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立晟（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2025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可以概括为“先扬后抑”。上半年，受前期逆周期政策延续作用影响，经济延续了回升向好的态势。宏观层面看，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政府一系列稳增长举措，包括扩大有效需求、推动房地产市场企稳、改善资本市场预期等，都在短期内产生了积极效果。2025年上半年，实际GDP增速达到5.3%，为全年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下半年，经济增长再度出现放缓迹象，部分指标回落较为明显。10月，制造业PMI生产指数降至荣枯线以下，需求端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有所下降。这表明去年四季度以来的刺激政策效应正在逐步消退。2025年前三季度，GDP平减指数累计同比增速约为-1.0%。2025年1—11月，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为1.08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总体上看，当前经济呈现出生产强于需求、外需强于内需的结构性特征。

　　造成内需疲软的原因较为复杂。一方面，消费补贴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居民消费意愿下降；另一方面，企业普遍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的双重压力，投资积极性受到抑制。同时，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销售和投资数据未见明显好转，对上下游产业链的带动作用有限。财政收入恢复速度较慢，一些地方基建项目推进受限。供需不平衡也使物价水平持续低迷，CPI和PPI多数时间同比为负。这不仅反映了需求不足，也说明产业链部分环节竞争激烈。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仍处在结构调整与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短期政策的确带来了回稳，但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比如消费潜力释放不足、投资效率偏低、地方财政压力较大等。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科技创新正在取代传统的投资驱动和要素投入，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尤为突出。2025年初，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推动人工智能在产业升级、消费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改善等6个领域深度融合。这标志着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支撑。

　　机器人产业也发展迅速。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25年前九个月产量同比增长近30%。机器人在制造、物流、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加快渗透，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与此同时，在半导体领域，中国在面临外部技术封锁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高强度投入。芯片设计、设备与材料体系逐步完善，正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能，也成为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力量。

　　从宏观结构变化来看，中国经济的产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截至202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达到56.7%，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第二产业占比为36.5%，第一产业降至6.8%。这种“服务化”趋势也反映在就业结构上。2023年，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已接近全社会的一半，成为稳定就业的重要支撑。2024年，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显著，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长分别达到8.9%和7.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正逐步向智能化、高端化方向转型。

　　推动这一转型的根本动力来自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2024年，全国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68%，经费总量突破3.6万亿元；发明专利授权超过100万件，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1位。教育层面，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11年，这为创新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支撑。创新体系的完善，使科研成果能够更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1.3万美元，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末的韩国在类似阶段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成功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而拉美和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一度实现了工业化，却未能完成向高附加值产业的升级，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成功的经验表明，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是跨越陷阱的关键。日韩两国在工业化后期及时转向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模式，特别重视教育和研发投入，实现了制造业的高端化与服务业的现代化。

　　相比之下，中国面临的转型环境更加复杂。一方面，高端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快速崛起，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部分传统行业仍然吸纳大量就业，对外部需求依赖较高。同时，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技术封锁升级、地缘政治摩擦等外部因素，使得我国转型面临的挑战远超当年的日韩。此外，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更快，“未富先老”的特征更加明显，这也要求我们在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上提前谋划。

　　产业转型不仅重塑了经济结构，也对资本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经验显示，在结构转型期，资本市场往往会出现明显的行业分化。日本、韩国在结构转型完成后，资本市场均迎来了一轮牛市，而在此过程中新兴产业往往会展现出更大的弹性。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正呈现类似特征，这反映出投资者信心正逐步向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等新经济领域集中。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分化可能持续存在，并与产业政策的导向更加一致。

　　当然，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也伴随着多重风险。一是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对关键技术的出口限制更加严苛，使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国际化进程面临障碍。二是债务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房地产相关风险仍需高度关注。三是物价压力。有效需求不足与结构性供给过剩并存，企业盈利受挤压，居民消费信心偏弱。四是就业结构性矛盾。产业升级导致岗位错配，新兴产业对技能要求提高，青年就业压力上升，而部分传统行业劳动者再就业困难。

　　面对这些挑战，宏观调控必须在思路和工具上不断创新。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调结构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稳定的短期增长是长期转型的必要前提。若放任增速过快下滑，长期潜力也将被削弱。因此，逆周期调节仍需保持力度，且要更加注重精准性和协调性，政策目标应同时关注实际GDP与名义GDP增长。货币政策方面，应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动实际利率下降，畅通货币传导机制，强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财政政策则应更加积极精准，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民生改善和扩大消费。

　　结构性改革必须持续深化。宏观政策可以稳定预期，但不能替代改革。未来改革的重点应包括：构建有利于原创创新的生态系统，让市场在技术路线选择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房地产市场形成新模式，逐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破除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实现更高层次的动态匹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养老与医疗保障，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已进入结构转型的深水区。新旧动能转换带来了短期阵痛，也孕育着长期机遇。“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从国内看，一方面，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但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等问题仍有待解决。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又要在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通过深化开放、激发创新、优化制度环境、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有望在未来十年实现新的跃升，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