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11月13日，第二届全球文明史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会议主题是“唯物史观与文明研究”。

　　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杨艳秋在致辞中表示，唯物史观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对社会形态更替演进规律的深刻阐释，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发展实践中找到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方向。对文明演进道路的审视，离不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社会形态更替演进的深入思考；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更离不开对人类历史的深入理解，正是唯物史观将人类对历史的理解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沛表示，人类文明在21世纪站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而中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为弘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中国是历史悠久的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文化积淀与巨大能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也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转型和升华，代表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蒋重跃提出，对天下观和城邦观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了解中西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特点及异同，希腊人致力于保持城邦的独立性，而中国普遍认同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观，这体现了城邦观和天下观对希腊罗马和中国各自政治发展道路的影响；有助于理解中西史学和史学理论的特点及异同，城邦观视城邦之间为横向并立关系，没有历史意义与史学史意义，而中国天下观的核心思想是天命论，开启了通史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旭鹏辨析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相关讨论，指出“文明冲突论”至今还有很大影响力，尤其是当代欧美右翼势力、民粹主义都对文明冲突观念有所运用。他认为，“文明冲突”背后的实质是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冲突，而文明冲突往往只是表象和幌子。文明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构建起来的西方政治话语。经济政治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会导致文明内部产生冲突，这需要引起关注。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书写文明史

　　中外史学史上都有世界史的书写传统，各有特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董立河认为，无论是西方的普遍历史还是我国的通史，使其“普遍”或“通”的，主要不在于空间上的广远性或时间上的长久性，而在于精神上的统一性和深刻性。普遍精神或通史精神的灵魂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应该贯穿到当今全球史的书写之中。

　　“文明史的编纂要有中国视野、中国特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孝远表示，中国视野是用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中国特色则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运用中国史学的编撰传统与方法，研究阐释世界各国的文明史。通过分析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从现代化角度研究宗教改革以及比较中国热爱和平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主张扩张的思维方式等方面内容，可以深入阐释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文明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吴英提出，书写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本位的文明史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其一，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因果关系追溯法、结构层次分析法、阶段划分法，注重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文明交往的作用。其二，注重将中国人的价值观、历史观渗透到文明史书写中，如合作共赢的和谐观念、民本思想等。其三，要坚决批判西方错误的文明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外文明比较研究室主任、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董欣洁主持会议并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她提出，作为人类社会的实践成果，文明的实践性与人类历史的实践性相一致，这是各种文明之间能够发生交流与互鉴的现实前提。文明既是人的创造物，也是人的发展过程，文明历程就是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科学论断立足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大局，极大地拓宽了新时代文明话语的分析范畴和研究思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正在有力地促进文明和文明史相关研究的发展。

　　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外文明比较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王春燕 庄亚琼 董欣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