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鑫（当代中国研究所）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要求。中国学作为文明交流互鉴、融通中外的重要窗口，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宏观框架内占据重要位置，对向世界更为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现中国，呈现新时代中国的面貌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立足中国实践、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学术创举，其历史、理论、实践三重逻辑在传承、建构、赋能中辩证统一，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研究范式、构建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路径的重要遵循。

　　历史逻辑：

　　从“他者”到“主体”的本位变迁

　　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植根于海外中国研究的历史进程，在学术研究演进过程中完成从受困于“他者”范式到实现“主体”建构的历史性转变。

　　受困“他者”范式。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以“文明冲突论”为理论预设，以二元对立的视角将中国定义为异质化的研究对象，以西方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以西方模式为标尺评价中国成就与经验，使中国实践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对中国成就与经验的解释失之偏颇。这种裹挟于西方认知体系中的中国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依附性解读，陷入了“以西方解释中国”的窠臼，既忽视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也消解了中国实践的原创性，导致新时代中国学研究陷入失真与失语的双重困境。要突破这一困境，就要在明确客观视角并非“客体化”的前提下确立中国主体性，实现中国学的范式转变。

　　激发“主体”觉醒。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激发了中国学范式转型。新时代的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相比，西方传统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无法理解中国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为民情怀。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开始摆脱西方理论框架，转而“以中国解释中国”。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学术探讨，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提炼，再到四大全球倡议的理论升华，中国学正在实现“主体性”觉醒，从以他者视角评价中国实践转向从主体立场分析中国经验。

　　传承文明根脉。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逻辑植根于中华文明根脉，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新中国70余年发展史、改革开放40余年实践史中传承与发展，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中国学研究也因而迈向“理论自觉”阶段。当代中国的发展有其自身历史文化与制度禀赋的积淀，既要通过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为构建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学理基础，又要通过深入挖掘新时代中国的治理智慧，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现实土壤，从历史的纵深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引领知识生产，实现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构建和学理性支撑。

　　理论逻辑：

　　从“西方”到“中国”的本位框架

　　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之一在于理论创新。其理论逻辑的构建核心在于破解西方中心主义的迷思、确立中国本位的理论框架，并由中国走向世界，在文明互鉴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

　　解构西方理论“万能论”迷思。构建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框架，破除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误区。从生成层面看，西方理论起源于西方社会实践，体现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价值立场和资本逻辑，不能用来框定、剪裁中国理论。从评价层面看，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历史终结论”等均体现出西方社会科学的“地域性”，以西方标准评价中国实践，本质上是“削足适履”，阻碍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生长。因此，构建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构建“场域”意识，进而构建一个逻辑自洽、体系完整、内在一致的理论系统。

　　以中国实践提升学术辨识度。理论构建的根基在于中国实践。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需体现强烈的中国特色。标识性概念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一方面，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内容提炼标识性概念，以概念为“点”，带动本土化学术概念集群之“面”，体现出鲜明的实践导向和中国特色。另一方面，穿“点”成“线”，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根本方法，以标识性概念阐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经验，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形成逻辑自洽、层次分明的理论体系。

　　以文明互鉴视角构建开放型理论。构建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充分吸收海外社会科学理论精华，实现知识体系的多元互补，同时在吸收的过程中实现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既要打破“他者凝视”，也要兼顾包容共生，形成多向度的理论框架。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要警惕海外知识生产过程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偏见与话语霸权，坚持中国立场。

　　实践逻辑：

　　知识生产与实践反哺的“双向赋能”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构建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了动力。

　　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交叉互证。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体现鲜明的问题导向，聚焦高质量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共性的问题，以理论研究满足实践需求。在此基础上，将新的研究成果重新投入实践，在接受实践检验的同时反哺学术理论。例如，海外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海外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反馈也为中国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参考，形成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检验的逻辑闭环。

　　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同向并进。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体”与“用”的辩证统一。话语体系以知识体系为支撑，知识体系通过话语体系指导实践。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因其在对外学术交往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其对构建话语体系的重要意义，也决定了构建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有机统一。因此，构建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以“标识性概念”为切入点，提炼出具有原创性、主体性的理论观点，推动“标识性概念”的国际化表达，避免产生歧义的表达方式，实现中国理念与国际表达的有机统一。

　　领军学者和学术共同体协同发力。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以“点”带“面”协同发力。其中，领军学者是重要的发力点。领军学者以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国际影响力，引领新时代中国学的研究方向，同时作为跨文化传播人才，通过学术对话打破文化之间的壁垒与隔阂，通过跨国合作网络推动中国话语体系的全球传播。学术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一“面”，以专题研讨、协同攻关的工作形式，开展学术对话、共享资源，有助于塑造学术研究范式、推动学术争鸣，推动自主知识体系进入全球学术议程。

　　构建新时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重逻辑从历史的根基出发，以理论构建廓清学术体系，以实践作为检验标准与发展动力，实现了学术范式的重构，体现了中国立场与世界视野的深度融合，彰显了中华文明生动的当代实践，为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提供了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