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和印度金德尔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印度社会发展论坛“中印人口转型与社会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印度金德尔大学近30名专家学者就人口结构、教育、就业、乡城流动人口、老龄化等主题展开了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转型与老龄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翼研究员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转变之一是人口转型和群体结构的转型。中国已经从成年型人口转变为老龄化型的人口，并很快会转变为老龄型人口，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4%。中国同时也由一个以农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由农民、工人和中等收入群体并存的社会。他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几个阶段和各阶段的特征，还指出由于家庭结构的简化、由于教育的扩招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等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正趋于日益壮大。近期的一系列调查数据表明，农民的规模在缩小，新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在扩大，这使当前整个中国社会的生育意愿、消费升级动力等表现出了很多新的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吴莹副研究员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人口结构也面临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这个老龄化过程既是人口结构自然转变的结果，也有政策调控的原因，由此带来了未富先老、规模大速度快和地区不均衡等特点。通过国际比较，她指出在世界新兴市场中，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是大大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为了应对老龄化问题，中国政府不断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工作机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虽然目前养老保障体系仍然面临各种挑战和问题，但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性已经获得认同，并将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印度初级教育普及困境与手工艺品生产的异化
在关于教育和技艺的讨论中，金德尔大学张文娟副教授指出，中印政府都积极推动国民免费初级教育的普及，并将其写入宪法，但是该政策在两国的政策目标、执行逻辑、政策工具、制度安排等都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导致了免费初级教育在两国普及程度的巨大差异。印度早在1966年就建立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并在该领域也投入了大量财力支持，但更多地强调接受基础教育是个人的权利而非义务，而中国则强调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既是适龄儿童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因此中国的免费初级教育普及率远高于印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两国的差异已经日益显著。截至2014年，中国成年人的文盲率仅为4.1%，而印度仍高达29.5%。金德尔大学密涅瓦·亚历山德拉高级副研究员以版画为例，讨论了印度手工艺产品技艺的发展和异化问题。她提出手工艺产品的生产在印度吸引了大量的就业，具有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但是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需要在国家层面给予广泛支持。而当代印度的手艺人面临深层次的结构和文化转型，他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在保留手工艺产品本质的同时，又能够获得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市场的可接受性？她以版画这种对手工技艺有较高要求又容易被机器大生产所取代的手工艺产品为例，讨论了这种技术是如何避免被异化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
产业革命背景下的中印就业转型
在关于就业问题的对话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孙兆阳副研究员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成为经济增长源泉。我国政府坚持积极的就业政策，不断提高劳动参与率，解决了7亿人的就业问题。在快速工业化的同时，城镇吸纳和集聚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在稳住国有企业的同时，非国有经济也得到逐步放开，实现了就业多元化，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但我国就业结构也存在着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初现端倪、就业结构性和摩擦性矛盾日益突出、就业结构失衡等问题。印度金德尔大学基蒂·纳克雷副教授则在产业革命背景下讨论了印度的就业问题。她指出，持续的工业化革命带来了生产领域的巨大变迁，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的确给印度带来了更多的生活便利和生产发展，也会对就业结构带来巨大影响。例如，弥补一些贫困地区技术性劳动力的短缺、对制造业岗位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等，这就对青年的就业带来巨大挑战。又如，印度90%以上的制造业都是非正式的和中小企业，因此在产业革命中将面临“失业中的增长”，即经济增长与大量失业并存局面。而福利国家的制度并不能解决就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就业问题上的特殊问题。
中印人口流动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在关于乡城流动的对话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咏媛助理研究员认为，中国的乡城流动人口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出现的，其结构、角色和功能的转变影响着其社会表征的构建和演化。根据社会表征理论的基本框架，她从制度背景、媒体标签和学术干预三个角度分别描述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表征的时空特征，并指出随着时代变迁，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表征从对外部特征（如职业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关注逐渐转向为对内部特征（如道德表现和身份认同）的探索，且更关注该群体内部的职业群体差异和世代差异。该研究的结果有助于理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表征的构建过程和发展趋势，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具有启示意义。印度金德尔大学苏梅特·姆哈斯卡副教授则讨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印度，是什么决定了人们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他表示，印度存在大量移民人口，既有国内的乡城之间的迁移，也有国际性的跨国迁移，因而使得印度成为目前世界上移民汇款额最高的国家。他聚焦于国内乡城人口迁移问题，指出印度国内大多数乡城移民在16岁到40岁之间，而其中70.7%是女性。总的来说，导致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关键性因素主要有：农村贫困、农业危机、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城市所提供的良好教育、地区性的就业限制、宗教冲突、追求更好的婚姻等。近年来印度的城市扩张十分迅速，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乡城之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但是这些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并不乐观，在权利方面也同样面临欠缺。
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人口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并且都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推动改革，在经历40年的发展后，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经验，也面临着一些相似的问题，例如人口结构的转型、老龄化速度的加剧、产业革命下的就业挑战等；也具有一些相似的需求，例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升级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等。但是，两国学界对于两个社会的发展经验、问题和需求还缺乏深入的比较性研究。为了在相互借鉴中更好地推进发展，未来的中印比较研究有必要在教育发展与人才培养、产业结构转型与创新能力提升、城镇化推进与民生改善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