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社会学研究方法是最先启动的研究方向，在20世纪80年代可谓独领社会学研究风骚。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开展究竟是纯粹的学理积累，还是经世致用的工具？40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

　　关注经世致用诉求

　　20世纪80年代，经世致用被认为是社会学研究的初衷，这在当时是学界和政界的共识。1980年，费孝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讨论社会学的研究规划时说：“对于我国的社会情况，在很多方面还是停留在毛主席当年指出的‘一知半解’的状态。所以要在我国建立社会学，还必须从搜集材料的工作做起不可。从社会调查入手也是符合实际的办法……通过社会调查，我们才能有系统地、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情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发展面临很多以前未曾遇到的新问题。于是，社会学研究方法作为了解社会的科学方法，最早被提上日程。1981年，胡乔木在与社会学工作者座谈时指出：“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对20世纪下半期以来所发展起来的许多方法太不熟悉了……我们需要首先掌握现代社会学所积累起来的资料和它所使用的方法。”

　　因此，改革开放伊始，社会学便在实际运用中有意识地强调社会学的经验性和实用性，强调对具体社会问题的调查和对策研究。对国外社会学的学习和借鉴也侧重于对技术性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学习。中国社会学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先后于1980年和1981年，在北京举办了两期社会学讲习班，讲习班以美国教授讲授社会学定量方法为主，对后来一段时期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方向有很大影响。

　　中国的治学传统一直秉承的是为世事服务的实用主义，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影响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向。费孝通作为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也认为社会学要从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对当前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以便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扫除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在这时候急切需要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原因”。

　　关注学科建设诉求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在社会各个领域走向深入，学术界也积极寻求与西方的对话。在对话过程中，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提出质疑。于是，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没有沿着80年代初期的研究路径，即大范围地对各类社会问题进行定量调查，继续发展下去，而是转向强调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学科建设与学理积累。这与当时社会问题多样化和与西方学界对话的关切息息相关。

　　社会学研究方法向学理至上转型的背后，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学研究方法自身学科建设的诉求。社会学研究方法经过十几年发展，逐渐显露出不足。研究虽然已经形成诸多分支，但仍显单薄，研究人员水平还比较低。在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上，规范性不够、研究质量不高、样本的抽取不够科学和严密、统计分析不够深入等问题始终存在。由社会学方法自身不足所引发的讨论，导致学术界内部要求加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学科建设与学理积累。

　　二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带来了研究问题的多样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在社会各个领域推向深入，社会问题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20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的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路径，在面对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解释力不足。

　　三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努力加入WTO的诉求。中国希望更加融入世界，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学术界追求与西方学界进行对话，成为新的共识。学者们认为，如果社会学方法停留在问卷调查水平上，中国社会学就无法与国际学者在同等水平上进行对话。因此，社会学研究方法要在学理积累方面下功夫。

　　中国社会学要与国外学界进行对话，已经成为这一时期明确的追求和目标。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初期所实行的社会学方法路径的转变。尽管当时也有很多学者提出，社会学要在与“国际通行的规范研究”接轨的同时，保持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特色”和“本土性”，但这样的发问在当时并不是社会学界的主流话语。

　　重新发现中国社会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出现大量探讨社会学本土化的文章，其中很多着重于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大部分学者认为，尽管社会学研究方法本身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我们仍然处于社会调查的繁荣阶段。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经过40年发展，取得的进步是惊人的。尤其是一系列全国范围的纵贯调查，使得针对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化研究成为可能。但是，令中国社会学研究者苦恼的是，至今仍然没有产生被西方主流学术界认可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对此，学者们的反思主要来自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批评。

　　首先，在技术层面对社会学研究方法提出批评。社会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其自身也面临着学科危机。比如，虽然目前社会调查中的样本量逐渐增加，数据范围由局部转向全国，但是自行搜集一手数据从事研究的学者在日益减少，而使用官方二手数据的学者在增加。研究的层面呈现微观化趋势，缺乏宏观视野和理论视域等。

　　其次，学者们也在质疑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于现实生活的解释力。很多学者批评当前社会学研究方法已经偏离了社会学的本土关怀，甚而认为正是社会学的“方法主义”取向导致了今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危机。例如，渠敬东认为，任何精巧的方法都不能把握住我们全部的生活经验。这些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社会学研究者对如何研究中国社会的思考。

　　再次，学者们认为不是社会学研究方法出现了问题，而是研究水平出现了问题。谢宇认为，今天社会学的发展面临的不是如何更好地研究中国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出世界公认的、一流水平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要与西方竞争，路径应该是在汲取国际已有的有益学术成果基础上，通过更为严谨规范的方法，进行中国的社会学学科知识积累，这样才能获得世界影响力。

　　以上争论反映了中国社会学界与西方社会学界的学术价值取向存在的重大区别：中国的学术研究追求的是“本质地揭示现象”，而西方的学术研究更加注重“知识的积累”。因此，一项社会学研究有没有价值、有多大的价值，中国和西方的社会学界评判标准是不同的；以“经世致用”还是以“学理积累”为标准评价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

　　嵌入中国社会变迁

　　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成果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产物。经过了40年的学习和摸索，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人才培养、学科体系构建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也映射出强烈的时代特点：从改革开放初期问题取向的实用性，到致力于完善学科体系和学理积累的规范化建设。社会学研究方法在问题取向和学理取向之间的转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又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各方都在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之路，检讨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中以美国定量化研究为主的取向。尽管论点不同，但是各方都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潮流已经遇到危机，呼吁重新审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坐标，从而使社会学研究方法重新上路。

　　今天，尽管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已经摆脱了最初对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盲目崇拜和模仿，但是我们要极力避免另一种倾向，即社会学研究方法罔顾中国的现实社会关怀，变成纯粹为与西方对话而进行的学理积累。不可否认，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固然十分重要，但社会学研究方法能否独立于研究内容而存在，则是存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今后的发展究竟是问题取向还是学理取向，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以中国的经验构建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并以此为世界社会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