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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闭幕后，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由于反动势力的包围和封锁，商业停滞，工厂企业纷纷倒闭，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财政亏空严重，工人、店员大量失业，土豪劣绅、反动军官们乘机捣乱。汪精卫等攻击和破坏工农运动的言行越来越多。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通电攻击武汉政府。17日，他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被武昌卫戊司令叶挺部击退。5月21日，原由军阀部队收编而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下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使长沙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下。这在当时称为马日事变（当时电报中以韵目代日，“马”即21日）。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在6月6日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并开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
鲍罗廷和陈独秀等在这种情况下，仍把希望寄托在北伐军同冯玉祥部的会师上。北上的国民革命军经过浴血奋战，以伤亡一万四千多人的巨大代价(共产党员最多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伤亡最大，优秀指挥员、共产党员蒋先云在作战中牺牲)，击溃了奉军在河南的主力，使东出潼关的冯玉祥部得以在5月31日占领郑州。6月10日至12日，武汉国民政府领袖汪精卫、谭延
、孙科等在郑州同冯玉祥开了两天会议，决定将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冯玉样独揽，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全部回师武汉。这时，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已发生很大变化，提出停止南京和武汉之间的对立等主张。6月20日，他到徐州同蒋介石等举行会议，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随后，他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要求将鲍罗廷解职回国，并将国民军联军内部的共产党员和大批政治工作人员解职。
这一来，鲍罗廷和陈独秀的“西北学说”完全破产，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步伐大大加快。
局势越来越危急了，陈独秀和苏联顾问等依然一筹莫展，对自己的力量毫无信心，一味害怕刺激汪精卫、唐生智等，继续执行退让政策，以为这样才可以便汪、唐等找不到分裂的借口。他们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解散了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这一切并没有起到稳定武汉国民党的作用，只是更加助长反动势力的气焰。一位苏联顾问在日记中说：“武汉越来越像南京了。”（〔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185页。）武汉的反革命政变随时可能发生。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执委会曾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给中共中央发来相应的指示(即“五月指示”)。其要点是：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把农民协会变成乡村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两万共产党员；没收地主土地。虽然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但这个指示是把当时挽救时局的关键问题提出来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革命当时有可能轻易取胜；而是说，采取这种果断措施之后，党将有可能同汪精卫集团进行有力的斗争，一旦发生突然事变，也可以在早有戒备的状态中给反动派以有力的反击，而不致遭受过分惨重的损失。但是中共中央认为，“五月指示”提出的任务是难以实行的，仍然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最后拉住汪精卫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提出意见书，批评陈独秀。陈独秀当面将意见书撕毁。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投到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他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思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现在已处在“革命之危急存亡的时候”，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因此，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7月14日，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随后在汉口公开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指孙中山——引者注)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阎的工具而已。”她严肃地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了三年多的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下发动的大革命，在中国的国土上掀起了规模空前的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革命大风暴，基本上推翻了遭受全国人民痛恨的北洋军阀的统治，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使人们在思想上受到了一次相当普遍的革命洗礼。尽管这次大革命最后失败了，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消除的，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继续前进的新的起点。
这次大革命的失败原因，从客观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暂时比革命阵营的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因此获得巨大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缺乏斗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一些重大问题中动摇不定，而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革命措施，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使革命遭到失败。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虽然对这次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所出的主意有些是正确的；但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出了些错误的主意，这对酿成中共领导人的投降主义错误是有影响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
这一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了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所有这—切，为党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