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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所刘泓:以“逆全球化”应对难民危机不是明智之选


2018年10月16日 16:29    来 源:人民论坛     作者:刘泓

  【摘要】难民危机的爆发持续难消,以及“逆全球化”潮流遍袭欧洲,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欧洲人曾经引以为傲的民族国家体系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逆全球化”并非欧洲民族国家应对难民危机的理性选择,通过“逆全球化”应对难民危机,有似“己矛”与“己盾”之战。

  【关键词】“逆全球化” 难民危机 欧洲

  中东力量“失衡”与全球化“饱和”是欧洲难民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欧洲难民危机的爆发,似乎让欧洲人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动荡之中。自2015年春夏之交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区的100万非法移民涌入五亿人口的欧洲开始,因“异质移民”引发的恐袭事件、“难民性侵案”接踵而至,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强势崛起。“世外桃源”的欧洲社会,“花容”似乎猝然褪去。

  有关这场难民危机爆发症结的讨论可谓众说纷纭。基本能够形成共识的是,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列强蛮横染指摧毁了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在内的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使得相关国家和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在“伊斯兰国”的旌麾下硝烟四起,百姓流离失所,空前规模的难民汇聚成流。同时,非洲国家的一些非法移民亦乘利比亚混乱之隙,纷纷偷渡进入欧洲。有人进一步指出,当今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是欧洲人向亚非拉殖民的恶果,而该恶果之所以在今天的欧洲“瓜熟蒂落”,原因在于全球化进入“饱和”阶段,欧洲人战后痛定思痛主导创建的现代难民体制已孱弱无力。

  欧洲难民危机爆发的症结究竟何在?如果把上述相关的说辞视为对所谓症结的思考,则其并未对如下有关“症结”的核心问题给予明晰的解答,比如:欧洲人为什么要在亚非拉开展殖民扩张?为什么要摧毁或者准确一些说要参与摧毁中东地区的平衡?欧洲人塑造的全球化为什么会出现让其不知所措的“饱和”?欧洲人创建的标准化、程序化、法律化的难民制度为什么会使其倍感“力不从心”?当然,不能否认的是,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被摧毁也好,全球化出现“饱和”也罢,均与这场难民危机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东力量“失衡”与全球化“饱和”可分别视为欧洲难民危机爆发的直接和间接的“导火索”,而非其症结所在。

  可见,欧洲难民危机孕育于欧洲列强的殖民掠夺,成长于其一直难脱干系的中东持久内战,而欧洲最终自食其果。欧洲难民危机爆发的症结,源自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奉行的对外扩张与干涉的传统和理念。

  难民危机爆发是“逆全球化”潮流遍袭欧洲的源头之一 

  近年来,与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的“逆全球化”潮流遍袭欧洲。这种思潮与实践旨在将权力重新给予地方和国家,以期抵制资本、生产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日趋一体化的进程,引起广泛关注。

  在追溯遍袭欧洲的“逆全球化”潮流源头的过程中,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增长乏力,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欧洲国家长期奉行的价值观限制社会改革能力,中低收入选民不满情绪逐步增强,主权债务危机,中产阶级萎缩成为少数,难民危机爆发,以及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声势大噪等,均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特别是难民危机,几乎成为出自不同视角思考关注的焦点。

  从表象上看,难民危机的爆发被视为欧洲“逆全球化”潮流涌起的源头,的确不无道理。近年来,随着欧洲民主政治失去改革发展的动力,政治冷漠和偏激情绪在选民中滋生发酵。同时,随着由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的欧洲经济增长的持续乏力,中低收入的欧洲选民因切身利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蔓延。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难民危机,无疑加重了欧洲民族国家正在经受的困扰。难民的大量涌入,加剧了欧洲主体民族出生率下降导致的种族危机,增强了欧洲大众的被遗弃感和不安全感,族际矛盾日益尖锐。欧洲主流政党因顾忌欧洲历史传统和现行体制的约束,怯于公然制定和实施打击、限制外来移民入境的政策措施,使得打“民粹牌”的政治人物被欧洲民众奉为“救命稻草”。“仇外”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以保护欧洲主体民族大众利益、捍卫“深受威胁”的本国文化和价值观为鹜,将矛头直指外国势力和外来移民,受到追捧。以强调本民族国家利益优先,要求限制人口的全球化流动,反对现存的国际秩序,以及反对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为特征的“逆全球化”潮流因此获得了重要力量。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在冷战结束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德雷所言:第三波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范围生产分工、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革和升级,彻底打破了地方性的自我孤立和自给自足状态的藩篱,为空前的国际联系和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我们不禁会发问:难民危机为何会引发出与战后欧洲人所推崇的政治传统,以及创立的民主政治制度相悖逆的“仇外”言论和行径?难民危机爆发为什么会成为欧洲“逆全球化”潮流生成的源头?欧洲人为什么会反对其一直以来倡导并投身其中的全球化,转而让“逆全球化”潮流在欧洲大地上遍袭?

  可见,难民危机爆发虽然能够被视为欧洲“逆全球化”潮流生成的源头之一,但是并非让这场潮流在欧洲遍袭的“始作俑者”。

  民族国家体系与生俱来的缺陷是“逆全球化”潮流遍袭欧洲的“始作俑者” 

  在近代欧洲产生的民族主义现象,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它所追求的外在体现形式,都是建立在领土政治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由此,当时的思想理论家们便把这种追求概括为“一民,一族,一国”(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tate)的简明公式,这个公式被后人称为“古典民族主义理论”。 早期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把“人民”界定为一种历史形成的具有语言文化同质性和利益一致性的人们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与领土和政治权利联系起来而成为“民族”,作为“民族”应当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避免民族间的冲突,认为现代世界的基本政治单位应当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欧洲是民族国家的发祥地,“古典民族主义理论”的政治构想为其建构理念。作为解决社会力量与帝国政权之间矛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结构,民族国家形式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展席卷全球,成为一种普遍的国家形态被世界所接受。民族国家体系的普遍建立,对于人类文明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以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形式保障了民族利益;另一方面,民族共同体所展现的社会动员能力极大地增强了国家权能。

  然而,建立在古典民族主义建构理念之上的民族国家体系,其与生俱来的缺陷使其在民族国家建构中,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开启后,日渐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民族主义古典理论家设想通过民族国家的建立来避免民族间激烈暴力冲突的理想,始终未能成真。相反,正是在民族国家时代,人类战争的规模达到了空前。民族国家作为利己排他、强调本族利益至上的人们共同体,它在通过调动人类的认同本能完成其内部整合的同时,也加深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猜忌与隔阂。作为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其缺陷体现在民族分离主义、民族收复失地主义、泛民族主义、民族复国主义、民族排外主义和民族遣返活动不绝于缕,并由此造成无休无止的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在欧洲,相邻民族国家没有发生冲突包括战争的例子,几乎一个也找不到。以族裔认同为理由开展族体利益维护,成为民族国家时代所独有的、典型的族际对抗形式。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欧洲列强为什么投身亚非拉地区的殖民扩张活动,为什么参与中东战争,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开启后,却要让“逆全球化”浪潮在欧洲大地上涌动。正是以追求本民族利益至上为特征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与生俱来的缺陷,孕育、催生了难民危机,并造成一系列后果,包括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利益失衡、发生激烈冲突,疑欧、脱欧、“仇外”的情绪和行动不断蔓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势力开始操控民族国家和地方权力,而基于发达民族国家利益形成的欧盟对此又约束无力,致使“逆全球化”潮流遍袭欧洲。

  难民危机和“逆全球化”潮流凸显了欧洲民族国家体系与生俱来的缺陷 

  冷战后,全球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多级的: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对传统地区闭合性社会的消解推进了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转移,国家间的区域性合作成为此轮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另一方面,全球化打破了闭合性的封闭社会,却没有打破民族国家之间的壁垒。

  众所周知,全球化的进程不会改变,打破传统民族国家之间的壁垒,努力让全球化更具活力、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已成为世界各民族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当务之急。“逆全球化”并非欧洲民族国家应对难民危机的理性选择,其实质是欧洲民族国家体系与生俱来的缺陷(利己排他、强调本族利益至上)在现实社会作祟的具体体现。事实上,封锁边境,“仇外”,强调民族主义、本民族国家利益第一等的“逆全球化”思潮和举措,在欧洲社会进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时代后,不仅无法适应全球化深入演进的需要,无法解决民族国家离心作用与全球资本高度整合矛盾的交织问题,相反却在继续制造着分配结构的不均衡与不公平,沿袭而非摒弃了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上了对抗而非对话、结盟而非结伴的国与国交往路径,悖逆了“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的路径。

  可见,难民危机的爆发与久存难消,以及“逆全球化”潮流遍袭欧洲,从不同角度凸显了欧洲人曾经引以为傲的民族国家体系与生俱来的缺陷。难民危机的出现可视为“逆全球化”潮流生成的诸源之一。“逆全球化”潮流的主要特征、本质、主张和表现等,决定其难以通过悖逆于全球化的理念与实践,来应对在全球化时代出现的、由局部冲突演化成地区甚至世界问题的难民危机。通过“逆全球化”应对难民危机,有似“己矛”与“己盾”之战。

  从某种角度看,难民危机的出现和“逆全球化”潮流遍袭欧洲,均可视为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出的“无奈”。换言之,欧洲民族国家利己排他、强调本族利益至上的传统建构理念,已难以在全球经济高度整合的当今世界应对挑战、谋求发展。

  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民族国家始终是唯一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民族国家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唯一载体,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依然依赖于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的力量。然而,由于各国推进民族国家进程的时空周期等方面的差异,其所面对的问题以及各自应对问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民族国家并未形成一套闭合性的制度机制,也没有一条量化的实践道路可沿循。

  近期以来,欧洲政治民粹化趋势的加强,极端势力“上位执政”,自由贸易理念边缘化,难民危机持续“折磨”欧洲,以及“逆全球化”潮流遍袭欧洲可能产生的影响,已经成为热点话题。人类社会已进入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全球化时代,而世界整体格局仍然是民族国家的世界。欧洲民族国家将何去何从,尚需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副会长)

  【参考文献】

  ①曾向红:《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恐怖主义新浪潮》,《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

  ②徐坚:《逆全球化风潮与全球化的转型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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