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4月23日，“大众媒介与近代中国”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届新闻史工作坊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20余所科研机构及高校的3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畅谈。

　　此次工作坊分为四场分组讨论，共涉及22篇论文，集中围绕近代中国信息传播与国家治理、大众媒介与新闻工作者群体、基层动员与根据地建设、国际宣传与外交博弈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彭剑以1911年清廷制宪为切入点，探究清廷在重大决策过程中对于信息管控的能力与机制。他提出，清廷在制宪问题上能够保守机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即使在辛亥革命前夕，其统治秩序依旧可以维持。但与此同时，他强调保守制宪机密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清廷的一次成功的信息治理经验。相反，由于当时各报刊在得不到真实信息的情况下，大量传播小道消息，客观上损害了钦命制宪班子的形象，并助长了民间精英对钦定制宪的不满。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建标注意到，由于五四时期的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被社会精英垄断，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巴黎和会相关问题在中国社会的关注度。相反，南北议和作为当时中国面临的另一个紧迫问题，则较少成为舆论关注的重点。由此，他揭示出权力通过媒介网络的塑造与传播最终对社会施加影响的内在机制。

　　“至20世纪30年代，胡适作为中国思想界与文化界权威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的同时，也面对着不断恶化的社会舆论环境。”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建伟注意到，新文化运动虽为胡适积累起巨大声望，但至20世纪30年代，新一代知识精英已经崛起，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背景下，他们迫切需要思想与行动上的新舵手。此时，胡适已明显落伍。由此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对胡适“落伍”的评判呈现出新兴无产阶级新文化的生成过程。

　　通过比较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英国对国共关系方面的报道及新闻审查方面的诸多变化，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肖如平表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由于英国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缺乏了解，对国民党多有支持。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驻华记者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投入了更多关注，对国民党封锁抗日根据地以及加强新闻统制的做法也进行了诸多批评。这一变化不仅引发了国民政府的不满，也为英国内部如何因应驻华记者报道审查制度带来了颇多争议。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赵建国聚焦国民革命时期的广州市新闻记者联合会，认为这一组织在此期间，一方面号召“新闻记者联合起来”，揭露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号召全民参加革命；另一方面关注与新闻职业团体相关的议题，积极保障记者权益，努力探索新闻职业管辖权。赵建国注意到，这一时期，革命意识与新闻职业理念相互渗透，促使新闻业逐步融入社会运动中。随着蒋介石推出一系列新闻统制政策，新闻职业团体的空间受到压缩，由此呈现出政治与社会变迁促使新闻界内部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俞凡注意到，宣教工作在中共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争取与动员根据地的知识分子是中共统战工作的一项要务。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中共吸纳并考验根据地成立的农救会等一系列基层组织，对其进行文化培养、政策说教，以及思想改造工作，进而形塑出政治思想与工作能力合格的宣教干部。此外，中共最大限度地以简单实用的口语表达方式将任务分解，并传达到基层，保障了政策执行的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向芬重点考察了冷战观的话语生产、权力运作和知识传播。她认为，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西方逐渐形成了防共反苏的“冷战共识”。其中，丘吉尔的“铁幕”之说与李普曼的“冷战”等话语对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中西方在特定时代都曾形成过不同的冷战观，生成并反映了不同的世界观、安全观和国际关系政策指向。

　　分组报告结束后，与会专家学者参与了圆桌讨论，围绕新闻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及议题踊跃发言，并期待工作坊在未来成为新闻史研究的重要交流平台。

　　此次工作坊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闻史研究群主办。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侯中军介绍了近代史所新闻史研究群自2021年成立以来在推动学术交流方面做的具体工作，以及未来促进学科交流与建设、推进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构想。

　　（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