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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主义派——引者注)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李大钊文集》下，第444页）同年3月，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并“以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共同声明。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1921年春，见《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参加党的一大的有来自七个地方的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因亲、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权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思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憎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大会虽然也主张“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军阀。但并没有制定出党在民族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选择，并且有坚定的革命决心，但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还了解不多，还不懂得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在中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还很微弱、严重地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立刻直接实行社会生义革命，需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于这些问题，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可能认识清楚。
大会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因为党员少”，关于“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大会通过的党的第一次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个争的精神”，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成立时就不是单单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且十分注意同本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它的一个重大优点。
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大会十分注意党员的质量。大会“决定接受党团要特别谨慎，严格审资。”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通过的纲领还规定。中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在入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分都应保守秘密”。可是，在党只是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的成员的状况难免还比较复杂。就拿党的—大的12个代表来说，后来也有分化：多数人—直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坚持中国革命事业，有的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象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人来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党成立后不久就被清除出党；还有些人中途脱离党，有的甚至背叛革命。这种现象，不仅对一个初生的党说来是并不奇怪的，而且在党后来发展为广大群众性的党的时候，其主体是由健全的坚强的分子组成，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杂有或产某些不坚定分子、变节分子和异己分子。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等3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燕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
党的第—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或稍后—点的时间，同党的上海发起组没有联系的一批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地酝酿建党。1920年7月，一批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在蒙达尼公学集会。蔡和森在会上“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他还问李维汉等商量过“准备成立—个共产党”的问题。“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6
、15页）1921年夏，利群书社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廖焕星：《武昌利群书社》，1953年）。1923年冬吴玉章、杨阁公等二十余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以后，中国青年共产党也自动取消，要它的成员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吴玉章回忆录》第156、360页）。这些事实说明，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最觉悟的革命者的共同要求，是实现形势发展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成立，决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第—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另—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中国工人阶级虽然还比较年轻，许多工人从前还是小生产者，但是它身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革命要求极其强烈；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缺乏改良主义的深厚的经济基础；中国也没有经过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产生幻想。所以，党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的影响。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是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以往其他政党不同，一开始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去做群众工作，所以，尽管最初人数很少，却立刻使旧社会一切腐朽势力深感恐慌。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在萌芽状态时，就被斥为“过激主义”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1920年4月，北洋政府根据美国乏加哥宪报访员“关于防止过激主义说帖”致电各省区督军、省长、都统，饬令他们对所谓“过激主义”严密防范。（《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407》，见《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20页。）12月，北洋政府国务院根据步兵统领王怀庆呈文致函内务部，命令他们拟定惩治“过激党人”专条。王在呈文中惊呼共产主义的传播“其祸甚于洪水猛兽”，应“严加防范，以遏乱萌”（《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495》，见同上书，第623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就不得不处于非法的秘密状态，到反动军警的严密搜捕和血腥镇压。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是中国其他政党很少遇到过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它由于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能够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逐步地而又牢固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根来，使自己发展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象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首先需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活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前人没有遇到过的缺乏现成经验的艰巨工程，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因此，党要搞好自身的建设，要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方针、政策，不能不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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