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日益激烈，非洲的世界地位得到了改善，非洲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但遗憾的是，非洲本土尚未成为非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非洲学者在非洲知识的生产体系中仍处于边缘和依赖地位。非洲研究学会（ASA）、非洲文学协会（ALA）、意大利非洲研究学会（ASAI）等组织的全球性非洲学术会议无一例外都在北美和欧洲举行。
2018年12月17—21日，第15届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DESRIA，以下简称“非洲社科理事会”）全体大会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召开，这不仅是在非洲本土举办的学术盛会，也成功邀请到了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等政界、文学界的泰斗出席并发表演讲。非洲社科理事会自成立之初就以打破殖民主义影响、树立非洲独立自主的研究体系为己任。在非洲去殖民化掀起热议之际，观察非洲社科理事会的建立、发展历程及面临的困境，对南方知识生产和传播有重要的启示。
非洲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化
非洲社科理事会成立于1973年，总部设在达喀尔，是独立的泛非研究组织。非洲社科理事会作为智库的主要贡献是推动和促进对学术与政策皆有影响力的非洲社会科学研究，但不直接参与研究本身。非洲社科理事会被公认为非洲大陆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顶级学术智库。在非洲社科理事会成立之初，对于其使命和目标曾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将理事会作为非洲大学的总部，由非洲各大学的领导决定研究的导向和领域。其二是使其成为推动非洲独立思考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挑战的助推器，非洲的各界人士，无论其是否来自学术界均可参与。
非洲社科理事会的缔造者选择了后者，因为他们希望该机构能够成为推动非洲独立思考的引擎，打破殖民遗产从而建立非洲自己的学术网络。同时，他们认为创造性的思维并不是大学学者独享的，善于思考的社会各界人士亦可参与其中并作出贡献。作为非洲社科理事会的幕后设计者和第一任执行秘书，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认为正是因为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正确方向，才造就了非洲社科理事会日后的成功。
非洲社科理事会的前身是“非洲研究机构负责人会议”（Conference of Directors of Institutes of Research in Africa），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并资助该会议的动因是，非洲国家纷纷独立，西方害怕失去对非洲的控制权。他们深知，非洲各研究机构的西方负责人很快会被非洲本土学者取代，因此西方急需通过国际发展合作和学术交流继续影响非洲的学术领袖。在这个背景下，非洲社科理事会成立的过程本身就是非洲人民争取思想独立自主的一场战役。萨米尔·阿明巧妙地保留了CODESRIA的简称，却将其全称改为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
非洲知识生产面临的全球化困境
非洲社科理事会第15届全体大会的主题为“非洲与全球化危机”。理事会认为，全球化虽以促进人员、货物、服务和思想的流通为表象，但当前的全球化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这使得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变化，非洲对全球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深受其影响。非洲独立已六十载，但殖民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于非洲的教育体系和学界，美欧新自由主义仍主导知识的定义和传播。南非大学校园2015年掀起的“罗德斯雕像必须推倒运动”再次令去殖民化成为非洲思考和讨论的重要议题。
在欧美主导的世界知识生产体系中，非洲社科理事会自身面临的困境投射出整个非洲大陆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正如萨米尔·阿明指出的，非洲已成为新帝国主义全球化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他批评非洲很多大学并没有看清非洲大陆面临的真正挑战，只是忙于向非洲社科理事会申请课题，罔顾这些课题是否重要。他认为长此以往，非洲社科理事会将失去其真正意义，即通过倡议推动非洲对自身在当今时代面临的重要挑战的思考和争论。
笔者在达喀尔参加非洲社科理事会第15届全体大会时发现，与会者普遍对中国议题很感兴趣，但针对中国提出的问题却并没有体现出专业性，与十年之前相比除了措辞更为缓和一些，仍然深受西方媒体和学术话语影响。这与非洲学者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有关，从非洲社科理事会对中非关系议题的资助情况可见一斑。根据非洲社科理事会的主要资助方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对其在2012—2016年之间的项目评估，理事会在为期五年的项目阶段共资助了98个小型研究项目，涵盖六大议题，其中高等教育、信息通信技术和国际化（16项，占16%），气候变化、资源和发展（26项，占27%），政治和治理（18项，占18%），性别、青年、文化和转型社会政策（29项，占30%），非洲次区域和大陆一体化、移民和非洲侨民（7项，占7%）这五大议题占到了研究资金总额的98%。而有关“了解并参与非洲之外世界事务”的议题仅有两项，研究金额仅占资助总额的2%。这项议题的设置主要是为了研究非洲如何应对全球化，了解非洲之外的其他地区、南南关系及新兴经济体等。在这项议题下资助的两个课题中仅有一个与中国的就业歧视相关。中非关系研究的数量、质量与实践领域的飞速发展是极不相称的。
建设特点与革新方向
非洲社科理事会以较小的规模承担着深远的使命，通过支持与组织研究、能力建设、知识传播和学术网络建设，促进非洲在人文和社科领域的原创研究。其成功在于完善的智库管理制度、开放的态度、智库领导的出色品质以及3000多名活跃的成员。
非洲社科理事会中最重要的机构是全体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是最高决策机构，围绕某个主题每三年召开一次，在非洲国家轮流举办。大会选举执委会主席、副主席和成员。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均可参加大会，但只有缴纳会费的机构和个人成员才有权投票。执行委员会是仅次于全体大会的管理机构，由大会选举产生，共十名成员。执行委员会每年举行两至三次会议，审查理事会的预算、工作计划及活动。主席和执行委员会成员须兼顾学术能力、领导能力以及非洲大陆各次区域的平衡（南部非洲、中部非洲、东非、西非和北非）。
非洲社科理事会之所以能够长期占据非洲顶级智库之位，离不开智库自身的不断反思、改革和调整。理事会仅于2015年就开展了三次内部评估，以确保自身的研究方向的重要性。非洲社科理事会还为申请研究资助设定了更高的标准：在一年至一年半的项目资助期内需出版一本书或三篇同行评议的论文。这反映了理事会希望通过支持高水准的研究保持自身影响力的迫切使命感。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全球化危机中的非洲本土智库，非洲社科理事会虽极力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但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缺乏真正的研究，并没有从非洲的视角去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中非关系的现实，因此尚未对南方知识的生产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贡献。此外，非洲社科理事会乃至整个非洲学界还面临着如下困境：推特等碎片化的传播方式拥有比扎实厚重研究更为广泛的读者，更有影响力，基础研究因此受到威胁。西方作为非洲研究的资助方，日益要求研究能够产生直接的政策影响力。非洲社科理事会的学者虽然经常提出创新的建议和想法，但由于缺乏学术交流和基础研究支撑，很多观点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和传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