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提出：1919—1920年
世纪之初“亚洲的觉醒”，已经预示着东方对西方的挑战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一次把居于从属地位的人民推上了世界历史舞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争霸战，但亚、非、拉国家也没有逃脱战争灾难。协约国和同盟国强征这些国家的人民充当炮灰和从事劳役。如印度有120万人被英国征调前线，还承担着3.5亿英镑的军费开支；土耳其战争耗资10亿金里拉，负债4.6亿金里拉，相当于国家预算的19倍；埃及有100万青壮年被英国征召入伍，有1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不仅如此，战争结束后，各帝国主义列强更加残酷地奴役和压榨这些国家的人民，进一步加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财政、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控制。
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就越激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已经传遍了五洲四海，亚、非、拉国家的人民无不受到鼓舞。在俄国革命前，亚洲的知识分子深受伏尔泰、马志尼等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影响，而俄国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开始在这些国家广泛传播。同时，大战期间亚、非、拉国家有大量士兵和劳工被派往国外，他们既是战争的参加者，又是欧洲革命的见证人；回国后他们既是战争的控诉人，又是革命的宣传者。亚、非、拉国家从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中看到了欧洲中心地位的动摇，并大胆地向欧洲传统势力挑战。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建立独立的国家。于是，一场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出现了。
亚洲一些国家在地理位置上与苏维埃俄国邻近，受其影响较大，因此走在了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列。1918年，凯末尔在土耳其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一直持续到1923年，这是亚洲现代史上资产阶级取得的第一次胜利；1919年3月，朝鲜人民举行了“三·一”反日人民起义，发表“独立宣言书”；1919年4月，印度爆发了甘地领导的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力地冲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5月，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阿富汗也于5月爆发了反英独立战争，并成为十月革命胜利后东方被压迫民族第一个赢得独立的国家；1920年，伊拉克爆发了由“独立捍卫者“领导的巴格达人民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武装起义，伊朗阿塞拜疆和吉兰也发生了反英武装斗争。
非洲一向比较沉寂，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里也掀起了反帝斗争的风暴。1919年3月，埃及人民大起义并于1922年3月赢得了独立；1921年，摩洛哥里夫爆发了反对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起义，比属刚果出现了带有宗教色彩的“基班古运动”。而在拉丁美洲，各国罢工、起义连绵不断。1918—1921年，阿根廷工人发动了860次大罢工；1922年，墨西哥几十万农民发动了全国性总暴动。
当欧洲“革命圈”闪闪发光之时，亚、非、拉也奏响了“民族曲”，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震撼了帝国主义的后方。民族殖民地革命和西方革命如此大规模地结合，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因此，可以说民族解放运动事实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如何在理论和政策上对待民族殖民地革命，已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项重大任务。
共产国际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是和列宁的思想紧密联系的。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已经看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必然会使民族殖民地问题进一步尖锐化。他认为，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各民族已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部分。而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对立，又必然促进民族运动的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所以，帝国主义时代，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殖民地解放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十月革命后，列宁进一步强调说：社会主义革命不会是无产者自己的事情，“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这一思想，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不管被压迫民族中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不管他们采取了什么斗争方式，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他们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他们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为此，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略方针，并以此作为研究和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列宁草拟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大会期间，他又就此发表了演说。列宁在这期间的研究和论述，以及大会正式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不仅为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策略，而且也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
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期间的论述，首先包括他在十月革命前夕的研究成果。他指出：“二大”制定的有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文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因为只有坚持这一基本思想，才能真正找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只有这样，才能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去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方针。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世界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指出：目前“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无论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因为目前“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
所以，无论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特征出发，还是从十月革命后世界政治的中心点出发，“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以便为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人应帮助和支持民族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既是列宁在这一时期极为重视和强调的重要思想，也是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的重要内容。但是，在共产国际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印度革命者M.N.罗易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罗易（1893—1954年）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活动家，1917年前后作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流亡于欧美等国。1918年8月，他在墨西哥发起组织了墨西哥社会党。这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国际在墨西哥的特使鲍罗廷，并在其影响下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随之，墨西哥社会党也改名为共产党。1920年，罗易作为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非常重视这位年轻的革命者，虽然罗易的观点迥然不同，但列宁建议他起草一份《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并和列宁的提纲一起提交大会。
罗易不同意列宁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估价，他认为：“即使在像印度那样的最先进的殖民地国家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它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同封建的社会制度没有区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动的”。另外，罗易还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并不反映群众的意愿，它们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它的领导人丧失了劳动者的信任，这个运动同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反对资本主义运动是对立的，两种运动的共同发展是不可能的。罗易进一步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存在着两种民族运动，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其纲领是实现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一种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运动。第一种运动总是企图控制第二种运动，并且往往得到成功。以这种估价为前提，罗易认为无产阶级不能去帮助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因为对它的支持，就意味着主张民族精神的发展，这种精神归根到底会阻碍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
罗易的观点强调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要保持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从这一点上说，他的观点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但是，他过分夸大了这些国家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反动性，过分夸大了当时情况下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力量，因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此，列宁对罗易的文本进行了实质性的删改，而且在大会的专题演说中指出：“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政策，那就是空想。”列宁坚持认为：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就是帮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特别是西欧先进国家的工人更“有义务进行最积极的帮助”。
为了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明确共产国际的策略，认清民族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关系，列宁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建议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提法改为“民族革命运动”。列宁指出，“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是，甚至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所以，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提法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列宁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修改，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能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同时，列宁还告诫说：“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想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显然，列宁关于支持民族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的思想是客观而全面的。他既肯定了被压迫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进步意义，又明确了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的条件。可见，列宁的“支持论”并不是“融合论”。
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思想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民族殖民地国家在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后，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提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罗易对列宁的这一主张也持有异议，他认为欧洲革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东方革命的进程，因此他建议共产国际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展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上。列宁认为，首先应当肯定民族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世界无产阶级个中的伟大意义和作用，对这一点的任何忽视和否定都是错误的。但是，未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还是取决于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及其胜利。
经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的思想被共产国际所接受，在列宁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由列宁亲自起草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成为共产国际领导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印度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18—1922年
自从1757年在普拉西进行的那场战役之后，印度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印度已经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国家，是“英国皇冠上最明亮的一颗宝石”。印度历史上虽然发生过多次反英独立运动，但英国的统治似乎十分牢固。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半年，印度人就发出了新的挑战。而这一次，虽然还没有实现印度的独立，但已经开始为英国160年的殖民统治掘墓了。
毫无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印度爆发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根源。但俄国革命的胜利及其产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印度有这样两位穆斯林爱国者，当听到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后，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不辞千辛万苦，于1918年11月到达俄国会见列宁，请求俄国帮助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显然，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使印度进步的政治代表，从向西方学习转到向东方求助。
1918年7月，英国抛出了由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和驻印总督蔡姆斯福联合签署的《孟太古—蔡姆斯福方案》，允诺在印度“逐渐发展自治体制”，在大英帝国的范围内初步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但事实上，该方案生效后并未给广大的印度人民带来真正的自治权利，仅仅照顾到穆斯林联盟中上层人士的利益，意在拉拢和利用他们，分裂、破坏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该方案一公布，便遭到印度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在“怀柔政策”不奏效的情况下，又采用了高压手段。1919年3月，英国颁布“罗拉特法”，规定殖民当局有权宣布戒严，设立特别法庭，任意搜查、逮捕和判决任何一个印度人。“罗拉特法”无疑是给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火上加油。一经公布，就激起了印度各地的抗议怒潮，一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爆发了。在甘地的领导下，这场民族解放运动一开始就打上了“非暴力”的色彩。
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掌握了这场运动的领导权，而甘地无疑是运动中最杰出的人物。他出身于印度一个土邦大臣家庭，从小沐浴在宗教的“阳光”之中。由于他父母都是宗教信仰者，甘地对宗教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在他那里，印度教克己为人的牺牲精神、耆那教不杀生信条和基督教的不抵抗思想，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后来甘地在伦敦接受西方教育，受到了托尔斯泰、梭罗、托斯金思想的影响。他认为：非暴力是人的法则，暴力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非暴力就是真理，真理和非暴力是一件东西。1893—1914年侨居南非期间，甘地致力于领导印侨开展反种族歧视的斗争，主要采取的形式就是请愿、集会、抗议和罢工，初步形成了非暴力抵抗的思想体系。1915年甘地回国，受到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欢迎，被称为圣雄甘地，其非暴力的主张也深得资产阶级和国大党稳健派的支持，甘地逐渐成为国大党的领袖。
1919年4月6日，国大党根据甘地的建议，决定举行全国总罢工，和平抵制“罗拉特法案”。这一决定得到了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响应，各地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罢工或暴动，信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空前团结。4月13日，阿姆利则城约2万群众举行集会，但英国将军戴尔制造了血案，命令军队不经警告便直接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开枪，近400人被打死，1000多人受伤，终于，阿姆利则城的居民冲破了非暴力的限制。甘地认为在人民尚未学会非暴力抵抗时而发动非暴力抵抗，使他“犯了一个喜马拉雅山般大的错误”，随之就宣布停止这次运动。
但是，殖民当局的暴行激起了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有的地方还爆发了人民起义。在人民反英斗争的推动下，为了将斗争拉入非暴力的轨道，1920年12月，国大党在那格普尔召开年会，通过了甘地拟定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该计划主张以“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取得印度自治，计划将反英运动分为三步：（1）放弃英国政府授予的官爵封号；（2）学生从英国办的学校退学，在立法机关、法院和政府服务的印度人离职，并抵制英国商品；（3）拒绝纳税。
国大党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响应，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21年，群众运动达到高潮，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交织在一起，伊斯兰教徒也抛弃了宗教信仰的分歧同印度教徒并肩战斗。最有影响的有：奥德省的爱卡运动、旁遮普省的阿卡里运动和马得拉斯省的摩普拉起义。为了安抚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巡视”印度，印度人民用抗议来表示“敬意”和“欢迎”，狠狠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气焰。“巡视”失败后，英国殖民当局调集大量兵力进入印度，群众和军警的流血冲突时有发生，殖民当局大肆逮捕国大党和哈里发委员会的领导人，成千上万的印度人自愿走进监狱。
1922年2月4日，联合省哥拉克普尔地区的乔里乔拉村农民举行示威游行，由于警察枪击示威群众，愤怒的群众袭击并烧毁了警察所，烧死22名警察，结果遭到殖民当局的残酷报复，44人被杀，数百人被流放。乔里乔拉事件发生后，甘地非但不谴责殖民主义者的暴行，反而认为是自己的“最惨痛的耻辱”。1922年2月12日，国大党在巴多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甘地本人还是被逮捕了，并被判了6年徒刑。虽然两年后因身体原因被释放，“但这时，民族主义运动已由于印度教徒中的混乱和穆斯林热情的冷却而基本消失”，直到30年代才爆发了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甘地领导的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于人民冲破了非暴力的束缚而终止了。应当说，作为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甘地倡导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策略是无可厚非的。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宗教国家，离开宗教搞政治是行不通的。甘地把非暴力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美德，印度精神的象征，一切行动的最高原则，是真理。正是这种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非暴力主义，才能够使甘地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才能够使印度的各大教派放弃前嫌团结对敌。因此，甘地非暴力主义的反帝性质不能因其宗教成分而被否定。当然，甘地在实施“非暴力主义”的实践过程中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甘地自己也说过，“一个想要自主的民族应该晓得一切获得自由的方法和手段。这通常包括暴力，而且被当作是最后的办法”。但是，在实践中甘地却是绝对拒绝暴力的。这种缺乏灵活性的指导思想，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它延误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导致了印度民族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
土耳其凯末尔革命：1919—192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战争结束后，土耳其又不得不承受战败国的命运。1918年10月，被迫与协约国签订了《摩得洛斯协定》，协约国军队据此占领了土耳其黑海海峡地区，进而又于1919年违反协定进入安纳托利亚地区，土耳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悲惨的生活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土耳其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卖国的苏丹政府的强烈反对。在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下，土耳其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斗争，并最终发展成为以民族独立战争为主要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
1918年11月协约国军队进入土耳其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民就以农民为主力、以士兵为骨干展开了游击战争，打击入侵的英、法、意占领军。一些资产阶级和爱国军官等进步力量纷纷建立地方性的“护权协会”。1919年5月，希腊军队出兵土耳其的优良港口伊斯密尔，土耳其素丹派遣凯末尔以“督军”身份前往安纳托利亚地区恢复秩序，管理军政，解散半军事性教团的武装，监督解除土耳其的武装和军队复员工作。但是，凯末尔到达后随即参加了当地的反帝斗争，并很快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7月，凯末尔在埃尔祖鲁姆主持召开的各民族主义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代表委员会，确定了民族自决和武装捍卫民族独立为最高纲领，并授权“代表委员会”在必要时成立临时政府。9月，全国各地“护权协会”在锡瓦斯召开了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包括要求民族独立、不准外国干涉和维护民族主权等反帝内容的民族纲领，成立了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护权协会”，并确立了以凯末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作为统一的领导核心。在安卡拉革命政府建立之前，代表委员会实际上起着临时政府的作用。这次会议后，凯末尔着手组建国民革命军。
1920年1月，根据代表委员会的坚决要求，素丹政府被迫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帝国议会，由于凯末尔派在议会中占据多数，最终通过了凯末尔起草的《国民公约》。《国民公约》要求土耳其享有完全的独立和自由，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废除危害土耳其独立与发展的种种限制。《国民公约》充分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它是土耳其资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反帝斗争的纲领，是动员全国人民的号召书，被誉为土耳其的独立宣言。
《国民公约》的通过，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素丹傀儡政权的不安。1920年3月，英国以协约国的名义派米伦将军占领伊斯坦布尔，并迫使素丹政府解散议会、逮捕凯末尔派议员、组织“哈里发军”向安纳托利亚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对素丹政府抱有幻想的凯末尔派决定与之彻底决裂。4月23日凯末尔派在安卡拉召开了大国民议会，成立了以凯末尔为总统兼国民军总司令的国民政府，对外宣布国民政府是土耳其惟一合法的政府，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和素丹反动势力的武装斗争。安卡拉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土耳其反帝武装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然而，就在土耳其凯末尔革命迅速发展之即，巴黎传来一纸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土耳其4/5的领土被瓜分，武装被解除，并对其实行全面的财政监督。该条约是协约国强迫战败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中最为苛刻的一个，使土耳其完全丧失了独立国家的地位。
《色佛尔条约》的签订，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怒火。安卡拉革命政府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帝斗争。为改变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困境，凯末尔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不仅争得了苏俄和许多亚洲国家的援助与支持，而且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得了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同情或承认。由于正确的内外政策，凯末尔政府不断取得战争胜利。在1921年1月和3月的两次伊涅纽战役中，希腊军队遭到重创。紧接着，土军和希军于8月进行了萨卡里亚河大战，希军主力被击溃而大败。1922年8月，土耳其国民军发动总反攻，在多姆鲁—彭那尔会战中活捉希军总司令。9月18日，希腊侵略军被全部逐出安纳托利亚，英军只能孤守一地，被迫同土耳其讲和。10月，凯末尔政府同英、法、意、土签订了停战协定，土耳其收复了安纳托利亚的全部失地。11月1日，安卡拉大国民议会通过废除素丹制度的法案，结束了长达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的君主统治。
1922年11月，土耳其政府出席了在瑞士洛桑举行的重新签订对土和约的国际会议。经过激烈斗争，最终使协约国于1923年7月24日签订了《洛桑和约》。该和约废除了《色佛尔条约》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承认土耳其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废除帝国主义治外法权、监督权和对土的军备限制等。《洛桑和约》的签订，是土耳其人民反帝斗争的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在凡尔赛体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布成立，凯末尔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共和国成立后，土耳其进入了建国复兴的时期。凯末尔无情地清除了过去那些陈旧的制度，在变革的巨大洪流中进行着一个又一个的改革：废除素丹制度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实行政教分离，废除伊斯兰教主控制国家的特权；废除伊斯兰教法规，仿照资产阶级法制订立民法与刑法；实行文字改革，扩大世俗教育；清除陋习，提高妇女地位；实行经济改革，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鼓励和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场改革是凯末尔主义的全面实践。凯末尔主义包括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改革主义等六项原则，它是凯末尔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基本政治主张，1937年被作为土耳其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原则被载入宪法。
土耳其凯末尔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鲜明的反帝性质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它沉重打击了殖民主义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它有力地冲击了素丹封建君主制度，使土耳其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一个为土耳其人的新土耳其以及为新土耳其的新土耳其人的时期”。难怪斯塔夫里阿诺斯给予凯末尔革命以极高的赞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所有反对欧洲人统治的殖民地起义中，土耳其人的起义最为惊人、最为成功。”的确，它是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一次胜利，不仅奠定了现代土耳其的基础，而且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
当然，和其它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凯末尔革命也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因此，它并没有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也没有没有彻底摆脱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依附，所以这个因“东方问题”而引起世界关注的国家，越来越属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阿富汗独立革命战争：1919—1921年
阿富汗统一国家的形成开始于1747年建立的杜兰尼王国，虽然这个国家的面积只有65万平方公里，但由于它处于地中海和里海到印度洋之间的枢纽地区，是西亚通往印度的门户，因而历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从19世纪初期开始，英国殖民主义者和俄国扩张主义者“会师”阿富汗，阿富汗遂成为英、俄争夺中亚霸权的重要地区之一。
从1839年开始，阿富汗人民就开始进行抗击英国的独立战争。虽然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但在英俄夹击下，阿富汗向英国人做了妥协，利用同英国的联盟来对抗俄国。因此，英国人仍然控制着阿富汗的外交，并干涉其内政，阿富汗实际上成为英国的半殖民地。哈比布拉王朝的亲英政策和腐败无能，曾经激起了1912年底帕克蒂亚省的农民起义。在统治集团内部，也产生了各种反对派，其中尤以青年阿富汗派的影响最大。这个组织的纲领是：推翻专制独裁政府，争取阿富汗完全独立，建立民主的立宪政府。1906年该派别成立了“民族党”，不断进行秘密活动。但1909年由于叛徒告密，国王清洗了“民族党”。此后，青年阿富汗运动一方面仍然采用恐怖方式进行活动，另一方面加强了合法的宣传活动，从而形成了以塔尔齐为代表、以《光明新闻》为阵地的民族民主运动。青年阿富汗派关于争取完全独立和实现国内改革的主张，在军队和人民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19年2月21日，哈比布拉在贾拉拉巴德遇刺身亡。同一天，阿富汗首相、哈比布拉的弟弟、老年阿富汗派的代表纳斯鲁拉自立为阿富汗国王。而哈比布拉的第三个儿子、塔尔齐的女婿、青年阿富汗派的代表阿马努拉也在喀布尔登上王位，于是，阿富汗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但没过几天，老年阿富汗派在军队的压力下被迫投降，青年阿富汗派取得胜利。
1919年2月28日，阿马努拉正式举行了登基加冕典礼，并发表了第一个《独立宣言》：“从今天起，阿富汗是自由独立国家，它不承认任何外国的特权”，“阿富汗王国无论是对内对外都应该是自由和独立的，也就是说，世界上其他独立国家政府的一切权利，阿富汗也应该全部具有。”以如此斩钉截铁的语言来宣布阿富汗的独立与自由权，对于长期受英国控制的阿富汗人民来说是个巨大的鼓舞。然而，英国不愿意放弃在阿富汗的特权，拒绝阿富汗政府关于独立问题的建议，拒不承认青年阿富汗派政府，并要求阿富汗继续履行过去的不平等条约。1919年5月3日，英国侵略军向阿富汗开伯尔山口的边防军发动进攻，企图用武力强迫阿富汗屈服。阿军奋起反抗，阿马努拉在喀布尔清真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宣布进行“圣战”，捍卫国家的独立，阿富汗人民新的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开始了。
从战争双方的军力来看，英军占有明显的优势。阿富汗全部的军队约有6万人，英国则拥有34万人，相当于阿军5.5倍还要多。阿军武器主要是刺刀和剑，配有少量的大炮，英军不但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且还有飞机配合。处于劣势下的阿军分东部、东北部和东南部三路迎击敌人，英军则依靠其优势从阿富汗防御的三条路线大举入侵。
从战事进程看，阿马努拉有抗战的决心，但缺乏一个有力的指挥核心和完整的作战计划，结果造成三条战线上的军事行动不协调。英军入侵阿富汗后，东北地区的激战最为激烈，但阿军抵挡不住优势敌人的进攻，英军占领了达卡要塞，蹂躏着阿富汗国土。所幸的是东线和南线指挥得法，军民合作好取得了重大胜利。
穆罕默德·纳迪尔·汗亲王指挥的东线战斗，是这次独立战争最光辉的一页。经过精心地宣传和组织，阿军越战越勇，直逼英军从阿富汗通往印度的重要通道——塔尔要塞。1919年5月26日，攻占塔尔要塞的战斗打响了。阿富汗军民不顾敌人飞机的轰炸，把塔尔要塞围得水泄不通，并用榴弹炮准确地打中了油库、粮店、电报局和火车站。要塞英军举起白旗向阿军投降，阿富汗军民胜利进入塔尔要塞，并在要塞升起了自己的国旗。
阿军的南方战线在坎大哈，指挥官是阿卜杜尔·库杜斯亲王。由于英军首先入侵阿富汗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在库杜斯亲王的政府军尚未到达坎大哈时，这里的边防军就已经同英军交战了，但在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300名边防军或为国捐躯，或被俘。省长拒绝下达战斗动员，库杜斯亲王到达坎大哈后将省长撤职，并号召坎大哈军民进行“圣战”。他率领正规军和广大志愿军越过“杜兰线”，攻下英军据点巴格拉，并在这里切断了英军的水源。这一胜利，使边境英军军心大乱。
阿军的胜利，迫使英军司令部向阿方提出了停战要求。阿马努拉的停战条件是：英军必须确认阿富汗的独立。英国许诺阿富汗独立，但提出自正式签订和约之日起，双方军队从各自边界一侧后撤20英里。阿富汗军民反对政府接受这个条约，要求政府以胜利者的身份同英国谈判。但阿马努拉没有考虑人民的这一要求，决定从6月3日起双方停火。1919年8月8日，英阿双方在和约上签字。英国不得不承认阿富汗是内政和外交上的自由的主权国家，还维持了从前的阿富汗和印度的边界线，但阿富汗代表团团长阿里自作主张，把开伯尔山口两端和北侧让给了英国，他因此而被判两年软禁。
青年阿富汗政府并不满足于这个暂定条约，1920年4月17日到7月28日、1921年1月到10月22日，塔尔齐先后在摩苏里、喀布尔同英印政府进行谈判。同时，1921年2月28日同苏俄签订了阿苏友好条约。同年，阿富汗还先后同土耳其、伊朗缔结了友好条约。由于阿富汗人的不妥协的态度，由于谈判不久就签订了俄阿条约，由于世界局势的恶化，由于印度的政局动荡不定，终于迫使英国于1921年10月22日同阿富汗缔结了最后和约，承认阿富汗的完全独立，建立英阿正常的外交关系。英国其实并不想走，就连英国学者帕西·塞克斯也感到懊丧，他将谈判称之为“令人有点泄气的谈判”、“冗长而使人厌烦的谈判”。
经过艰苦的抗英革命战争，阿富汗终于赢得了真正的独立。这次抗英战争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它作为爱国封建主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类型的代表而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青年阿富汗派政府为了庆祝胜利，特意建立了一座独立纪念碑，碑座上是用铁链栓着一头狮子，象征着被打败了的英国侵略者，永远被压在独立的阿富汗柱石之下。
朝鲜“三·一运动”：1919年
1910年8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根据该条约，日本总督成为朝鲜的最高统治者，朝鲜的法令和重大行政措施都必须事先征求总督意见，高级官员的任免也必须争得总督同意。这样，日本完全控制了朝鲜内政，朝鲜完全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政治上，日本殖民者在朝鲜实行臭名昭著的宪兵警察制度，剥夺了朝鲜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经济上，通过“土地调查法”、“森林法”、“森林调查法”等强占了朝鲜1/4的土地和4/5的森林，通过公司法限制和扼杀朝鲜的民族企业；文化上，竭力摧残朝鲜民族文化，实行奴化教育，禁止朝鲜人民使用本民族语言，而将日语定为朝鲜“国语”，禁止学校讲授朝鲜历史和朝鲜地理。
日本殖民者对朝鲜的残酷统治和掠夺，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民族反抗情绪，朝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民族自决思想的推动下，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日益高涨，终于导致了三·一人民起义的爆发。
1919年1月22日，朝鲜废王李熙猝死，传说为日本殖民者所害。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朝鲜民族情绪急剧高涨，各地纷纷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在人民群众反日情绪的影响下，朝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知识分子也行动起来，并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他们成立的“独立本部”，起草了独立宣言以及出席凡尔赛和会代表的请愿书，希望借助国际力量实现独立。
3月1日，朝鲜资产阶级利用各地人士来汉城参加3日举行的李熙国葬的机会，发动了一场和平的示威游行。这一天，上万群众在塔洞公园举行了集会，宣读了资产阶级起草的“独立宣言书”。宣言的开头写到：“吾等兹宣布我朝鲜为独立国，朝鲜人为自主民。以此告世界万邦，克明人类平等之大义，以此诰子孙万代，永有民族自存之正权。……天下何物都不能阻止抑制之。”集会结束后，集会群众纷纷走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朝鲜独立万岁”等口号。为了支持这次示威游行，30多万工人、学生和商人举行了罢工、罢课和罢市。汉城的群众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各地纷纷举行群众性的示威游行。据统计，3—5月，全国218郡除7个外都发生了示威活动，集会达1500次，共有200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
面对朝鲜人民的斗争，日本殖民当局进行了血腥镇压，它不仅派出了宪兵和警察，而且还出动了海军，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野蛮射击。据日本官方的报告，4万多名示威者被捕，7000多人被杀，1万多人受伤。在水源附近的堤岩里，还发生了29人被活活烧死的惨剧。日本的镇压，使以和平方式开始的示威转变为暴动和起义。愤怒的群众用木棒、斧头、菜刀同日本军警英勇搏斗。他们袭击警察署和宪兵队，惩办卖国贼，破坏铁路和通讯设备。在人民的打击下，汉城殖民统治机构陷于瘫痪。
尽管朝鲜人民进行了英勇斗争，但是，由于朝鲜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斗争，“独立本部”的成员在宣读了独立宣言后，向殖民当局通报了自己的行动，结果立即遭到逮捕，使朝鲜的这次反抗运动失去了领导力量，最终在日本的残酷镇压下于1919年8月失败。
朝鲜三·一起义是朝鲜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第一次全民性的民族起义。它虽然失败了，但充分体现了朝鲜人民的革命传统和坚强的革命斗志，沉重打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锻炼了人民群众，使他们看清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懦弱本质，推动了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三·一起义后，朝鲜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阶段。
埃及人民反英大起义：1919—1923年
埃及和阿拉伯诸民族一样，长期受到奥斯曼的统治。直到1789年拿破仑率领侵略军在埃及登陆，西方的影响才到达这里。虽然后来拿破仑放弃了他在埃及的目标，不过他的远征对埃及有持久的影响。拿破仑走了，西方文化却留下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成为西方思想最重要的桥头堡”。此后，西方不断地采用“文化入侵”的方式来干涉埃及事务，从而滋生了民族主义的土壤。1882年，埃及军官阿拉比发动起义，反对外国对埃及事务的干涉。结果，英国炮击亚历山大要塞并在埃及登陆。埃及名义上仍然是土耳其的一个省，但英国这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已经控制了埃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土耳其加盟德奥集团，英国乘机于1914年12月宣布埃及脱离奥斯曼土耳其，而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作为英国的“保护国”，埃及的地位不仅没有改变，反而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地位而受到英国人的“特殊关照”。战争期间，英国利用其殖民特权在埃及大量搜刮战略物资，征召青壮年劳力，破坏民族经济。于是，埃及民族主义重新崛起，反英情绪弥漫整个埃及。
1918年11月13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三天，以扎格鲁尔为首的埃及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会见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温盖特，要求英国撤消战时法令，并请求派遣代表到伦敦同英国政府谈判埃及独立问题。扎格鲁尔试图通过和平方式谋求埃及完全独立，但遭到拒绝。“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立即组织了猛烈的抵抗”，他们提出取消英国在埃及的“保护权”、承认埃及民族独立、英军撤出埃及等要求。为获得全民代表资格，他们在国内发起了签名运动，各界代表200多万人在“委任书”上签字。
为了压制人民的反抗运动，1919年3月8日，殖民当局下令逮捕了扎格鲁尔等4名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并将他们放逐到马耳他岛。这一事件，成为人民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线。第二天，开罗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英方出动军警镇压，革命群众与军警展开巷战，四处袭击英军军营和警察总署。开罗的革命运动迅速蔓延全国，并由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和罢市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甚至农村也开展了游击战争，就连一向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埃及妇女也走出家门，与殖民军顽强战斗。起义者占领了警察总局，捣毁亲英的《穆卡丹报》报馆，破坏交通线。广大农民也积极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农村普遍开展了游击战，甚至许多地方的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有的地方政权还用“苏维埃”来命名，反映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不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返回家乡的士兵投入了战斗，开罗的妇女也上街游行。华夫脱党把战前基本上局限于知识分子范围内的运动，变成了有工人、农民参加的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运动具有广泛的、全民的性质。
但是，三月起义的参加者常常是自发地行动起来，而缺乏勇气的华夫脱党领袖们并不能有力地领导他们，起义缺乏一个坚强的指导中心，这就为英国殖民主义者镇压起义提供了方便条件。3月下旬，英国调集6万军队到埃及镇压革命，疯狂地屠杀埃及人民。据统计，有3000多人被打死，1000多人被打伤，1000多人被监禁，还有许多村庄被烧毁。但埃及人民并没有被吓倒，成千上万的群众为死难者送葬，他们庄严宣布：埃及不独立，革命不终止；扎格鲁尔不释放，斗争不罢休。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殖民当局于4月8日释放了扎格鲁尔等人。不过，到4月中旬，埃及人民大起义被镇压下去。
扎格鲁尔被释放后，革命斗志不减。他亲赴巴黎活动，期图得到巴黎和会的支持。但是，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通过的“凡尔赛条约”的第147条规定，埃及仍为英国的“保护国”。于是，埃及人民又一次掀起反英斗争高潮。1919年12月，英国派出以米尔纳为首的代表团到达埃及，调查“骚乱”的原因和提出解决埃及问题的办法。1920年3月，该代表团提出了“米尔纳方案”，主张签订英埃“同盟条约”，承认埃及独立，但埃及必须将外交权交给英国，并同意英国在埃及驻军。扎格鲁尔拒绝了“米尔纳方案”，继续坚持进行争取完全独立自由的斗争。1921年12月23日，殖民当局再次逮捕了扎格鲁尔等人，并将他们流放到塞舌尔群岛。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进一步高涨起来，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掀起了抵制英货的运动；农民组织了游击队，袭击铁路，毁坏地主的庄稼，放火焚烧房屋。城市工人大罢工和农村农民武装起义，震撼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强大的压力下，英国政府被迫于1922年2月28日发表了《英埃关系宣言》，宣布放弃对埃及的保护，承认埃及独立。但又提出了种种保留条件，如保持英国对埃及的国防和交通线的控制权，维持对苏丹的统治权和对外国人的保护权。1922年3月16日，埃及获得了独立，原驻埃及的英国专员转为英国驻埃大使。
1923年4月，在英国殖民当局的直接导演下，埃及颁布了宪法，宣布埃及是“自由独立的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由于当时华夫脱党领导人被流放或监禁，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是同国王关系密切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这部宪法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局限性。它赋予国王对外宣战和媾和、解散国会和任命内阁甚至颁布法律等权力，规定每年有1500埃镑收入的人才有被选举权，从而把为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的工农群众排除在外。另外，埃及宪法能否生效，要以是否侵犯外国人在埃及已获得的权利为条件。可见，埃及的独立是不完全的，是一种“虚幻的独立”。因此，华夫脱党继续进行斗争，并依靠民众的支持，多次赢得了选举的胜利，特别是1924年举行的国民大选的胜利。刚获释放的扎格鲁尔出任政府第一任首相，成立了以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内阁。为了取消英国在埃及独立问题上的种种保留条件，实现埃及的真正独立，扎格鲁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埃及的进步力量和亲英保守力量在围绕坚持还是废除1923年宪法、取消还是维护英国在埃及的特权问题上，展开了反复的斗争。其间国会几经解散，内阁几度颠覆，宪法几次中止。1930年，英国唆使埃及国王废除了1923年宪法，但在人民的斗争下，又不得不于1935年同意恢复1923年宪法。
埃及人民反英大起义以埃及人民最终赢得独立而告终，这是埃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非洲乃至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尽管1923年宪法存在很多问题，但它毕竟是埃及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埃及人民反英斗争的产物，在埃及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伊朗民族民主革命：1920—1923年
1905年伊朗爆发的那场革命，开始了这个传统专制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但是革命没有带来真正的新生，伊朗的处境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双方居然在“中立”的伊朗国土上肆意作战，从而拖垮了这个本来就衰弱的国家。德、土战败和俄国发生革命后，英国乘虚而入控制了整个波斯。因此，战争并没有因为伊朗的“中立”而减少灾难。1918年7月，英国扶持沃苏格·多拉反动政府，并迫使其签订了英波条约，实际上把伊朗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之后，英国殖民者与波斯大封建主、买办和上层僧侣狼狈为奸，使伊朗耕地荒芜，手工业衰败，物价飞涨，灾疫流行，伊朗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中下层僧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特别是苏维埃俄国执行的革命外交政策，极大地鼓舞了渴望自由的伊朗人民。在1917年11月20日《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中，苏维埃政府庄严声明：“瓜分波斯的条约已被撕毁和取消了。只要军事行动一停止，军队将自波斯撤出，波斯人民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即将获得保障。”1918年6月26日，苏维埃政府又宣布“取消俄国人在波斯的所有租界和特权以及波斯欠沙俄的所有债务”。
和英国的波斯政策相比，苏维埃俄国的新东方政策，显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伊朗人民的革命热情被调动起来了，要求废除英波协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20年4月，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阿塞拜疆民主党的领导下，阿塞拜疆首府大不里士爆发了人民起义，由工人、手工业者、商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武装起义军，占领了大不里士的全部政府机关，伊朗政府的官员和警察被赶出城。大不里士的宪兵队中，也有许多人参加了起义，他们多半是参加1905—1911年革命的老战士。4月9日，民主党在《复兴》报上发表告人民书，旗帜鲜明地指出大不里士起义的目的是“反对阿塞拜疆政府代表所执行的反民主政策，同样是反对他们在大不里士所进行的迫害活动”。
告人民书还提出以下要求：尊重自由，遵守宪法，国内安全和安宁，沃苏格·多拉政府辞职，废除英伊条约。
大不里士的起义是阿塞拜疆地区起义的前奏，在大不里士起义后，阿塞拜疆的其他城市，如霍伊、阿达比尔、马拉盖、津章、萨拉布等地都爆发了起义，政权转到民主党人手中。1920年6月24日，阿塞拜疆成立了以希阿巴尼为首的民族政府，参加政府的成员是商业资产阶级、僧侣、知识分子和中小地主的代表人物。民族政府宣布伊朗阿塞拜疆自治和成立民主共和国，宣布阿塞拜疆为“阿扎蒂斯坦”，意即“自由之邦”。不过，虽然民族政府实行了一些民主改革措施，但并没有触动农村的封建关系，特别是民族政府幻想用和平方式实现独立和自由，既没有解除驻扎在大不里士的反动政府军队的武装，也没有把人民武装起来。结果，当反动部队9月间向起义者发动进攻时，起义者仅仅抵抗了十天就被镇压下去了。
伊朗封建统治集团虽然镇压了阿塞拜疆起义，但终究不能扑灭伊朗的革命运动，津章、阿达比尔等许多地区都建立了人民武装并同英军和政府军进行交锋，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在吉朗省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
吉朗省的革命力量比较强大，森林游击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他们的领导核心较强，拥有库切克汗、希什梅特、库尔班等杰出的领导人，创办有自己的报纸《森林人》。1919年森林游击队惨遭镇压，但他们的实力还是保存下来了。1920年6月4日，库切克汗领导森林游击队从森林中走出来，占领了吉朗省会勒什特，政府派来的省长、反动官吏和封建贵族狼狈逃往德黑兰。第二天，以库切克汗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吉朗共和国宣布成立。1920年7月9日，塔什干的《消息报》刊登了库切克汗以新政府的名义致列宁的电报，称他们正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红军，以消灭奴役伊朗的人民公敌。在俄国的影响下，库切克汗宣布他的政权机关采取苏维埃的管理形式。
吉朗共和国采取了苏维埃式的管理形式，表明了它鲜明的民主性质和时代特征。更重要的是，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包括伊朗共产党在内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从而使吉朗共和国得到了巩固并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吉朗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不过，吉朗共和国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库切克汗同伊朗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民主同盟并不巩固。这就预示着吉朗的统一战线和吉朗共和国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库切克汗及其拥护者采取的限制和收缩革命运动的政策，与伊朗共产党中的左倾宗派主义分子发生了分歧和争执，加上暗藏在吉朗的国王特务和英国奸细从中进行反革命活动，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发生了分裂。1920年7月10日，库切克汗及其拥护者被从政府中赶出，在同国王政府进行的秘密谈判没有取得结果的情况下，库切克汗于7月19日率领他的森林游击队离开了勒什特，重返森林，许多农民也跟随他进入森林。
1920年7月30日，由爱赫萨诺拉汗领导的新政府——“解放伊朗民族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执行的不是正确的反帝政策，而是极端左倾的错误政策，从而对吉朗和伊朗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好在伊朗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从事实中认识到这种有害革命的政策。1920年9月，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伊朗共产党极左派的错误政策遭到清算。同时，伊朗共产党决定从“解放伊朗民族委员会”中撤出自己的代表。1921年初，伊共中央呼吁重新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并和库切克汗取得了联系，开始了恢复统一战线问题的谈判。1921年5月8日，伊朗各社会集团的代表在富明举行协商会议，决定恢复统一战线，建立新政府。于是，“解放伊朗民族委员会”被“伊朗革命委员会”取代，爱赫萨诺拉被解除了政府的领导职务，吉朗被宣布为苏维埃共和国，吉朗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
然而，吉朗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没有维持多久。1921年9月29日，库切克汗发动反革命政变。他邀请伊朗共产党的领导者到富明不远的小镇开会，结果他向与会的伊共领导人开了枪。库切克汗的背叛行为引起吉朗革命阵营的混乱和恐慌，革命运动遭到重大损失，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又一次分裂了，就连森林游击队也瓦解了。1921年11月2日，伊朗政府的哥萨克军占领了勒什特，对革命者进行了大屠杀，政府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打败了森林游击队。
阿塞拜疆大不里士起义和吉朗共和国的建立只是波斯战后革命的一个缩影，在当时，武装起义、群众运动和示威活动多得不计其数，打乱了波斯正常的政治生活。1923年10月23日，一个行伍出身的波斯哥萨克军官带领2500名骑兵进军德黑兰，奇迹般地一枪不发就接管了政权并自任总理。1925年12月15日，他又自封为王，终结了卡札尔王朝，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开始了波斯现代化之路，这位“创造历史”的英雄就是礼萨·汗。
礼萨夺权与亚洲其它国家不同，他没有一个像印度那样的运动，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的政党，没有像凯末尔那样在久经考验的民族斗争中确立起来的个人威望，甚至他连军队都没有。他还不具备波斯社会所需要的任何出人头地的条件：他没有门阀，没有家族，当时波斯盛行的部落力量对他也毫无用处。但是，礼萨创造了奇迹。礼萨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是这样评论的：当时的波斯需要一位“能人”来“改变国家的命运，扭转历史的潮流”。或许，这是对礼萨夺权的最好注解。的确，礼萨“严肃、真诚、有异乎寻常的胆量和决断力”。
更重要的是，他“怀抱着一个信念，就是让伊朗（即波斯）获得新生，并且引导它走向进步”。
虽然历史并不是个别英雄创造的，但礼萨就是创造历史的人，他给腐败、无能和蒙昧主义占优势的波斯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开始于礼萨。为了防止被瓜分，他实行了军队现代化；为了防止被控制，他实行了经济现代化。礼萨的改革还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如禁止使用名誉称号、废除妇女戴面纱的习俗、命令男子戴欧式帽子等。
当然，由于礼萨夺权是没有根基的，因此尽管他本人非常崇拜凯末尔，主张建立一个像土耳其那样的世俗共和国，他曾经说过，“一个健全兴旺的共和政体，总要比一个衰弱腐败的君主政体优越得多”，但他却没有办法在波斯实现。因为巴列维国家一开始就陷入传统主义的泥潭，虽然反对甚至厌恶僧侣，但却不敢得罪教派。1924年礼萨曾经正式向议会提出建立共和国的主张，议会没有异议，教派却极力反对。于是，礼萨让步了，把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国家的宗教保留下来了，所谓的世俗共和国也化为泡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