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华法教育会两个《通告》发布后，广大勤工俭学生陷入极大恐慌，束手无策；一些学生为自救而建立的团体，也仅限于小范围的互助或各省的自为解决。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及其领导的团体，才代表了广大勤工俭学生的利益和要求，提出根本解决勤工俭学问题的各种主张，并领导了两次重要的斗争。

    第一次是１９２１年春勤工俭学生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斗争。但是，这次斗争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权并不统一，由于他们对勤工俭学运动的认识和主张不同而分为两派，因而运动也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派是以蔡和森为首的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为代表，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勤工俭学已经不可能，运动必将失败，工读主义必然破产。因此他们发出《通告》，公开宣判勤工俭学运动的“死刑”，“取消工读主义”。主张由政府津贴每人每月四百法朗，以四年为限，解决勤工俭学生问题。他们提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口号，以此作为“社会革命的发动点”。【注: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１，第２７页。】因为他们是以蒙达尔为活动中心，被称为蒙达尔派。

    他们的主张得到云集在巴黎失工学生的支持和拥护。２月下旬，北京政府来电：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责成公使馆负责办理。公使馆、华法教育会等四机关成立善后委员会，通告学生速往报名，由公使订购船票。这些使“歧路徬徨之人，恨怅而群趋巴黎”，在巴黎失工学生激增到四、五百人。蒙达尔派成员也到巴黎参加斗争。２月２７日，巴黎学生和各地代表举行会议商讨对策，经讨论，会议接受蒙达尔派主张：请使馆向政府请求每月每人发给四百法朗，以四年为限；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比利时中比大学向勤工俭学生无条件开放；并决定次日采取“直接行动”。于是２月２８日，在蒙达尔派成员率领下，四百多名学生到中国公使馆请愿。这是著名的“二·二八”斗争。这次斗争由于公使陈篆请求法国警察干预而失败了。但却也迫使公使馆将发维持费的期限延至三月，暂时缓和了学生绝粮的危机。蒙达尔派继续研究今后的斗争。

    另一派是以赵世炎、李立三为首的劳动学会为代表。他们认为，勤工俭学运动还有发展前途，应该坚持到底，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就牺牲工读主义的宗旨。工读主义是促成知识阶级和劳动阶级接近的“切好机会”，只有它们携手，才能“推倒”资本主义。“勤工”是勤工俭学运动的根基，不能动摇，主张以“勤工”来确保自己的生存权和求学权，反对向政府乞求津贴【注:佐夫：《读蒙达尔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旅欧周刊》第６７期,１９２１年２月１９日.】。因此他们被称为勤工派，其活动中心在克鲁佐。

    勤工派的主张也得到许多学生的拥护和支持。当蒙达尔派组织“二·二八”斗争时，他们极力反对，决不参加。他们竭尽全力向各方交涉“觅工”，多得工位。以劳动学会为首的各团体，还联合向法工部劳动公司进行交涉，果得许多工位。为此，他们动员和组织其成员及其他学生到工厂“勤工”，甚至去做那些法国工人不愿做的苦工，以贯彻其主张。为了巩固这一成果，他们积极扩大组织。３月，劳动学会联合主张“勤工”的各团体，成立了勤工俭学同盟，后来又进一步扩大，组成勤工俭学会，会员迅速发展到二百余人。他们在厂“勤工”的同时，努力进行华工工作，试行知识分子与劳动阶级相结合。

    第二次是１９２１年９月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这次斗争，马克思主义者联合了起来，实行对运动的统一领导。

    经过斗争实践，两派的思想都有了变化。勤工派学生在三、四月间还能找到一些苦工，到“五、六月后，连苦工的位置都不易见了”，哪怕是那些“人间最辛苦”的劳动岗位，也难以保持。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失业的行列。那些在厂勤工的人，由于生活费用昂贵，微薄的工资“开销净尽”，根本谈不上储蓄，无法实现俭学的目的。这样，勤工派的人数越来越少，原来支持他们主张的人也难以继续下去了。力量孤单了，工读主义信仰也动摇了。６月６日王若飞等勤工派的二百多人开会，要求“将里昂、中比两大学改建工学院，收容勤工学生，函请使馆主持”。【注:奇峰:《留法勤工俭学生经过纪实》,《留法勤工俭】这一主张提出，标志着勤工派学生改变方向，并与蒙达尔派的主张趋于一致。蒙达尔派由于“二·二八”斗争，迫使公使馆将维持费延长到三、四月。５月，又成立了中法双方人士参加的中国青年监护委员会，将使馆所筹的遣送费、法国方面的捐款等，移作维持费继续发放。但他们只是维持，并不想根本解决勤工俭学问题。学生既无工作，又无法俭学，不能实现来法的初衷。蒙达尔派又总结了不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斗争的教训，因此迫切要求两派联合，统一行动，以求勤工俭学问题的根本解决。

    为了两派的联合，赵世炎专程到蒙达尔与蔡和森会谈，“结果意见完全一致，双方表示争论已经过去，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大家都谈马克思主义”。为了增进彼此的了解与团结，王若飞特地搬到蒙达尔，和他们共同劳动。工学世界社的重要会议，邀请赵世炎、李立三出席。蔡和森和赵世炎还进一步讨论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问题。对于团体的名称，蔡和森主张叫少年共产党，赵世炎、李立三开始主张叫共产主义同盟，后来则表示“名字不计较，只希望有这么个核心组织，把华工会、勤工俭学会统一领导起来”。【注:李维汉１９８０年７月９日题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这时，正式组织虽未建立，但统一领导运动的核心已经形成。

    里昂中法大学原是李石曾等以解决勤工俭学问题的名义筹办起来的，学生一直对它寄于特别的希望。但里大当局发出通告，拒绝向勤工俭学生开放，而又在国内另招学生，近期即将到法，他们深切地感到“被抛弃了”，不能不采取行动。维持费的突然停止，更激成事件的爆发。中法政界有关人士，因学生反对中法秘密借款，蓄意报复。正如周恩来当时所说的：“你破了他的大饭碗，他自然也要打碎你的小饭碗”。【注:李立三:《对世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５２７页。】于是中国领事馆遵照“法外交部的意思”，正式宣布“自九月十五日后截止维持费。”【注:周恩来：《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赴法勤工俭】法国各地工厂、学校和旅馆也纷纷对学生下“逐客令”。陷于绝境的勤工俭学生便奋起“直接行动”了。

    维持费停止的第三天，即９月１７日，两派联合在巴黎召开各地勤工俭学代表大会研究对策。经讨论，大会就斗争目标，行动部署和组织领导取得一致认识，通过决议。认为“为谋勤工俭学生全体的根本解决，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２０日又作出紧急决议：组织百人先发队，在吴稚晖带领的国内招收的里大学生到法之前，先行占据里大。并通告各地学生，“即日组织援里队，陆续向里昂进发。最迟于通告到后四十八小时内，有代表三人赴里昂。”大会最后组成了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统一领导这次斗争。委员会即日起移驻里大，巴黎仅留代表五人，以便联络。“一切行动都须听从委员会的指挥”；占据里大后，由委员会“主持一切。”【注:小青：《留法学生这之慌不已》，《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２下第５２６-５２７页。】当晚，在委员会率领下向里昂进发，次日占据了里大。

    但是，这次斗争被中法当局所采取的诡计手段扼杀了。学生的占领，当即变成了“无名义的拘留”，次日数十警察又将学生押往附近的兵营，形同俘虏。无论是留巴代表的奔走营救，还是兵营内学生的绝食抗议，一切都无济于事。中法当局早就策划好了。中国公使陈篆，开始设圈套，鼓动学生占据里大，并发给学生赴里昂的火车费，还说法国方面由他负责交涉。后来学生被囚，他派副领事李骏到里昂，以调查为名，实则要警察严加监视。最后依仗外力，于１０月１３日将１０４名学生代表，强行“遣送”回国。学生由于缺乏斗争经验，骨干集中于第一线，以致几乎被“一网打尽”。大批优秀骨干如蔡和森、李立三、陈毅、张昆弟、罗学瓒、颜昌颐以及党小组成员陈公培等，均被押送回国。至此，勤工俭学生争取开放里大的斗争便失败了。

    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仍有重要历史意义。这次斗争使勤工俭学生达到空前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建立准备了条件。里昂斗争失败，最终结束了勤工俭学运动，虽然大部分学生还在法国勤工俭学，但已经不是原先意义的勤工俭学运动。不论是原来运动的领导者还是勤工俭学生，都知道此路已经不通了。

    弄清勤工俭学运动领导权转移过程，有助于正确认识这一运动的性质及其意义。李石曾、蔡元培领导的勤工俭学运动，只是一种工读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在赴法高潮结束时事实上已经失败。华法教育会通告，实质上已经承认这一事实。当时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已经认识到了，宣判了它的“死刑”，抛弃了工读主义。后来，领导权转到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但由于他们的认识和主张不同，运动也就呈现着双重性质，既有争生存和求学权属于民主运动性质的一面；又有要把勤工俭学运动坚持到底属于工读主义运动性质的一面。这是一个两种性质并存和不断消长的过渡阶段，直到里大斗争失败，才宣告勤工俭学运动的终结和工读主义彻底破产。以后的历史便是旅欧共产主义组织领导勤工俭学生及其他旅法华人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历史。只有对勤工俭学运动性质的正确认识，才能对这一运动的意义作出符合历史的评价。这一运动的重要意义，主要的不在运动性质的本身，而在于运动所提供的条件。正如李维汉所说的：“五四运动后兴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给有志改造中国的青年提供了寻找真理解放思想的环境、借鉴和门路。”【注:周恩来：《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１，第６７－６９页。》】这个估计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的。

 《中共党史研究》198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