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5日发表了倪祥保《“句吴”之谜》（以下简称“倪文”）一文，文章指出“学界至今还有很多人将‘句吴’理解为春秋时代吴国的国号，其实有误”，认为“句吴”之“句”应按《说文》“曲也”的诠释，表示泰伯、仲雍对吴地族群“曲而从之”；“句吴”只出现、存在于泰伯“自号”阶段，并没有也不能够取代“吴”成为新的族群名号，更没有成为国号。笔者对该文观点难以苟同，在此试作澄清。
出土材料佐证
“句吴”为国号
从最能直接反映吴国国号的吴国青铜铭文看，吴国有“句吴”之称是没有疑问的。倪文认为“先秦时期所有历史学家、众多经典文献以及出土文物铭文都没对‘句吴’有更多记述”，实则忽视了大量发现的吴国青铜铭文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句吴”作为国号，吴国铭文习见，通常写作“攻”、“工”等，均音近通假作“句吴”。董珊在《吴越铭辞研究》一书中认为，“传世文献所见吴越国名或称‘句吴’或‘於越’，都已经见于出土文物。吴国名有多种通假字写法”，已准确指出这一点。
除了“句吴”，铭文也有简称作“吴”的例子，但数量较少，所见用例也不及“句吴”早。目前“句吴”最早见于阖闾时期，如吴王阖闾又称“吴王光”，或“句吴王光”，以后者更为常见。陆振岳的《“句吴”与“吴”》一文注意到金文的记录，认为写作“句吴”的有14例。但据笔者初步统计，目前以“句吴”为国号的吴国铭文至少有52例，相关器物自吴王诸樊延续至吴王夫差，渊源甚早，传承有序。倪文忽视了相关青铜铭文的铁证，所谓“‘句吴’这个名号存续的时间非常短暂，应该没有用在‘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之后”的论断无从谈起。“句吴”至少在吴国人看来，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号。“吴”系“句吴”之省，既见于吴国人在某些场合的自称，更多则见于中原人士的称述。
“句吴”与古越语发音有关
下面再来分析“句吴”一称的由来。据《史记·吴太伯世家》，泰伯（太伯）立国后“自号句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已经指出：“‘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於）越’也。”颜注的解释已点出问题的要害，“句吴”和“於越”作为国族称号，均与吴越两国的方言有关。诸如周振鹤、游汝杰、董楚平、王文清、陆振岳等探讨过“句吴”这一指称的学者，基本上都认同“句吴”来自吴地方言。
以“句”开头的地名或人名，尚有“句容”、“句章”、“句践”等，基本与吴越地区有关。周振鹤、游汝杰早已指出，此类称名实际上源自古越语。董楚平也强调，吴越的地名、人名基本上以鱼韵字及其紧邻的侯韵字发声，这正是古越语作为胶着语的重要特征。吴越先民可能有不同来源，但经长期融合，到春秋时期已然是“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同俗并土”，吴越地区共通古越语也不难理解。倪文将“句吴”拆解为“句”和“吴”，并将“句”比附《说文》中“曲也”的解释，很难合乎事实。
与“句吴”相类的还有越国国号“於越”。董楚平指出，“於越”也是古越语特征的称名，传世与出土的越国铜器铭文从不自号“於越”或其他对音，而是清一色的“戉”字。这一说法现在看来不够准确。事实上，无论是“於越”指称的语言特征，还是越国青铜铭文的实证（如越王大子矛），都说明“於越”与“句吴”一样当是自称。
“句吴”出自吴地春秋时期的方言，正统文献多言“吴”而不言“句吴”，与吴国金文所见形成鲜明对比。在此之前，叶文宪、殷伟仁等学者将“句”理解作勾画，刘建国将“句”理解为句国。诸如此类的看法，正如倪文将“句”理解作“曲”一样，均为忽视古越语特点的望文生义。
“先吴”与“曲而从之”辨析
倪文表示，之所以将“句吴”之“句”理解为“曲”，主要源于他对《史记·吴太伯世家》的“文本细读”，由此引申出所谓“先吴”和“曲而从之”的理解。笔者对此试作辨析。
倪文认为，“句吴”之“吴”基于“先吴”，“先吴”在泰伯之前已存在；司马迁言“太伯之奔荆蛮”，而不言“泰伯之奔吴”，是因为他认为泰伯之前没有“吴”，这与事实不符。上述说法似有商讨空间。吴国君主系姬姓，属于周人支系，这一点殆无疑义。诸如《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以及鲁襄公、孔子、周敬王等人，均承认吴国王室为姬姓。1954年出土的宜侯夨簋，说明周王室确在吴地封建诸侯国。至于“吴”这一国号的来源，或以为吴国先祖受封于江南时始得此名号，或以为在陕西存在“西吴”，江南之“吴”系其分化，尚存较大争议。如果说吴国祖先到达江南之前已有“吴”，证据似乎更不充分。
倪文认为，环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发现，说明“苏州一带‘先吴’文化远早于泰伯、仲雍，可以表征‘先吴’族群早已存在”。实际上，吴地的族群经历过较大变动，如良渚文化盛极而衰，此后宁镇地区的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等依次登场。环太湖流域则有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等不断嬗替，与良渚文化没有直接关系。可以确定，吴国建国后，其主体民族与统治者迥异。按照《史记》说法，吴地土著是“荆蛮”。此外，曾昭燏、尹焕章指出，当地居民即蛮夷，卫聚贤以为是苗人，董楚平认为是淮夷，更多学者主张吴国的子民与越国同族。“荆蛮”之说近来得到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支持，或许更近事实。所谓“先吴”纯粹出于想象，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等方面的线索对“先吴”的说法都是不利的。总之，说“先吴”在泰伯之前已存在，证据不充分，《史记》“太伯之奔荆蛮”的记载更严谨。
倪文认为，“所谓‘句吴’，在表示泰伯、仲雍对吴地族群‘曲而从之’（即归而改从当地氏族）意思的同时，还标明自己是非正宗‘吴人’”。但是，“句”不能理解作“曲”，吴国立国之前也无所谓“吴人”，“曲而从之”无从谈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