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東坡志林·懐古》（《東坡全集》卷一百一，文淵閣四庫本）云：
「王彭甞曰：『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説古話。至説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
宋代「説話」有「説三分」一科，且有專擅之藝人。據南渡之初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回憶「崇（寧）、（大）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説：
「孫寛、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祥，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説。……孔三傳、耍秀才，諸宫調。毛祥、霍伯醜，商謎。吳八兒，合生。張山人，説諢話。劉喬、河北子、帛遂、吳牛兒、逹眼五，重明喬、駱駝兒、李敦等，雜扮。外入孫三，神鬼。霍四究，説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餘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北京：中國国商業出版社校點本）
元人高承《事物紀原》卷九《博弈嬉戲部·影戲》：
「宋朝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異其説，加緣飾作影人，始為魏、蜀、吳三分戰爭之像。」
於此可知，三國一段歷史在宋代已經成為「説話」和影戲的表演内容之一，此其常識之談，故略而不論。按關羽崇拜之起源演變牵扯複雜，筆者已有數篇文章論及。宋代「説三分」即《三國志》的文學化和大眾化所以會在仁宗朝驟然興起，應該還有具體原因。不妨拈出蘇軾（1036－1101）為例，略為申述之。
以上引用之三則，不過是本文的邏輯框架。把看似毫不相干的人、事拉扯一起，前人之慣伎耳。可能是故意製造商業噱頭，也可能是靠張力取得論證空間。欲知本文如何，且聽一一分解。
一，史觀論斷：「帝魏帝晉」與「尊劉貶曹」
以蘇軾為例的第一個原因，是他歷史觀念之轉變，在北宋頗具代表性。
《三國志演義》「尊劉貶曹」傾向的形成，無疑與宋代理學興起，尤其是朱熹（1130－1200）之《通鍳綱目》的盛行有關。而原其初始，則起於歐陽脩（1007－1072）康定元年（1040年）著《原正統論》引起的「正統」之爭。要言之，具體到三國史，歐陽脩在《明正統論》中表明了他的選擇：「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面併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用周密（1232－1298）《癸辛雜識後集》總結的話，這塲爭論的結果是「歐公作《正統論》，則章望之著《明統論》以非之。温公作《通鍳》，則朱晦庵（熹）作《綱目》以糾之。」笑到最後，笑得最好，還是朱熹理學之論占據了歷史的上風。
青年蘇軾贊成歐公「魏統」之論，他在至和二年（1055年）未登第時，已撰有《後正統論·辨論二》反駁章望之。事實上，眉山三蘇對蜀劉政權及諸葛亮都採取了相當嚴厲的批判態度。如蘇洵（1009－1066）以為「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權書·强弱篇》）「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荆州取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蘇軾《諸葛亮論》則批評説：「取之於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並歷數「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俯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並斷言「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絶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東坡全集》卷四十三，文淵閣四庫本）在《魏武帝論》中則徑稱「帝（曹操）」為「智者」，唯「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惜其赤壁之敗而未能統一天下。（《全集》卷四十二）蘇轍（1039－1112）在《三國論》中順帶還批評到劉備，以為：「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宋文鍳》卷九十九）可見儘管三蘇是蜀人「蜀黨」，當時却絲毫不以帝蜀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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