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政坛的一个特点，是右翼和极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在世界范围内崛起，其影响力和实力不断扩大，甚至在一些主要国家取得执政地位。日本鹰派人物安倍晋三于2006、2012、2014年三度出任首相，在内政外交上大力倡导“新保守主义”理念，推动着日本政治继续“向右转”。继2014年以压倒性胜利赢得议会下院选举后，印度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人民党在2019年大选中战绩更佳，具有浓厚教派色彩的领导人莫迪成功连任总理，成为亚洲地区另一具有影响力的保守主义人物。

　　尽管各个保守主义党派具体纲领和施政措施各异，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在对外政策上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强调本国利益优先；在政治上主张权威和负责任的政府，强调秩序和稳定；在经济理念上无一例外推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在社会文化价值观上，强调保护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以传统价值为取向，重视家庭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

　　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产物

　　保守主义并非新近才扩大影响，作为一种成熟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它的历史自然源远流长。当代保守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便迎来了第一个小高潮，因为正是从那时起，里根—撒切尔保守主义跨国联盟的经济理念，即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在英美正式击败了二战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罗斯福和凯恩斯式的社会自由主义，成为政府经济实践的指导思想。此后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也使得世界主要国家不断向这一经济路线靠拢。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虽然新自由主义遭到来自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严重质疑，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

　　20世纪末加速的全球化浪潮弊端不断积聚，自世纪之交就引起了一系列反弹，宗教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大规模的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中心，却是金融危机之后的新现象。

　　2016年底以来保守主义发展愈演愈烈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共和党人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和中西欧国家的右翼或极右翼政党普遍在选举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荷兰极右翼自由党通过下院选举成为第二大党。新兴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也在2017年德国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三大政党。而法国2017年的总统选举最终不得不在极右翼的国民阵线领导人让-玛丽·勒庞和中右翼的马克龙之间做出选择。2019年5月，刚刚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结果显示，保守派党团欧洲人民党保持住了它作为欧洲议会最大党团的位置，而其他极右翼政党席位明显增加，在法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极右翼党派都取得了最高的支持率。世界其他地区，被称作“巴西特朗普”的极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于2018年10月赢得了总统选举，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30多年来首次迎来右翼执政，同时也意味着21世纪初以来由左翼政党掀起的拉美“粉红色”浪潮跌入了最低谷。

　　2017年初，法国民调机构益普索（Ipsos）在全世界22个国家开展的一项题为“面对震动世界的危机，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哪个是最佳选项”的研究显示，西欧的五大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强调“本国优先”、反对国际合作、具有明显的种族排外倾向的右翼或极右翼政党受到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传统的左翼政党则明显民意不振。益普索的调查同时显示，多数受访者希望看到一个“铁血”领导人出现，能够改变游戏规则和改变国家现状，维护国家秩序和保障国家利益。

　　保守主义退回“传统”抵御危机、改变现状的姿态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大众在动荡时代面对不确定未来的不安心理。资本主义一系列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及其阴霾的长久不散，导致了怀疑主义情绪弥漫。人们关于自由主义乐观的普遍进步理念发生了动摇，无论是“民主”还是“自由市场”，看上去都没法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福利国家制度在“改与不改”的两难困境中摇摇欲坠。保守主义则以一系列蛊惑人心的口号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主张原子式孤立无援的个人从“虚幻的共同体”——国家或民族等看似有组织的力量那里，从“传统”和“宗教”“文化”那里寻求庇护。

　　当前保守主义的两大特征

　　一是披上了“民粹主义”的外衣。世界主流舆论普遍将“民粹主义”看作迎合大众或以大众诉求为取向的非理性观念，然而娴熟操弄“精英与大众对立”这套话语的主流舆论却刻意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搅动国际政坛的很多所谓“反建制派”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精英阶层的一员，他们的主张并非都与“大众利益”相关。如获得众多白人民族主义者支持的特朗普是身价数亿的地产大亨；而推动英国脱欧的最大政治势力——英国保守党脱欧派及独立党，实质上是“亲金融资本”派，因为脱欧最大的好处是，英国金融资本得以规避欧盟拟实施的金融交易税和更严格的金融监管，从而使政府能够制定更加自由化的经济政策。

　　“民粹主义”一词在阶级问题被刻意遮蔽的时代背景下，已然沦为了政治斗争话语策略的一种廉价工具。即便有“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之类似是而非的区分，也揭示不了被视为“左翼民粹主义”代表的伯尼·桑德斯鲜明的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揭示不了美国从民间崛起的茶党运动与国会共和党保守势力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二者在狭隘的价值观上的一致；揭示不了欧洲新崛起的民族主义政党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亲资本精英色彩。因此，与其说当前世界范围内颇受瞩目的右翼或极右翼政治势力是“民粹主义”，毋宁说这是披上了“民粹主义”外衣的保守主义。

　　二是它来自于对中小资产阶级的成功动员。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充满尖锐矛盾和冲突的过程。20世纪末不断加强的全球化和金融化趋势，极大促进了跨国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力量，不仅沉重打击了西方传统的蓝领劳工阶级，也使大量被局限于本土的中小资产阶级利益遭受巨大损害。中小资产阶级即本土制造业工厂主、小企业主、农场主、商业个体户和部分非体力的文职雇员，他们无法与能够利用和控制世界市场的大资本抗衡，无力面对来自世界市场其他部分的竞争，并在大资本压榨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纷纷陷入债台高筑和破产的境地。中小资产者在经济上的脆弱性导致了他们对权威的崇拜和对经济再分配的渴望。他们既要求经济自由，又要求国家保护；他们对大资产阶级财富积累过多有强烈不满，却又渴望跻身于这一行列；他们既希望仰赖福利制度，又对福利制度的“低效率”和被底层群众分羹不满。

　　保守主义表面上契合了中小资产阶级的诉求，因为它通常在国内经济政策上采取新自由主义，而在对外政策上实行保护主义或本土排外主义。所以，金融危机以来在传统政府束手无策和左右中间派重复毫无新意的政治口号的情况下，保守主义的政客往往更能煽动中小资产者的不满情绪，并对他们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中小资产阶级成为了保守主义势力不断壮大的主要来源。例如，特朗普保守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主体并非底层民众或陷入贫困的劳工阶级，而是相对富裕的中小资产阶级。来自“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人和其他民众的选票成为特朗普最终选举获胜的决定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对该地区广受欢迎的桑德斯遭民主党和希拉里打压愤恨而倒戈的结果。

　　然而，从长期来看，保守主义更有利于垄断的大资本财团，披上“民粹主义”外衣的保守主义，不过是大资本财团利用中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反对和击败其他政治主张。例如，特朗普在上台前抨击金融寡头和财富分配不均，允诺重振本土制造业，上台后则逐渐显露出依赖华尔街金融财团和军工垄断集团的做法。

　　保守主义的全球泛滥最直接和鲜明地表明了世界主要国家传统的左右中间派政府在解决社会和经济危机上的失败。贫富分化不断加剧，阶级壁垒不断高筑，但传统政府或视而不见或无能为力，社会主流舆论不过自欺自满地停留于隔靴搔痒的“政治正确”议题上。所谓的“民粹主义”反向运动则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将这个核心问题重新拉回大众的视野。无怪乎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政治光谱上的极化现象十分突出，向更左和更右倾斜的人数都在增长。然而客观地说，极右翼保守主义势力的影响和实力均超过了作为根本替代路线的左翼社会主义力量。

　　21世纪以来，国际左翼人士民族主义化、去阶级化、去结构化的特征非常明显，然而正是这些特征妨碍了他们的替代想象力，削弱了他们的行动力，因而导致在历史提供新机遇的时刻，在当前混乱不堪的全球体系中，保守主义反而抢占了先机，争得主动权。这也喻示着有可能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人们需要做好准备，去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向右极化的趋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