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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胡绳同志
近代所　耿云志
胡绳胡绳同志是我国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先驱者之一。他的名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紧紧抓住了近代中国因众多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掠夺而造成的复杂的阶级关系这一根本特点，系统考察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统治集团的关系、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的关系，以及在帝国主义侵略背景下的中国人民同中国统治集团的关系，从而明确揭示了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人民最主要和最迫切的革命任务。胡绳同志的这本书，可以说影响和培养了一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者。胡绳也正是因为抓住了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基本事实，胡绳同志深刻分析、严密论证了因为中国资本主义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没有成熟的可能，因此，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主要依靠工农大众的力量，联合各种中间力量，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后，经过相当的过渡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很显然，胡绳同志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杰出代表。胡绳胡绳同志真正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他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和若干重要问题，认识非常深刻，分析评判得非常到位、非常恰当。例如胡绳同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析评判。他在１９３７年３月就指出：五四运动是比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更具有群众性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它对帝国主义和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采取了彻底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尤其是他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思想启蒙的巨大贡献在于“人的发现”。应当说，在那个时期，党内思想家还很少有人明确地强调这一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在新文化运动中都曾特别致力于此。因此，胡绳同志的分析和评判是准确地揭示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层意义。胡绳１９９０年，我参与筹办国内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其间发现胡绳同志于１９３７年３月发表的《胡适论》一文。在解放前，从２０年代起，共产党内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左翼作家、左翼青年，无不对胡适大张挞伐，完全否定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地位，甚至也否定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在这个大背景下，胡绳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地评论胡适的文章。胡绳胡绳同志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批评了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胡适这样的人物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他说：“对于我们的新文化的启蒙思想者，我们所知道的实在太少了，我们所曾做过的，几乎只是抹杀和颂赞。”他强调，对于像胡适这样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样一位在思想界发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应当多加研究，深入认识，而不只是一味地抹杀，或一味地赞扬。很显然，这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胡绳胡绳同志指出“理性主义和实证的自然科学正是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大旗上面的标志”。而胡适提倡的理性的生活态度和基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的人生观，这两方面都是代表了进步的方面。因为理性的生活态度正是对传统的礼教、盲从的习俗的有力反抗，而科学的宇宙观、人生观在反抗玄学的、命定论的人生观，其进步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胡绳同志还指出，胡适在反对旧礼教，反对旧文学、反对旧的所谓“精神文明”的时候，曾“表现出战斗的光芒”。他在中国的社会阶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其脆弱性和不彻底性。但由于他强调注重事实，而“一个能知道尊重事实的学者还是比较有望的”。在当时，“谁能尊重民族危机的事实，谁就不能不或迟或早地用各种方式加入为民族的自由与解放的抗争。”就在胡绳同志写下这几句话的半年之后，胡适终于放弃了“九一八”以来一直坚持的对日低调的立场，而肩着联美抗日的使命到美国去为中国的抗战事业而奔走了。胡绳同志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又着重强调地写道：“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传统，反对神秘主义玄学、反对汉奸文化，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间，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有资格做我们的战友。而且比较起有些买空卖空的学者、政客来，倒还是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重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 胡绳在对待胡适这个问题上，胡绳同志有力地贯彻了我们党抗日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同时，也充分表现了独立思考，见高识远，并且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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