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怡赟（近代史研究所）

　　202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75周年。在整理所庆资料时，我再次打开为蔡美彪先生制作的专题片。当片尾那帧由蔡先生亲笔题写的七律缓缓展开时，笔墨间的赤诚与厚重，瞬间将我拉回与先生相处的岁月。那些藏在学术对话、日常陪伴里的珍贵片段，如潮水般漫过心头，在字里行间重读先生的学术人生，让我更懂何为“纯粹的治学者”。

　　“书成十卷鬓如丝，雪夜寒灯伴影时”，这句诗恰似蔡先生治学之路的缩影。先生与史学的缘分，早在青年时期便已扎根。1949年，他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研究院，专攻蒙元史，自此与内蒙古及蒙古学结下不解之缘。后来在专题片外景拍摄时，我曾随他重回法源寺——在那些字迹斑驳的元代石碑前，先生轻轻抚摸碑身，一字一句细数碑文中藏着的过往，眼神里满是对历史的热爱与敬畏。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对他而言，历史从不是故纸堆里的文字，而是鲜活的、值得用一生去追寻的“老友”。

　　我与蔡先生的交集始于2007年初春。彼时我刚入研究所不久，恰逢中国社会科学院筹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专题片，我有幸担任先生专题片的编导。初次拜访时，他没有丝毫架子，对《中国通史》编纂的幕后故事，以及范文澜先生对他的影响娓娓道来。那些看似平常的对话，让我逐渐将专题片的主题聚焦于“蔡美彪与《中国通史》的学术传承”。而他言谈间流露出的执着与严谨，更给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后辈上了关于“治学”的第一课：做学问，既要耐得住寂寞，更要经得起推敲。后来专题片的解说词与成片，先生都亲自审阅，直至完全满意，才同意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份对细节的较真，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2008年，因专题片的合作之谊，我有幸被选为蔡先生的学术助手，从此开启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学术陪伴之旅，直至先生晚年。那时先生已迈入耄耋之年，虽早已退休，研究所仍为他保留了工作室。每天他都会坚持从东总布胡同步行往返东厂胡同的工作室，40分钟的路程对年轻人而言尚且不轻松，他却风雨无阻，几未间断。每次我到办公室，总能看到他伏案工作的身影，桌上摊开的手稿、标注得密密麻麻的书籍，都在诉说着他对学术的热忱。

　　作为助手，我的工作大多是整理著述目录、誊录手稿、处理信函与外界联络。那时的蔡先生总把“抓紧写作”挂在嘴边。他常跟我说，要趁着头脑清楚，争取每年完成1—2部专著。80岁前后的几年里，蔡先生迎来创作高峰期，先后出版《中国通史》一至十二册合装本、《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辽金元史十五讲》《辽、金、西夏史》《学林旧事》《元代白话碑集录》《辽金元史考索》《中华史纲》《中国通史简本》《史林札记》《成吉思汗小传》等10余部专著。回想那段时光，尽管辛苦，却是蔡先生晚年生活中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因为身体健康，他每天坚持工作六七个小时，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学术研究工作中。这份对学术的纯粹热爱，无关名利，只关初心，深深感染着我。

　　先生不仅在治学上为我引路，更在为人处世上给我树立榜样。他著作等身，却始终淡泊名利。别人请他作序，他大多会婉拒，还常对我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挟名人以自重。”因此，他一生几乎不给人写序。生活上，他更是简朴到极致，极少主动申请课题经费或参与评奖。晚年多病时也从未主动要过奖金和补助，那些最终拿到的奖项，往往是出版社或研究所人事部门代为申请的。有一次，先生生病住院，按规定可申领补助，他却坚决不肯，说自己工资够用，留给有需要的人。最后还是时任人事处处长黄春生老师与我商量，瞒着他申领了补助再告知，他才勉强接受。还有一次，我见他衣服破了洞还在穿，实在不忍心，便按旧衣尺寸买了两件新的送过去。他很喜欢，却坚持把钱给我，说不能让我破费。这份清白做人、不占分毫的坚守，让我明白何为君子之风。

　　更让我感念的是，蔡先生对后辈的关怀从不吝啬。我虽身在科辅岗位，他却总鼓励我多看书、多积累，不要着急下笔；后来听说我到复旦大学读博士，他比我还开心，特意建议我去拜访历史地理学家姚大力教授。遗憾的是，那时的我因胆小自卑，最终没能鼓起勇气登门。

　　2016年11月是蔡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那天他在华侨大厦门口等出租车时突然晕倒，后脑磕伤。我接到通知赶到现场时，他已清醒，一个劲儿地说没事，就是脚一软摔倒了。此前他曾在科研大楼前摔过一次，但这次显然更严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身体虽有好转，却再也无法到研究所工作。从那以后，先生便开始在家办公，我隔段时间就会把订阅的报刊、书信送到他家；物业的李桂根夫妇帮忙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也会及时与我沟通他的身体状况，让我能随时处理突发情况。

　　新冠疫情来袭那段时间，蔡先生的听力和视力急剧下降，逐渐无法阅读和写作，每天只能靠看京剧消遣；一口假牙影响进食，导致他食量减少、睡眠变长。疫情后我第一时间赶去探望，大半年没见，曾经高大壮实的蔡先生瘦了许多，见到我时却开心得像个孩子，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我问他身体情况，他告诉我耳朵听不见了，电视也不想看了，我劝他买个好点的助听器，多在屋里走动，天气好就让老李夫妇推他下楼，还和他约定“要努力活到100岁”。可我知道，无法从事科研工作，让他的意志渐渐消沉，那份曾支撑他走过无数日夜的学术热情，似乎在一点点被病痛消磨。

　　2020年12月起，蔡先生的进食日渐减少，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冯时老师与我多次劝他去医院，他却坚决不同意。我们只能想各种办法：请社区医生上门就诊、购买浓缩营养液等，可即便如此，还是没能留住他。2021年1月14日凌晨，蔡先生驾鹤西去。他的外甥女发来蔡先生临走前一晚的照片，是刘小萌和韩志远两位老师去看望他时拍的，蔡先生离开病床，与两位老师坐在书房聊天，精神看起来不错。如今再看这张照片，才明白那是他在与陪伴了一生的书斋生涯作最后的诀别。

　　蔡美彪先生是我认识的人中活得最纯粹的人。他一生为学术而来，为学术而活，将所有的热忱与坚守都献给史学研究。如今蔡先生虽已远去，但他伏案工作的身影、温和的叮嘱、淡泊名利的品格，都已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前行路上的力量。每当重读他那首七律，“千秋青史情无限，百岁生涯憾有期”的字句便格外清晰，蔡先生用一生书写对史学的热爱，而这份热爱与精神，也终将在岁月中永远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