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卫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

　　简牍和帛书的出土是中国20世纪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并逐渐发展为专门的简帛学科。迄今在中国大陆各地发现的简牍数量已超过30万枚，主要时代涵盖战国至魏晋时期，内容多为公私文书和典籍文献，涉及文书行政、经济民生、治安狱讼、风土人情、社会交往等多个领域，极大丰富了对相关历史的认识。

　　对出土简牍的整理释读历来是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主持，安徽省博物院、天长市博物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等多家单位通力合作完成的《天长纪庄汉墓木牍》一书，是对安徽省天长市纪庄村19号汉墓出土木牍系统整理、释读、研究的最新成果。

　　由于这批木牍没有明确的纪年文字，根据墓葬形制、器物类型和木牍文字所反映的历史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研究者推定其年代为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至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之间。天长纪庄汉墓木牍的内容，主要包括户口簿、算簿、书信、礼单、药方等。这批木牍共34枚，虽然数量不算多，却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第一，天长纪庄汉墓首次出土了汉代县一级户口簿、算簿简牍文书实物，为研究汉代县一级的户籍、赋役、上计等制度以及地方行政制度，提供了具体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汉代有“八月案比”制度，即对户口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纪庄汉墓《户口簿》记录了东阳县某年的户、口总数，以及与上一年度相比数量减少即“少前”的情况，后分别列出所属六乡的户、口数，这表明县级《户口簿》是在乡《户口簿》的基础上制作而成的。它填补了汉代县级《户口簿》出土实物的空白，和1992年在平壤贞柏洞364号汉墓出土的郡一级的《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集簿》、2004年在湖北荆州纪南松柏1号汉墓出土的乡一级的《二年西乡户口簿》一起，构成郡县乡里户口统计调查的完整链条。

　　这一《户口簿》后还记录了《算簿》，列出东阳县八月的“事算”“复算”总数，下面分列六乡的“事算”数，最后列出东阳县九月的“事算”和“复算”总数。古代的“算”到底指什么，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天长纪庄汉墓出土的算簿对于探讨秦汉乃至三国时期的赋役结构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传世文献和包括纪庄汉墓木牍在内的出土资料的比较研究，研究者认为“算”是两汉孙吴时期国家征课赋税、徭役的单位，算赋意思是“以算课征赋税”，而不是单一税目。算赋不仅包括每年交纳中央120钱的人头税，还包括官吏俸禄、运输、修理兵器等各种杂税。“事算”意味着服“算”的义务，既包括以“算”计算的各种人头税，还包括以“算”计征的各种徭役。

　　第二，天长纪庄汉墓首次集中出土了大量私人书信。在百余年的简牍出土史上，比较完整的私人书信共有30余件，均为零星出土，内容互不关涉。纪庄汉墓却一次集中出土了27件，其中75%以上是写给名叫谢孟的人。研究者通过对书信内容的考察，认为谢孟应是东阳县有一定权势的长吏。谢孟生病时，东阳县丞英横曾写信问候他。给谢孟写信的人中还有郡上计丞贲且等。书信内容还涉及东阳一带的地方长吏，如临淮郡太守、广陵国长史、东阳县尉等，亦可进一步证明墓主人系社会上层。书信内容也很丰富，既涉及日常生活百态，如问候病情、送礼、请托、求医问药、商业买卖等，也涉及地方行政事务，如上计京师、官吏因逃亡被起诉等。这些书信不仅对于探讨汉代书仪及名谒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研究汉代社会实态，尤其是不同阶层人物的社会交往形式提供了珍贵史料，对推进和深化汉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

　　第三，天长纪庄汉墓出土的礼单，逐条记录亲朋好友送礼人的姓名及所送物品诸如米、酒、雉、鱼、麋等的名称和数量，不仅是一份宝贵的木牍礼单实物，而且对研究汉代江淮地区社会风俗、姓氏构成与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天长纪庄汉墓木牍》一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体例上，“整理”与“研究”并重，建立了从原始材料发布到深度学术研究的完整体系。其二，在内容上，“多元”与“专深”结合，既展现了木牍资料在户籍、赋役、书信、医药等多方面的丰富性，又通过专题研究在每个领域进行了深入挖掘。其三，在方法上，“传统”与“现代”交融，既运用了红外线等现代科技手段，又秉承了扎实的文献考据和历史学研究传统。

　　《天长纪庄汉墓木牍》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份高质量、可依赖的基础史料，而且通过专题研究，进一步凸显了这批木牍在汉代地方行政、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等多个领域的史料价值，确立了天长纪庄汉墓木牍在中国简牍史上的“独特地位”。

　　新时代，保护、研究、传承好简帛材料，在继承中推陈出新，积极推进简帛学及其相关历史研究，不断提升中华文化感染力和中华文明影响力，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与冷门绝学简帛学学科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