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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往昔悼胡老
杲文川
胡绳同志仙逝沪上，社科院上下扼腕惊叹，悲痛异常！　　从１９８５年起，胡绳同志既是以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又是以一个普通社科工作者的姿态步入社科院，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由于他在学术理论界德高望重，人们都习惯地称他为“胡老”。　　我院特邀顾问刘国光告诉记者，胡老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海内外都有很高的威望。他为人谦和，是长者、学者，又是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工作的心情都很愉快。他在社科院十几年间，出了不少好主意，使社科院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　　国光同志说，回想胡老刚来时，社科院发展规模过大。他冷静地提出，要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要注意提高学者的自身素质，提高科研成果的学术水平，而不是盲目地铺摊子，增项目。从那以后，我院稳扎稳打，逐渐提高自身素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记者找到胡老在北大的同班同学、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任老说，胡绳与我同学一年多，他就参加革命工作去了。我们在上公共课时常见面，也很谈得来。以后，他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从事《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１９４８年他写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写得非常好，影响也很大。解放后，他由于不断努力，在哲学、历史学和文化思想等领域都有很大贡献，成为了出类拔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过早去世，是国家和人民的一大损失。　　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杜敬“文革”前在《红旗》杂志与胡老共过事，他对记者描述了那时的胡老。“文革”前，胡老在《红旗》杂志任副总编辑，他和邓力群副总编辑轮留值班，由编委协助他工作。胡老在学术理论上抓得多，他修改文章时，既尊重作者的观点，不轻易否定作者好的地方，又从头到尾细细推敲修改，努力提高文章的水平。他的作法有三个好处，一是保护了原作者写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了作品的水平，三是使年轻的编辑们也从中获益匪浅，得以提高。杜敬深情地说，我那时是《红旗》杂志分管农村问题的编委，有时，胡老还组织我们逐字逐句地起草或修改文件，胡老一丝不苟，对党的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令人永远难忘！　　我院原副院长丁伟志回忆起１９５３年他在马列学院听胡老讲课的情景，不胜感慨地说，那时给我们讲课的有许多名家，但胡老的课我印象最深。他讲中国近代史课，不是只讲基本知识，而是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每个问题都能看到他独立思考的思想结晶。改革开放以后，胡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分析当前社会主义遇到的新问题。在晚年，胡老写出了很多重要的有很大影响的著述，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５０年代初担任胡绳同志秘书的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徐宗勉对记者说，胡老从来都是讲道理，以理服人的。他说话、写文章首先是尊重事实，依靠讲道理来说服人。胡老做学问最大的特色是进行辩证的分析。胡老认为，写文章不能设想所有读者都懂得马克思主义，所以文章要写得符合实际、符合逻辑、符合人民的利益。他的文章从５０年代起，人们就喜欢看。我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５７年，在他身边做秘书工作，他待我很好，从未发过脾气。就是我出了差错，他也不说重话批评我，而是把道理讲清，让我自己去改正。胡老历来爱护青年，他对青年人出的错从不斥责，而是宽厚仁爱，谆谆教诲，而他对自己却十分严格…… 　　先哲乘鹤仙乡去，风范长存励后人。我们牢记胡老的教诲，做好工作，也是对他老人家的一种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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