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研究西漢末魏蜀吳三國的故事，最令人感到引人入勝的地方，不是有關其正史的記載，而是在演義上鋪陳的各種傳說。在中國傳統上，傳說最美，也最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因之三國演義也令讀者有一種美不勝收的感覺。不過三國演義之美不是它的愛情故事，而是它處處充滿著忠孝節義的豪情，也就是本文要討論的「義氣」。不論三國演義的史實是真是假，它的影響深入人心，成為文化中國每一分子耳熟能詳的故事，同時也因為耳濡目染，成為倫理中國社會化發展的重要介面。

    這是一篇以演義為素材的論文，基本上作者並不要去研究演義與正史之間的差異。所謂正史自然是指陳壽所作的「三國志」。但作者在分析三國演義的相關情節時，會去參照三國志中對人物的敘述，但並不影響對作者討論的探尋。討論的課題是有關中國人對「義氣」的看重。三國演義之成為中國人看讀的歷史小說，就是因為它拿捏住中國人講求義氣的情愫。紅面關公在書中就是一種「義氣」的寫照，而白臉曹操，更襯托出這種義氣的凜然不可侵。由於演義不能為歷史找註腳，因之我們不以歷史的角度作觀察，但演義卻是民間流傳的某種道德價值觀，我們正可以對這種以「義氣」的價值觀，為中國人的人情或品味找註腳，因之筆者認為，這種工作也算是一種學術的探索。

    在歷史的序幕中，關雲長、劉玄德及張翼德之間的桃園三結義傳為美談，在歷史上沒有引起可資爭議的論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作者將三人之間的義氣情結，鋪陳得極為妥貼。但觀察三國之間「義氣」發揮的最高點，不在他們桃園三結義，而在關雲長與曹孟德的互動過程中，對恩怨情仇作深沉且複雜的詮釋。我們固不能否認，在作這種較深沉的思考，無論如何都會融入現代人的知識、價值偏好、社會文化、歷史傳承等的影響。而評論它的人，也每因接受現代知識與訓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結論。

    首先在切入關曹關係之先，必須以現代社會科學知識來看兩人所處的三國時代，它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國家組合？而三國之間又是何種形態的國際關係？它的存在與發展有無現代國際關係的內涵？了解這種背景，對我們看不同時代出現的「義氣」會有幫助。

    其次，觀察關雲長的「義氣」情愫，從他向曹孟德投降的意涵中來觀察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在現代人的目光中，有無近代法律觀念的「投降」意義？而關雲長投降後，是否為「輸誠」，或「叛逃」成為曹營中的一員，也影響他在「義氣」的內涵中須作交代與詮釋。如不是「輸誠」，則關雲長有無在曹營屬於「戰俘」的地位？如是屬於「戰俘」的概念，則其返回劉備身邊又應作如何解釋？那個時代，劉備與曹操仍處在戰爭時期，兩軍仍在交戰當中，而當時三國並未鼎立，劉備仍寄留在袁紹軍中，關雲長的地位應如何對待，仍值得斟酌，如以其為現代意義的「戰俘」，則現代規範遵循的日內瓦戰俘待遇公約也是一個檢驗的標準。我們都會以現代人的眼光來評述關雲長。同時，我們也可觀察，古時的曹營有無現代國際公法中維持的精神存在。如關雲長不是戰俘，應如何評斷其在曹營的地位，這些都是現代人值得深究的問題。現代人同時也會問：關雲長得知劉玄德在袁紹處，其離別曹營那股萬夫莫敵之勢，是否屬當今軍中的「叛逃」，如確該當此一罪名，則以現代人的眼光如何來看關雲長擔當「義薄雲天」之美名？而在陳壽的「三國志」中，曹操追關羽應不為難事，但曹操也以義氣為重不追而放之，此是否也為一種「義氣」的表述。

    從古看今，從歷史看現代，固然回味無窮；但從現代看古代，也有另一番評量自己做學問工夫的樂趣。

    第三，探討「義氣」的最高點可以置於觀察關雲長在華容道義釋曹孟德的行動上。其私放曹孟德在情理法三個面向上，應如何解釋關雲長的內心情結、理性抉擇與法律責任，這些都與其在「義氣」的互動上與情理法糾結在一起。雲長的抉擇雖是理性的，也是沉重的，更是痛苦的。顯然這個三層面都有必要作一深入的分析，方可了解關雲長如何拿捏「義氣」的標準尺度，來處理關曹在歷史系絡中的恩怨互動、情仇糾結。

    另一方面，我們看關雲長義薄雲天展現的內涵，也要借助不同的人與事來測試他對人性的價值觀。在劉玄德軍中，管軍令的是諸葛孔明，諸葛孔明思謀遠慮，智慧過人，但我們也可從現代人的思維與現代知識的法則來分析關曹的關係，特別是他對關雲長的人性分析與行為拿捏，在這一個面向上，有許多足以剖析的內容。我們感到，關雲長立過「軍令狀」，頗有不惜以死來報答曹孟德給予他的恩情與厚愛，而諸葛亮正用了這種義氣情結來考驗了關雲長的人性價值觀。在三國演義中，法律與情義始終立於對立的態勢，但最後往往是情義戰勝了法律。在詮釋關雲長時，多半是以情義超越法律。義氣為重，法律次之。當無法來表彰情義時，才祭出法律。這種情義關係的剖析是否表徵中國文化中可貴的情義節操，抑或是在告訴世人，中國是一個輕法律的民族。細讀關雲長與曹孟德之間的關係，是否純在找尋那種「義氣」至高無上的關係？著實給讀者帶來了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