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新材料的发现和使用依然值得关注，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价值再次激起回响，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引发广泛讨论，网络文学研究成果日趋丰硕，这些都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突出现象。
持续关注新材料的发现应用
作为一个不断成熟，“历史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学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新材料的发现与持续运用，近年来不断激起研究者的兴趣。就2018年的研究成果而言，20世纪50—70年代这一“史料”或“知识化”最为透彻的领域，依然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尽管如反思者所提出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时体现出将“问题的探讨”降格为一种“知识的言说”，甚至是某种“常识的复述”。但研究者凭借新材料展开的论述，依然能够引起学界的注意。黄发有的《稿酬制度与“十七年”文学生产》考察了稿酬制度演变对“十七年”文学生产的多方面影响；而他的另一篇论文《当代文学的接续与更新——基于〈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的文学史考察》则将研究目光投向“第四次文代会简报”，文中所列的新颖材料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同样是依据新材料展开研究，王秀涛近年来的关注点集中在“第一次文代会”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他的《第一次文代会的几则提案》《文艺的转向：第一次文代会“艺术展览会”考论》等论文所做的基础工作，对于透彻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一具有开端性的会议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再度讨论现实主义的重要价值
作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总结的延伸，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重新讨论，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程光炜看来，在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历史中，重新讨论现实主义文学的契机出现在三个关口：一是伪现实主义文学盛行，文学走向末路的时候；二是文学形式探索达到饱和，出现审美疲劳的时候；三是在文学过分商业化、圈子化的情况下（《在什么时候谈现实主义文学》）。汪政在《现实·现实感·现实主义》一文中指出了“现实感”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现实感首先是一个作家能够在复杂纷纭的幻象中发现现实的能力。
就2018年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而言，各大期刊杂志组织的诸多专栏批评都颇富声势，产生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文学评论》第3期的路遥研究专辑。王兆胜在《路遥小说的超越性境界及其文学史意义》中指出，如何看待和评价路遥小说，已然成为当前学界的焦点和难题。在他看来，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简单理解，以及受制于西方文学理论和小说理论，路遥的小说成就和地位没能得到凸显。由此他指出，路遥的小说一面奠基于现实主义传统，一面又是非常开放和异常广阔的。作者的天地境界、对婚恋关系的辩证理解，以及“同呼共吸”的心灵叙事，都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维度，其开拓性、创新性和深刻性应该被给予充分肯定。
赵勇的《在大众阵营与“精英集团”之间——路遥“经典化”的外部考察》从对路遥其人其作的阅读、接受、判断与评估的两极分野出发，论及“文学经典化”的两大要素——读者和文学史。他进而指出路遥其人其作一直以“民选经典”的方式走在“民间经典化”的路途上，这既打破了“精英集团”的经典垄断，也对“学院经典化”构成了微妙的影响和压力。
此外，阎真的《路遥的影响力是从哪里来的？——从〈平凡的世界〉看写与读的关系》分别讨论了作为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的“路遥热”。在他看来，路遥小说对读者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力可以带来多方面的思考，比如写与读的关系，读者的文化生态及文化心态，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读者的选择与文学史的选择如何互动，以及中国经验在文学经典性判断中的可能意义等。
积极反思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
在对文学批评现状的反思中，批评的文体意识常被学界反复讨论。关于这一点，“文学批评与文体意识”的讨论值得重视。孟繁华在《文体意识与文学批评实践》中认为，我们现在的批评困境表面看是文体问题，但本质在于对文学是否有真知灼见，换言之，涉及的是态度问题。在《文体与文风》一文中，贺绍俊对当下批评文体提出了尖锐批评。在他看来，在文学批评中呈现的是文体的单一化：“所谓单一化，是指批评文体在结构、语言等方面缺乏变化，模式单一。”同样的批评也来自敬文东，在他看来，当代文学批评写作“在最近二十年里被严重固化了”，“批评家们看待文学的眼光在不断趋同，批评术语在齐步走中保持了高度的同一化”。（《文学批评漫议》）
不少文学评论者表达了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不满。王侃在《学院派、诗文评及批评文体》中认为，如果说文学批评因其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的因素而被视为文学活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批评界可能需要承认并检讨，当下文学批评在多个维度上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它的有效性。何平也认为，当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成为一个“当下性”问题被拿来讨论时，这显然意味着基于现实的作为文体的文学批评，它的那种边界清晰、独立自足的“文体感”正在丧失，“我们今天正在失去自由自在、澎湃着生命力的文学批评”。（《自我奴役的文学批评能否“文体”？》）
常智奇和赵勇的文章似乎包含着某种建设性的启示。常智奇在《浅谈“注释、喻理式”的文学批评的体式》中介绍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注释、喻理式”文学批评的主要特征和重要意义。而赵勇的《作为“论笔”的文学批评》则从阿多诺的“论笔体”谈及这一批评文体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启示意义。
不断深化网络文学的综合研究
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的影响力与日俱增。2018年3月，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会上正式发布了“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作品”名单。作为对网络文学20年的总结，何弘在《从自然生长到有序引导——新文学群体现状分析》一文中以调查报告的形式细致分析了当下新文学群体的基本构成，他们的思想创作状况，以及从政策层面生发的管理和引导状况，进而指出新文学群体的产生及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网络文学的“进化史”。
其他重要的网络文学批评文章还有何平的《再论“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在何平看来，网络文学是现阶段中国的大众流行文化，尤其是青年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解释网络文学，应该将其视作比“文本”“文学”更大的“文化”。
《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3期的“网络文学研究专辑”推出的三篇论文也是这一年的重要研究成果。马季的《网络文学的渠道与内容关系解析》从渠道和内容的关系角度梳理了二十年来网络文学的发展；黎杨全、何榴的《中国网络玄幻小说的叙事语法》从叙事语法的角度讨论玄幻小说的故事程式和情节模式；张春梅的《“网文”通向电视之媒介选择》从“网文版”《后宫甄嬛传》在电视剧中的“被删”谈起，论及网文与电视剧这两种传播介质在时空、人物、线索、叙事重点等方面的不同处理方式，由此论述“网络聚落”的情感结构、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此外，许苗苗的《游戏逻辑：网络文学的认同规则与抵抗策论》、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批评的述史之辨》也都是这一年较为重要的网络文学研究成果。
除上述各项成果外，从当代文学起源的研究角度来看，李建军的《重估俄苏文学》也是2018年的重要成果。在他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俄罗斯文学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然而无论对俄苏文学的经验，还是对其缺陷和问题，我们都没有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所谓“重估俄苏文学”，是旨在认识俄罗斯文学与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差异，辩证地认识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客观地重估它们的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