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一个人的学术贡献，首先应该看清在他之前的研究状况。俞平伯先生写作《红楼梦辨》之前，红学研究经历了4个时期，即带有浓重个人偏好的评点时期；程甲本印行之后，略微提及版本和本事，或对后四十回作者提出初步质疑的时期；认为书中多数人与事都有所影射的索隐时期；由胡适首次提出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是自叙传、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的“新红学”时期。就是在这种作者家世基本上是传闻、版本研究不成系统的背景下，俞先生的《红楼梦辨》出版了。

　　俞先生不仅有放眼百年之后的学术眼光，还有着极强的反思能力，这使他成为中国红学史上发现了最多问题，研究了最多问题，引发了范围最大、时间最长的学术讨论，给后人留下了最多研究思路和方向，也是最早、从最为本质的角度去看待和匡正“新红学”的学者。

　　很多人认为俞先生的研究和胡适是一样的，都是所谓的“新红学”，这其实是错误的看法。因为胡适考证完作者和家世，作了小说是自叙传、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的断语之后，他的研究就基本结束了。而俞先生的研究才刚刚开启。他虽然利用了胡适的一些结论，但他的研究和结论实际上是与胡适相反的。胡适关于《红楼梦》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但1923年俞先生在《红楼梦辨》出版后不久，就发现自己按照胡适的这个结论推出的说法有问题，于是他马上写了两篇修正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能分辨自叙传和自叙传的文学，就如同不能分辨历史和历史小说一样。在清末民初，索隐派和考据派的争论如火如荼之时，他最早认清了“旧红学”和“新红学”的本质是一样的，即不管他们的研究路数是否相同，他们都是把《红楼梦》看作历史，而非小说。1986年11月，俞先生应邀赴香港讲学，他在讲台上继续强调《红楼梦》的文学性，提倡用文学和哲学的眼光来研究《红楼梦》。这是俞先生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正是因为他的敏锐和坚持，后来的红学研究才能在受到各种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冲击而反复地摇摆不定中，始终不曾丢失对作品文学性的重视。

　　俞先生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关于过录本的论断。对于胡适发现的甲戌本，俞先生非常冷静地列举了三个证据，提出了甲戌本是“过录本”的重要说法，这也是红学史上人们第一次认识到我们所看到的抄本并非曹雪芹或脂砚斋原稿，而是后来人抄写誊录的本子。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红楼梦》抄本都是俞先生所说的过录本。俞先生的这一判断，使红学版本研究避免了大量不必要走的弯路。

　　俞先生的第三个重要贡献在于他对《红楼梦》后四十回价值的认识。俞先生曾表示，他对《红楼梦》后四十回价值的肯定还不够，后四十回应该受到更多重视。他的这个看法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红学研究者的赞同，因为目前无论版本研究、作者研究或是语言和文艺思想研究，都不能避开后四十回问题。

　　俞先生的第四个重要贡献是他开启了红学史上的系统性版本研究。他率先从版本校勘入手，来探寻作者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是《红楼梦》成书史的开创者。

　　俞先生的第五个重要贡献在于其对《红楼梦》八十回后佚稿的探索。为了研究后四十回作者，俞先生曾大力探索八十回后佚稿。他根据前八十回的文本和批语对八十回后的重要故事情节作了一系列推测，这就是后来“探佚学”的发端，俞先生也成为探佚学的始创者。

　　俞先生的第六个重要贡献，体现于他与王佩璋合作校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这是红学史上第一部以多版本脂本为底本的汇校本，结束了《红楼梦》没有汇校本的历史，被学界称为“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八十回抄本的第一个新版本”。

　　俞先生对《红楼梦》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的一些学术观点虽然现在看来不再新奇，但他在零的起点上为后代学人开辟了诸多可持续研究的领域。他继承、修正、发展和完善了胡适创建的“新红学”，建立起了一整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观念系统。综观之后的百年红学，又有哪一个问题是不能溯源到先生的研究中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