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特约记者  周锦来

　　作为新中国工业化的摇篮，辽宁拥有数量庞大、体系完整的工业文化遗产。这里不仅存留着大型厂矿的钢筋铁骨，更保留着几代产业工人艰苦奋斗的集体记忆与制度经验。这些遗存，既是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无言史书，也是不可再生的城市基因。当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城市更新大幕拉开，这些珍贵的工业印记，如何从被凝固的历史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源，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带着这份追问， 2026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新时代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研究”课题组沿着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转型轨迹，走进典型城市与重点区域，了解工业文化遗产从留存走向利用、从保护迈向活化的实践进程。

　　沈阳工业文化遗产的社区化改造：

　　让标志性老厂房融入新生活

　　作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重要发源地，沈阳曾汇聚大批重工业企业。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一批位于中心城区的老厂房、旧车间相继退出生产序列。如何处置这些体量巨大、位置特殊的工业遗存，成为城市更新中一道无法绕开的现实课题。沈阳全市共有旧厂房1000余处，占地面积达数百万平方米。其中，部分标志性老厂区成为可再开发的空间资源，通过功能置换与系统改造，推动工业空间向“社区化”转型，使其重新融入城市运行体系。

　　在沈阳工业博物馆，原铸造厂翻砂车间被整体保留。大型设备、管线系统与空间结构未做拆分，而是在原位基础上进行展陈设计。完整的生产流程被如实呈现，设备布局、物料路径和操作逻辑清晰可辨。工业生产由此成为可感知的公共教育场景。在红梅文创园，原红梅味精厂发酵车间的承重结构、外立面及发酵罐等标志性设施得以保留，内部空间则导入设计办公、文化展览和商业配套功能。原本服务于生产的发酵车间，被打造为兼具工作、消费与休闲属性的复合业态空间。在1905文化创意园，原沈阳重型机器厂车间的结构优势被充分挖掘。高大无柱空间满足摄影棚搭建需求，厚重墙体提供良好隔音条件，强承重结构可承载大型设备与布景。这些条件在普通民用建筑中需额外投入方能实现，在老厂房中却是天然属性，成为支撑文化创意产业的独特优势。

　　以上案例表明，工业文化遗产的社区化改造，关键不在于通过改造空间去迁就功能，而在于以空间特征为基础匹配功能。也就是说，不是对老厂房进行过度重塑，而是识别那些能够与其既有结构条件自然契合的使用场景。

　　在这一改造逻辑下，空间不再只是承载功能的被动容器，而是直接参与价值创造的核心要素，其结构特征本身就构成了吸引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而工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关键在于找准遗产空间特征与城市当下需求的结合点，让老厂房在承担新功能的同时，保持其不可复制的历史辨识度。

　　鞍山工业文化遗产的活态化保护：

　　让历史设施与生产体系共生共存

　　与沈阳大量工业文化遗产因企业停产搬迁而进入再开发阶段不同，鞍山相当一部分工业遗存至今仍深度融入正常生产体系，并未退出使用。遗产与生产共存的特殊格局，决定了这里无法套用“停产—保护—改造”的路径，必须另辟蹊径。

　　鞍钢博物馆是理解这一实践的典型样本。该馆依托现存历史建筑和生产设施建设而成，通过系统梳理企业从建厂至今的发展脉络，集中展示具有历史价值的设备、文献与影像资料，尤其是老一号高炉等标志性设施至今陈列其中。与异地集中陈列的做法不同，鞍钢的遗产保护呈现出鲜明的在场性——在厂区范围内，大量历史建筑和设施仍在履行实际职能：建于20世纪中叶的办公楼正常使用，具有历史价值的车间照常运转，“鞍钢宪法”、孟泰精神、雷锋事迹等精神遗产也被系统整理并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参观者在了解历史的同时，脚下就是一个正在运转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

　　上述做法的核心逻辑，在于活态化保护，其内涵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保护时点的前移。相较于事后介入，鞍山更强调对在用遗产的过程性管理——通过提前建档、分级标识和日常维护，将遗产保护融入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使文化价值与生产属性在资产管理框架中并行。二是技术更新中的选择性保留。在装备大型化、自动化升级过程中，对具有象征意义或技术代表性的构件进行原地留存。这些设施不再承担核心生产功能，但通过空间整合转化为活态展品，在生产现场持续发挥叙事与教育功能。

　　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维系工业文化遗产与经济活动间的有机联系，让遗产价值借由参与实际生产持续释放现实价值。与其等待设施完成历史使命后再行保护，不如在其运转过程中同步融入保护机制。这使得工业文明的演进逻辑在现实空间中清晰可感，企业品牌与文化资本同时得到强化，工业文化遗产由此转化为具有现实竞争力的软资产。但也必须正视，这种共生模式并非全无约束条件。其运行前提在于企业仍具备稳定生产能力，以及较高的组织治理水平，能够在安全生产、效率提升与文化保护之间进行精细化协调。

　　阜新工业文化遗产的修复式转型：

　　让矿坑遗产重获生态价值与发展功能

　　阜新是一座因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市，位于城区南部的海州露天煤矿，曾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开采历程中，累计产煤逾两亿吨，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重要能源支撑。2005年，海州矿因资源枯竭正式闭坑，留下一个长4公里、宽2公里、深度超过300米的巨大矿坑，以及大面积采煤沉陷区和矸石山。

　　海州露天煤矿闭坑后，当地将矿坑区域纳入城市转型的整体框架，逐步改造为集生态修复、遗址展示、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综合空间。这一思路在三个层面同步推进。首先是以安全与生态为底线的基础性修复。针对矿坑边坡稳定性差的问题，当地借鉴成熟治理经验，实施了削坡平盘整治、挡土墙设置、坑底回填等系统加固与工程治理措施，逐步消除滑坡、塌陷等重大地质风险；对矸石山及裸露地表进行大规模植被恢复，构建科学的植被群落结构，十余年累计造林超过万亩；利用矿坑底部自然涌水形成水体，结合地表与地下排水方案，重建区域水循环系统。此举措使矿区从高风险、不可进入的危险地带，转化为具备基本安全保障与生态承载能力的可进入空间。

　　其次是对工业文化遗产形态的再界定与整体性保护。海州矿的保护对象是一种典型的大地景观遗产，矿坑内的开采断面、运输铁路遗迹以及部分大型采掘设备，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产系统遗存。因此，当地采取整体性呈现的保护策略，既保留关键工程遗迹，也保留具有标志性的地质剖面，使开采过程能够被空间化地阅读。与此同时，矿区历史、技术演进以及矿工群体记忆被系统整理并纳入展陈体系，使自然地貌、工业技术与社会记忆形成多维叙事。这种处理方式将不可移动的大尺度遗产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

　　最后是在修复与保护基础上的功能再植入。依托已初步恢复的生态与景观条件，矿坑周边逐步建设矿山公园，向公众开放，导入工业研学、地质科普、矿坑观光等业态，尝试将其转化为城市新的公共空间与形象载体。从现状看，海州矿已完成从封闭矿区向开放景区的初步转变，但整体仍以观光型产品为主，停留时间短、消费层级浅，尚未形成具有稳定现金流的产业体系。

　　由此可见，阜新实践的核心是一种以生态修复为起点、以空间再生产为路径、以产业转型为目标的渐进式重构机制。其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修复创造可用空间，通过保护赋予文化意义，通过功能植入实现经济转化，三者在实践中不断交织、反复调整。

　　但这一模式面临若干深层挑战。如果后续产业导入不足，生态修复项目容易停留在“景观化改造”阶段。零散的观光项目难以形成目的地效应；而大型综合性项目虽可能提升吸引力，却面临投资周期长、回报不确定性高的问题。在人口外流与区域消费能力有限的背景下，这一选择尤为敏感。但海州矿的实践已经表明，即便是由高强度资源开发留下的巨大“负资产”，也可以通过治理转化为新的发展载体。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修复、保护与开发之间，建立起一套可持续运转的制度性安排，使历史包袱真正转化为发展资源。

　　前行：既是“来时路”也是“未来路”

　　从沈阳的空间再造，到鞍山的生产共生，再到阜新的生态修复，三种不同路径、三类实践场景共同表明：工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并不存在统一模板，也难以以单一模式“一刀切”复制推广。尽管路径各异，但其面临的核心问题却高度一致，即如何将沉淀于历史中的资源存量转化为支撑未来发展的现实增量。

　　破解这一难题的答案，首先在于对工业文化遗产价值的再认知。工业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引擎”，关键不在于其旧，而在于其独特。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空间尺度、结构形态与技术痕迹，共同构成了不可复制的资源禀赋。在调研现场可以看到，无论是保留下来的管廊系统、生产标语，还是仍然矗立的设备装置，均未被刻意“去工业化”处理。相反，这些带有粗粝质感的工业元素被适度保留并加以激活，转化为城市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支点。工业气质不再是需要抹去的旧痕迹，而成为可以被放大的新价值。

　　然而，工业文化遗产由资源转化为资产，并进一步演进为资本，并非自然发生的过程。在调研中也可以观察到相应风险：一旦功能植入与市场需求脱节，遗产空间可能沦为低效运转的“形象工程”；一旦开发强度失控，则可能对其历史真实性与整体性造成不可逆的侵蚀。因此，如何让工业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与“火起来”，考验的是城市的长期治理能力。这一过程，至少需要三重机制的协同支撑。

　　一是空间价值的再发现。工业文化遗产的独特优势，首先体现在物理空间之中。大跨度厂房、超高层高、重载结构，为文化创意、展览展示等业态提供了难以复制的载体；高炉构造、运输路径、管廊体系，则凝结着特定时代的工程逻辑与工业美学；矿坑地貌的宏大尺度，更是自然与工业共同塑造的稀缺景观。通过与功能需求的精准对接，这些空间特征不再是被改造的对象，而成为直接参与价值创造的生产要素。

　　二是时间维度的重新呈现。通过原址展示、在地保护与整体性呈现，历史与当下在同一空间中实现叠加共存。公众走进老厂房时，看到的不仅是更新后的业态布局，还能感知到地面延续的轨道痕迹等历史信息。由此，时间并未被切断，而是在空间中被持续保留并加以延展，使时间的在场性成为工业文化遗产区别于一般城市空间的关键特征。

　　三是制度供给的持续跟进。工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横跨文物保护、自然资源管理、城市规划与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具有显著的跨部门属性。在调研中可以发现，用地性质调整困难、在用设施保护标准缺失，以及矿区多部门规划之间的冲突等问题，反映出现行制度体系与现实实践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这表明，工业文化遗产“活起来”的过程，不仅是空间再造与产业导入，更是治理体系的动态匹配过程，必须在更高层面推动协同治理。

　　站在更宏观的视角审视，辽宁的实践具有超越一省一地的示范意义。作为新中国工业化的重要起点，这里沉淀的不仅是物质性的工业遗存，更是一整套工业文明的运行逻辑与社会结构。当这些遗存被激活，便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的重要纽带，在延续工业记忆的同时，也持续孕育新的发展动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研究”（24VWB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