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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全书 第六卷 历史专著二
(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再 版 序 言
1995年11月到12月间,我利用养病的时候把1980年初写成、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了一遍。自这本书完成以后,这还是第一次从头到尾重读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全书约70万字。198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字体较大(4号字)的版本,不久红旗出版社还出了这部书的简本。这三个本子都经过多次重印。据我掌握的情况,它们的印数累计共300余万册。
在屡次重印的过程中,曾经对个别字句作了修改,其中有的还是比较重要的修改。例如,在最初的印本中提到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中俄边界线时本应该写“外兴安岭”,错成了“大兴安岭”。这个错误在后来的印本中已经改正了。根据出版社的规定,改正个别字眼,虽然重印也不叫新的一版。所以至今出的书还是初版本,只是有第几次印本的不同。这次通读中,不免做了较多的修改。因此,我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的第二版,并且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红旗出版社在未做相应的修改以前不再出版这书的大字本和简本。
这次虽然作了比较多的修改,但毕竟不是大改。这是因为:第一,这本书的基本论点和总的体系我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第二,如果现在来写这本书,当然全书的面貌包括材料的取舍和论述的详略会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不能把1981年以前写的书改成1995年写的书。
对于这次所作的改动,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第一,在第二章第一节第四段中提到“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明朝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我看到过一个刊物上有一篇关心华侨的历史的作者写的文章。他说,林凤对于中国和菲律宾人民的友好关系是有贡献的,把他说成海盗是错误的。我在这里本来只是要说明明朝政府为消灭本国的海盗,引进了外国的侵略势力。很惭愧我对林凤的事迹并无了解。最近我读到1994年出版的《潮汕百科全书》,其中有林凤的小传。这才使我对这个明朝的海上英雄人物有了较多的知识。
据《潮汕百科全书》说,林凤生于饶平县(属广东潮州),19岁参加“海上绿林”泰老翁的队伍,后继其业,以澎湖为基地,开拓海上贸易,最盛时辖舰300余艘,人员4万以上。隆庆元年(1567)率部攻占广东惠来县的神泉港。万历元年到二年(1573—1574)他的军队曾进入广东、福建、台湾沿海的一些地方。由于明朝以重兵围剿,他于万历二年十一月率领战舰62艘,战士2000名(多数是农民和工匠)、水手2000名、妇女儿童1500名,共5500人,还带了大批生产工具和种子等,向吕宋岛进发,以应菲律宾人为驱逐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邀约。他的部队曾进攻马尼拉获胜,击毙了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指挥。第二次进攻失利,撤兵北上到了邦阿西楠省(Pangasinan)的林加延湾(Lingayen G.),在那里建立了都城(包括住所、城寨、宝塔),自称国王,向当地居民传授中国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手工艺。当地居民欢迎林凤,为他提供粮食、木材和其他必需品。万历三年(1575)三月,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加强兵力围攻林凤。明朝乘机派人到菲律宾与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密谈,联合围攻林凤。林凤苦战4个月,因粮械不继,于八月四日一夜间,率40余艘战舰突围,直抵台湾,并重返潮州附近海域,战舰又增至150余艘,势力复振。后来因队伍内部意见分歧,林凤离开潮州,不知所终。
根据这个记述,我把书中原来说的那句话改为“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和明朝合作围攻被明朝官方视为海盗、帮助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林凤的部队”。
第二,书中第八章第一节原来的标题是《所谓“中外同心灭贼”》,现在改成了《强盗成了朋友》。“中外同心灭贼”这句话出自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总理衙门的一个奏报。其中说,自英法联军以后,由于“我们”的笼络,英国、法国正在和“我”亲近,向“我”靠拢。所以应当“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有个朋友向我提出这里所说的“中外”是指朝廷和地方,即中央和外省,不是讲中国和外国。我考虑了这个意见,认为他的解释是对的。在咸丰末年,清朝当局确实在考虑利用外国的助力来歼灭太平天国,但是上述奏报中所说的“中外”却不能解释为中国和外国。那是说,趁英法同“我”亲近的时候,朝廷和在长江下游统率大军的曾国藩等人应当更加协同去消灭太平天国。在上述奏报后3个月,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1862年2月11日)清廷有一道上谕说,英法两国这次在上海帮助剿贼,“尤其真心和好,克尽友邦之谊”,并且要地方官员随时迅速报告英法助剿的情节,“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协助之意”。这里所说的“中外”那就毫无疑问的是指中国和外国。因为这道上谕是引用在第八章的第二节里,所以,第八章第一节的题目就作了改变,并在这一节中不再引用上述咸丰十一年的总理衙门奏报中的“中外同心”那句话。
第三,在书中第十二章第四节的末尾处引用郭崧焘和曾纪泽的两段话并加以评论。评论中使用了“对帝国主义世界的统治秩序是多么心悦诚服”和“合于帝国主义的需要的第一批买办外交家”这样的语言,现在作了些修改。因为在这里并不是对郭、曾二人作全面的评价。这里想说的是:对世界有所了解当然胜过瞢然无知,但有所了解后立刻就发生一个问题:对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是个受灾难的半殖民地国家)是否只能顶礼膜拜、心悦诚服?当时的中国人要如实地认识周围的世界和中国在这世界中的地位,的确并不是很容易的。不只是承认既成的事实,而且敢于打破旧局面开创新局面,这是更难得多的事情。中国人包括其中的先进分子,是用几代人的努力才做到这一点的。为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也的确是经过了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灌输在中国人民中的认识相斗争的过程。这段话经修改后表达得准确一些。
这次所作的修改多数是由于历年来读者和朋友的提示,或者因受到报纸刊物上有关文章的启发。近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对于中国近代史中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新的成就。可惜我不能遍读有关的材料。如果我读得更多,这次所作的修改可能会更多一些。
这次通读和修改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考虑过几个问题,不妨在这里说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这本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前半期,即1840年到1919年之间的政治史。中国在经过了两千多年基本上停滞的封建社会以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和变动。这些动荡和变化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来是表现为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旧时期的阶级斗争仍然残存,而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兴起。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因为不同的阶级对于外国侵略者采取不同的态度,其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指明这些,就只能停止于描述历史现象,不能说清任何问题。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当然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即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在这本书中对于几次革命的论述曾遇到两种评论,一种是认为过于贬低,一种是认为估价过高。对于这几次革命,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相对说来,对辛亥革命争议较少,但仍有相当大的分歧。我以为站在更高的历史台阶上,指出辛亥革命的弱点和它之所以不能取得较多成就的原因,这并不是加以贬低,并不是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至于根本否定辛亥革命的看法由来已久,学术界中最早当推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就反对革命。在这以后更是利用社会国家的混乱状况来谴责革命,宣告与革命告别。我的观点是,即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于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势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
有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这本书中改良和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步骤和方法而言的。就这本书叙述的范围而言,在和旧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在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在革命的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立场如果不有所改变,它的斗争锋芒就不是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旧势力也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在这个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革命的看法,当然应当从实际出发,发生很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矛盾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也不同了。当我们说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也是一种革命的时候,所说的革命显然有和旧时代不同的含义。旧时代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革命的经验对我们现在仍然有意义,但并不是要我们重复这些经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实践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认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动态,他们和旧社会的差异(在形式上某些方面似乎相同),如何用和旧社会不同的方法来对待和解决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对外开放的问题。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且不断地扩大开放。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大为增加。我们取得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国外和境外的资金的经验,也取得了利用外国市场和资源的经验,虽然至今还是初步的经验。这些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完全新的经验。
为什么说是完全新的经验呢?因为除了古代的中外贸易文化的交往外,我国历来只有闭关守国的经验和从鸦片战争后100年间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向世界开放的经验。在那100年间虽然有外国资金投入中国,但那些资金几乎都是从对中国的剥削和敲诈而来。它投入中国只是加强了剥削和压榨,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展。那时的进出口贸易为数很少,而且基本上是输出农产品和矿产品,进口机器制造的产品。那种开放只能使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那时的中国虽然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闯开了大门,门户洞开毫无阻拦,但是对外开放的程度其实是很低的。这就因为那种开放使中国贫穷,而越是贫穷就越谈不到扩大开放。在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梦想利用外国的资金、市场和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不久,也就是大约在1944年,那时人们正在考虑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中国,我在国民党地区的一个刊物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世界各国应该让中国富强起来,这样他们和中国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才能大大增加,这对各国才是最有利的。文章中举出了美国和欧洲各国及日本战前相互间贸易的数字,和它们与中国之间贸易来往的数字相比较,后者少得十分可怜。文章的作者举出这些材料用以证明他的论点。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虽然事隔多年已忘记了杂志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但仍记得他提出的上述论点。我当时认为这种论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认为依靠这种论点就可以说服帝国主义国家允许中国真正独立,并且扶助中国走向富强,那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在中国历来是一面想使中国对外开放,一面又压迫中国,使中国保持落后和贫穷,因而实际上对外开放的程度极低,甚至并不开放。这是依靠帝国主义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只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得民族的完全独立,用自己的力量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发展中国经济的时候,这个矛盾才能解决。正因为中国近十几年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取得的经验是完全新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旧时代的经验来解释新的有关现象。当然也不能根据新时代的经验来重新解释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现象,以为过去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是落后的不正确的。
至于1899年到1900年美国政府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那和现在我们所实行的对外开放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已经深入中国,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是说,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应当对其他各国关起门来,而应该向各国一律开放。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我的另一本书《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对历史上的对外开放问题都有些论述,当然不可能和1978年以后的情况对比来进行论述。
第三个问题是: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我的书是在具有划时期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后一年多的时候出版的。那时,大家明确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及以前一段时期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在历史学界中有人因此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中不宜着重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可能和这种想法有关。
虽然有过上述这种意见,但是至今尚未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也许我孤陋寡闻未见到过)。但是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
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那时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当然就是中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的问题。而且还不只是国内的问题,因为这时已经渗入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可以这样看,最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就是帝国主义。说只是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民族独立的那些原殖民地国家是明确的例证。它们经历过长期的殖民统治,有的甚至三四百年。在殖民统治时期,帝国主义主人支配着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命运。从帝国主义主人的利益出发,各种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被有意地保留下来。资本主义在那里是有所发展,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得到好处的只是殖民地主人和当地人民中的极少数人,在取得独立以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至于在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土著居民已被消灭殆尽的情况也有不少的实例。某些人居然说中国如果当过几十年殖民地,就会实现现代化。这只是极端无知的昏话。
经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社会的原样,已经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允许中国统治势力闭关自守,也不允许它一切保持原样。帝国主义的压力也刺激了中国人民追求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这两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辨的。这本书曾仔细地将上个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派官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加以区别。那时的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
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对外开放,就要区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上的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同样,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种种有关现代化的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
在我的书中对上述问题有所论述,虽然不够展开。近年来在我的文章中曾写过这个问题。现在摘录这些文章中的有关段落,附录在这篇序言之后,以供参考。
在这篇序言的最后还有几件事情交待一下。
一、有些读者和朋友从这本书的书名想到我应该续写一本《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确我曾考虑过这件事,但至今未能动手。我的精力和年龄已不允许我再写出那本书,我想委托一些朋友把它写出来。
二、这本书中引文出处的注释,在1981年的初次印本中当然用的都是在这以前的书的版本。后来几次重印时曾对有些引文根据新的版本核对。因而注释中用了1981年以后的版本,但也不是一律改变,所以显得不一致。现在没有作进一步调整的工作。
三、本书初版中有一个人名索引(这是我的朋友孙洁人同志作的,他已经在两年前逝世了)。许多读者和我自己都感到这个索引很有用。不但可以查到有关各个人的记述,也可以通过人名查到事情。书中提到的欧美各国的人名的原文也可以从索引中查到。再版本中仍保留这个索引,并且作了些补充,加上了注文中的人名。再版本中又由白小麦同志编了一个《事项索引》。现在我国的学术著作中一般都缺少这类索引,所以我特别在这里提一下。
1995年12月末
附 录
一、摘自1990年6月3日的《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几乎完全隔绝。这一次战争打破了这种隔绝,中国和世界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因为有了这种联系,中国人打开了眼界,中国人民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进步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思想,也是和中国不再是对外界完全封闭的社会有关。但是,在那一百年间,中国是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即半独立的国家和世界联系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联系的内容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诚然,到了世界的近代,没有一个民族的发展能够和世界隔绝。但是,是以附庸国的地位,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地位来和世界联系,还是以独立国家的地位来和世界联系,这是关系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的大问题。帝国主义者常常以义和团为例,把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诬蔑为“排外”。1899年勃兴的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激起的反抗斗争,但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所以带有排外的色彩。但经过义和团之役后不久,中国人民已经超越了初期的幼稚的斗争时代,懂得排外不是出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推翻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统治,并不是要“排外”,而是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和世界联系,才能在和世界的联系中不是处于被侮辱、被损害,受人支配的地位。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什么受到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呢?就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打破了一百年来的旧例,收回了曾经丧失的全部国家主权,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
社会主义中国所实行的对外开放,在性质上当然和鸦片战争后一百年间的“开放”完全不同。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拥有完整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平等交往。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政策,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方面的联系。中国能够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也相信,中国向中国以外的世界开放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无限珍视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争得的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伟大的中国人民过去敢于反抗外来的压力,今后也不会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
二、摘自1990年8月31日的《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
近代中国受到世界上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几个强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有的强国还曾试图独占中国。近代中国的历史是被侵略、被掠夺、被压迫的历史。这段历史从1840年算起,持续109年之久。在近代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几乎是完全隔绝的。世界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也不了解世界。近代中国和世界发生了愈来愈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其根本内容是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中国,在经济上掠夺中国,在政治上支配中国。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宰割的地位。
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且具有作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的国家。所以资本主义外国的侵略压迫,一开始就遇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出现了新的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后,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助手和代理人的斗争就愈来愈强烈。帝国主义列强曾使中国局部地区殖民地化,并且使中国丧失了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成为一个半独立的即半殖民地国家。但是,近代中国毕竟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这种反抗斗争的发展终于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命运,取得了民族的独立,恢复了全部国家主权。所以,中国近代历史又是一部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历史。
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剥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没有能正常地发展起来,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中国的政治。固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是,从上个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中国民族资本处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可能发展壮大起来。它不但遭到具有种种特权的外国资本的排挤,而且无力抗拒在中国社会中仍然居于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近代中国的前70年是在清皇朝统治下。帝国主义使清皇朝变成它们所利用的驯服工具;在清皇朝覆灭以后,又支持一个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本利益的军阀官僚势力。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维护而得以继续存在。帝国主义利用它们作为统治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样,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中国的工业化、民主化的独立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在成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又处于半封建的境地。
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兴工业、振兴教育的好心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自强。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的阻力。
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是很艰难的。要在十分落后的社会基础上,战胜已经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就是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
帝国主义列强在侵略中国中的相互矛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之间的相互矛盾,是落后的中国争取解放、独立可以利用的条件。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要把中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历史任务,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宽广道路。
近代中国是不是一个对世界开放的国家?
这也许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即使不在受到外国军事侵略的时候,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倚仗不平等条约而拥有种种特权,中国大门的钥匙是在外国人的荷包里(这就是说,海关为外国人掌握),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地开设银行、商行、工厂,列强的兵舰和商船自由地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那时,中国政府在决定对外政策时,甚至在决定重大的内部政策时,都要看帝国主义主人的指挥棒指向哪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不开放呢?
1900年左右,美国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但那并不是要中国开放门户,因为中国的大门早已被列强的大炮打开了。那是按“利益均沾”的原则针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而说的,是要求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的地区应当向其他国家开放,而不应当封锁。
虽说近代中国已经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列强所支配,但列强对中国的情况又总是不满意。其不满意大致上有两方面。一方面可以说是政治方面的。列强总是觉得他们利用来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不够强大到足以在中国人民的反抗面前保卫他们的利益,不但不能消除这种反抗,反而被人民的力量冲垮。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这里不多说。很明显的,这是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矛盾。他们所扶植的,既然是违反中国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势力,这样的势力尽管拥有“合法”的政权,拥有强大的兵力,也不可能在人民中有威望,不可能保持对帝国主义有利的安定的内部秩序。
从经济方面说,帝国主义者不满意的是,近代中国始终不能如他们在用炮舰打开大门时所指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广阔的商品市场、投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936年(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不过16亿元(按当时的汇率计,不足5亿美元),比1910年左右只增加了不到百分之三十,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中国的进口在鸦片战争后70年间,最多的还是鸦片烟。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外国能输入中国的始终主要是煤油、糖、棉布等,以及其他许多廉价的制成品。中国的出口主要也只是生丝、猪鬃、钨砂、桐油之类的“传统”外销商品。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数字是比较大的。据经济史家估计,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从20世纪开始时的15亿美元,增加到抗日战争前的43亿美元。那时,帝国主义的投资主要是商业掠夺性的,依靠帝国主义的特权可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且这种投资可以说是没有资本输出的投资,因为在巨额的投资中的很大部分是来自中国所偿付的“赔款”,其余部分是以欺诈勒索的方法占有的土地(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那时房地产构成外国人的资本的重要部分),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取得的暴利,外国银行所吸收的中国人的存款,等等。总之,巨额资本的绝大部分是从中国掠夺和赚取来的,很少从国外输入。那时,中国的资源也都深藏在地下,没有被开发。
为什么近代中国已经被列强打开了门户,却并不能成为一个广阔的市场呢?原因很明显,因为中国贫穷落后。
贫穷落后的中国没有多少剩余的生产品,也无力购买多少外国的产品。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虽然曾深入到一部分农村,但农村的绝大多数还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几乎没有或者只有极少量的商品经济。所以,对于占近代中国的最大部分人口的地区来说,其实并没有对外开放。沿海城市固然可以说是开放的,但在30年代人们给上海以“冒险家的乐园”的称号,就是说,外国的流氓、骗子、走私贩子可以在那里大发横财。这样,正常的贸易当然只会萎缩。
近代中国曾多次兴起有商人和城市居民参加的抵制美国货、抵制英国货、抵制日本货的运动。这种排斥外国货的运动反映了人民对于侵略者的正当的仇恨,也反映了那时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只是带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以灾难。
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帝国主义造成的。所以可以说,帝国主义一方面打开中国的门户,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位。这又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而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
三四十年代,中国舆论界中有人说,列强应该考虑如何帮助中国富强起来,因为一个富强的中国才会和世界各国大大地增加贸易和经济联系。这种说法的后一半是对的,而前一半即指望帝国主义列强帮助中国富强,则是梦想。
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争取民族的独立,恢复国家的主权,才能发展自己的经济,并且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即平等互利的对外开放,这是已经有事实证明了的。
三、摘自1991年11月13日的《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压力下被迫开放的。从19世纪的40年代以后,中国多次受到外国的军事侵略,因而被加上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那时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拥有种种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中国的海关被外国人控制。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地开设银行、商行、工厂,按照他们自己的规矩设立学校、教堂。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从清朝政府到以后中华民国的历届政府,基本上都是靠乞怜和讨好于外国帝国主义而维持自己的权力。它们的对内对外的重大政策基本上听从于帝国主义的意愿。帝国主义也以扶持这些统治势力来维护自己在中国的特殊权益。所以那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完全开放的,而这种开放是以丧失作为独立国家所应拥有的主权为代价的。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和世界交往,向外国开放的。不能说那样的开放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但总的说来,中国人得到的是蒙受民族灾难的经验。那时中国虽然对于外国是门户洞开的,但实际在经济文化上又不是真正开放。其原因并不在于有什么封锁,简单地说来就是由于中国贫穷。那时中国的出口进口贸易的数字是微不足道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哪里有多少产品可以出口?绝大多数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国内有多大商品市场?那时的中国人除了由于生活无着流亡到国外做苦力的人以外,没有多少人能出国。就这些情形说,中国又并不开放。可以这样说,外国的侵略使中国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开放;同时,这种侵略又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而贫穷落后使中国实际上处于并不开放的状态。
从这些旧时代的经验中,中国人得出的结论并不是中国不应当对外开放,应当闭关自守,而是中国应当首先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就是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这样才能作为独立的国家平等地和世界各国交往,才有可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取得正常地对外开放的条件。
新中国初成立时,就准备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和其他经济联系。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美国政府当时采取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它通过朝鲜战争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通过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企图把新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影响了其他许多国家。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和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不能完全实现,中国不可能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
中国固然需要实行开放政策,但在开放政策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在历史上饱受民族灾难的中国人民,十分珍视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国家应有的尊严。如果新中国政权放弃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原则而和世界交往,那么它就会和以往的近代中国历届统治者一样,遭到人民的唾弃。
说独立原则高于开放,并不是说这二者间的关系总是不能并存的对立。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二者是一致的。中国近代的长期经验证明,牺牲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而实行的对外开放,只是使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剥削的地位,也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对外开放。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一个独立的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一个自身经济发展的国家,才能够正常地对外开放。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冲破了各种阻碍得到了恢复。1972年9月,中日建立了外交关系。1979年1月,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西欧各国中,除法国和北欧诸国已于50年代到60年代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外,70年代中国又和意大利、比利时、英国、荷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班牙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同欧洲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中国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间一向存在的友好关系,在70年代及其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提出和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1986年中共中央的另一个决议中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这些主张和1956年毛泽东关于提倡向外国学习的方针是前后完全一致的。
1978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在实行改革政策的同时,对外开放的步子逐步加大。把广东、福建沿海4个城市和海南岛辟为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又使从北到南沿海14个港口城市成为开放城市。还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的厦门、泉州、樟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这样就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现在正在建立上海浦东开发区,又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不但沿海地区,而且内地,不但城市,而且农村,都参与了对外开放。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进口额逐年加大。外资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以各种形式迅速地推进。对外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到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不断地增加。很显然,中国城乡经济的发展使对外开放的扩大成为可能,而对外开放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现代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于世界之外而得到发展。用这一般的理由来说明中国之所以实行开放政策还不够。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不是自力更生,不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而一切依赖外国,那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但是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中国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巩固,必须有赖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经济大发展,必须以社会化的大生产为基础。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的成果,这对于中国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开始就提出要向一切外国学习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原因。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对外贸易、吸引外资都是两利的。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对方。按照不平等条件损害中国的主权而实行开放的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以为中国需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而可以强加给中国新的不平等条件,损害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那是办不到的。同时,要想孤立中国,使中国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也是办不到的。
以上这些,可以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为什么一定会坚持执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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