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寅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民族文学研究所）
千年史诗《玛纳斯》是一部活形态的以口头方式演述、传播的史诗，其文本是在“表演当中创编”。“《玛纳斯》学”早已跨越国界，形成涵盖史诗学、民俗学、人类学、比较文学等多领域的矩阵式研究规模，具备跨学科的学术研究价值。史诗歌手在演唱过程中输出自己的大脑文本，其对于传统的积累、演唱时的特定语境、史诗语言程式的丰富性以及与听众的互动、对听众情绪的支配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是一个生动的口头传统反复重现的过程。
《英雄史诗与口头传统——〈玛纳斯〉史诗的文本形态及史诗艺人的演唱艺术》一书将口头诗学前沿理论运用于活态文本的研究实践之中，在文本生成与史诗演唱活动之间寻找学术拓展空间。通过学术史的爬梳，该书明确提出，英雄史诗书面文本的凝固与口头文本的流动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并探讨了在文本多样性背后，史诗歌手玛纳斯奇们如何继承、学习、表演和传承史诗。
艺人的演唱是史诗的生命之源
该书对19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玛纳斯》学”的学术史脉络进行了详细整理，归纳出老中青三代《玛纳斯》研究队伍的组成情况，关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日本乃至西方一些国家学者在《玛纳斯》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打破了史诗研究的地域区隔。一方面凸显了中亚与中国在史诗传播中的枢纽地位，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玛纳斯》史诗在世界史诗中的地位和价值。
在对学科史脉络归纳与总结的基础上，该书聚焦玛纳斯奇活态表演实践的形成过程，从史诗文本的多样性、史诗的学习与演唱过程、史诗的传承方式等方面入手，考察玛纳斯奇如何在表演中处理史诗文本多样性与口头流动性之间的动态平衡，以完成“表演当中创编”，延续史诗的艺术生命和价值。
在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中，作者搜集整理了大量玛纳斯奇演唱的一手资料，发现《玛纳斯》史诗的每一个发展环节都离不开各个时代玛纳斯奇的加工、润色与即兴创作。过往口头传统研究过于强调口头创作的集体性，而忽视了个人的作用和价值，这恰恰与《玛纳斯》史诗表演中个人的创造性，以及这种个性化在史诗中的凸显相背离。
玛纳斯奇既是史诗的创作者，又是史诗的传承者，同时还是史诗语言艺术的加工者，是史诗表演艺术的核心要素。口头文本虽然有程式化的语言和结构，但每一个文本本身都是由史诗歌手演唱创编而成，并由此建立起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史诗歌手的研究是史诗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书中对“玛纳斯奇”这一术语的来历及其等级划分进行了严谨考证。从文本多样性入手，按照时间线索，由19世纪乔坎·瓦里汗诺夫和威·瓦·拉德洛夫的手抄文本出发，到世纪之交发现的5位《玛纳斯》演唱大师的唱本，再到20世纪以来口头和书面双重路径传播的文本时代的开启，将在此过程中口头文本遵循的传统与玛纳斯奇个人的创新一一列举展示，证明玛纳斯奇的演唱才是口头史诗的生命，史诗与史诗歌手之间具备一种从“凝固化”到“活态共生”的关系。
不单是玛纳斯奇，《格萨尔》的创造者仲堪、《江格尔》的创造者江格尔奇，其演唱也都是他们各自民族英雄史诗的生命之源。
集体记忆与个体创作的共同产物
总体来说，家族内部传承和师徒传承是玛纳斯奇在学艺过程中最主要的两种传承方式。而学艺完成之后的玛纳斯奇们凭借“大脑文本”完成重组，最终对新的史诗文本进行创编。那些既有天赋、后天又勤奋的玛纳斯奇，便成长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玛纳斯奇，并形成与之相关联的演唱流派。
玛纳斯奇即兴表演的口头文本，并非孤立的静态产物，必然与整理本、手抄本、译本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之间最终形成一定的文本层积体系，实现口头演述的层累性发展。这也是玛纳斯奇学习与成长的必经过程，是整个《玛纳斯》史诗演唱传统得以继承与创新的重要步骤。
只有在史诗传统程式的框架内实现的即兴创新，才是“表演当中创编”机制生成的重要保障。该书从对一系列词语、句法、话题、典型场景、结构等程式化特征的分析入手，凝练、总结了玛纳斯奇们演唱中的规律性内容，研究玛纳斯奇的创编过程以及史诗戏剧化、程式化之间的联系。这种程式的丰富性，恰好证明了《玛纳斯》史诗文本所经历的漫长形成与发展过程。
在活态传承的动态语境中，《玛纳斯》史诗的核心叙事框架往往在玛纳斯奇们实际表演前就已形成，其口头创编的深层逻辑并非单纯依附于即兴表演，而是植根于歌者对传统程式的内化与重组过程。因此，这又验证了史诗是集体记忆与个体创作的共同产物。
《玛纳斯》史诗作为柯尔克孜族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和重要的精神图腾，其生命力不仅体现在宏大的叙事与英雄主题的结合上，更在于其作为“活态史诗”的文本多元形态与玛纳斯奇的演唱融为一体。该书通过对玛纳斯奇长期的田野跟踪调查、文本多样性分析、“表演当中创编”机制的解构及学习、传承模式的梳理，打破了史诗研究的“文本中心主义”范式，证明了史诗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民族历史，更在于通过艺人的活态表演实践，实现文本从凝固到流动的变化，以持续激活文化基因，达成传统与当代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