际，夸大革命力量，急于发动革命的产物。因为，这时群众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导致国内危机的根源正在解决，斯特莱斯曼政府已采取了防止和镇压革命的手段，于9月23日宣布全国戒严，并大肆逮捕罢工工人和共产党员，查封工厂委员会的中央机关，查禁共产党的报刊。如果冷静客观地分析形势，那么，德共这时需要的是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积蓄力量，进行防御性斗争。
然而，从共产国际传来的武装夺取政权的号令在国内开始实施。党的主要领导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俄国的军事顾问相继回到德国。10月12日和16日，德国中部地区的萨克森和图林根相继建立了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工人政府”。10月20日，德共中央决定发动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建立全国性工人政府。但是，德共无法筹集到粮食和武器，工人不能武装起来，这是起义遇到的第一个挫折。德国政府于19日派兵进驻了这两个洲，政治和军事形势骤变。
即使这样，德共还是决定于10月22日进行全国总罢工，夜间举行武装起义，并以汉堡起义作为全国起义的信号，立即派出信使通知各地党组织。10月21日，全国工厂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等工人组织在开姆尼茨举行代表大会，当德共主席布兰德勒向大会建议举行起义时，绝大多数代表表示不能接受。受工人代表的影响，一直坚持起义的布兰德勒转而说服德共中央大多数成员作出了延缓起义的决定。但是，传达延缓起义的信使赶到汉堡时，那里的武装起义已经在23日清晨开始了。在台尔曼的领导下，300余名武器不足的共产党员工人分头袭击了郊区的17个警察所，夺取枪支武装自己，迅速控制了郊区的工人住宅区，并宣布成立工人苏维埃。斯特莱斯曼政府派来大批国防军、海军陆战队和警察一起向起义者发动进攻，起义者与当地6000名拥有优势装备的军警展开了60个小时激烈的街垒战。在工人的感召下，“汉堡”号巡洋舰的水兵拒绝向起义者开枪，支持工人的革命运动。但是，由于其它地区的工人起义没有按预定时间发动，汉堡起义陷入孤立境地。最后，在得知党中央决定延缓起义的决定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党领导机关决定实行退却。10月25日晚，起义者在台尔曼的指挥下实行了有秩序的撤退。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汉堡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10月30日和11月12日，萨克森和图林根两地的工人政府也相继被反动武装力量所镇压。23日德共被取缔转入地下。至此，德国1923年革命宣告结束。
汉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是德国十月行动中惟一的战斗，形成了整个行动的高潮，也是整个行动的缩影。汉堡起义的失败证明，德共关于延缓起义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真的举行全国性的起义，其后果是不难想象的，革命力量将会受到更大的损失。不过，争取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再度失败，对德国革命和这个国家今后的政治走向已产生了很大影响，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波兰克拉科夫工人起义：1923年
波兰位于欧洲中部，是连接东西欧的桥梁。在近代历史上，介于德俄两大强国之间，是欧洲列强必争之地，是它们的“一个决战场”。波兰在夹缝中生存，1772年、1793年、1795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曾三次被异族瓜分。优秀的波兰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举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的民族起义，他们用鲜血浇灌了民族独立之树。
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根据列宁的建议，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废除沙皇政府与普鲁士、奥地利政府签定的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并承认“波兰人民独立和不可否认的权利”。而德国和奥匈帝国，虽然仍坚持在前线，但接二连三的失败及其内部爆发的深刻革命，也注定了它们在波兰统治即将走向终结。1918年11月，波兰在一场革命中复国，重新获得了独立，在卢布林建立了“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由达申斯基任总理。但是，这个临时政府成立才几个月，就发动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
这场短暂的俄波之战，起因出于波兰的领土。而协约国为了消灭苏俄，也支持波兰，把波兰作为对苏进行新的军事干涉的主力军。在协约国的大量援助下，波兰的军事力量不断得到加强，到1920年，波兰军队已有74万人。1920年4月25日，波兰向乌克兰发动了进攻，5月6日占领了基辅。苏俄红军奋起反抗，收复失地，挺进波兰。但由于战线过长，后援不足，特别是战争打到波兰境内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波兰人民的民族感情，波兰工人“未能起来响应红军的攻势，红军在华沙门口被挡了回去”。列宁也承认，“我们没有能争取到维斯瓦河西岸和华沙的波兰工业无产阶级”。
1921年3月18日，苏俄和波兰在里加签定条约，苏俄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划归了波兰。
1923年秋，波兰出现了复国后的第一次革命斗争高涨的形势。这年9月，上西里西亚矿工举行罢工，工人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等要求，冶金、电信和铁路工人群起响应，罢工很快就蔓延全国。为了打击革命领导力量共产党，10月13日，波兰政府阴谋制造了华沙火药库爆炸事件，并嫁祸共产党，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实行大逮捕，同时强行解散工会。波兰工人奋起反击，克拉科夫的铁路、邮电和纺织系统的40万工人首先发动罢工。11月5日，爆发了全国总罢工。这次罢工是为了对抗政府试图用暴力镇压要求增加工资的铁路、邮政工人，由波兰社会党号召发动起来的。11月6日，克拉科夫罢工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并与军警发生冲突，展开了街垒战，罢工演变成为武装起义。政府派来镇压的部分士兵拒绝向起义者开枪，甚至把枪枝交给了工人。在军队被迫退出后，工人控制了克拉科夫的大部分地区。11月7日，波兰政府取消了戒严令，同意和工人谈判工资问题。社会党认为罢工的目的已经达到，并接受了政府的“让步”措施，停止总罢工。克拉科夫的工人也交出武器，停止起义。当工人放下武器后，政府却残酷地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克拉科夫起义失败。
1923年爆发的3国革命，虽然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条件成熟的产物，但它仍然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从这个角度上说，它也仍然是1917—1923年欧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是这场革命的最悲壮的一幕，而且是最后一幕，可是，对它的革命地位不能否定，对先驱者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决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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