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张译心）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双周研讨会在京举行。围绕“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与经济增长——典型事实，理论与跨国经验”这一主要论题，30余位所内外学者、经济所在读研究生展开了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学研究室副研究员刘学良在发言中提出，人口结构是许多经济现象的决定性要素，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住房需求、汽车需求、人口迁移等，都和人口结构和变迁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从20世纪末至今，大卫·布鲁姆等经济学家连续发表多篇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学术论文，在国际上引起了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关切与重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也通过大卫·布鲁姆等人的研究，逐渐为世人所熟知。

　　大卫·布鲁姆等经济学家在研究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所使用的主要指标是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刘学良在肯定他们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对这一指标使用的泛化与精准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在研究经济增长时使用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这个指标，主要存在四个问题：第一，劳动者在64岁后不会立刻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二，即便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也在通过自雇佣或者家庭劳动创造价值；第三，劳动力存在明显异质性；第四，经济增长是按年计算的产出增量，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衡量的是劳动存量，两者直接的关系并不直接，有匹配度的问题。由此，刘学良主张细化15—64岁的劳动人口占比指标。他通过研究发现，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指标（以15—19岁衡量）对于预测经济增长具有更为显著的效果。该观点是刘学良基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1960—2017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中得出的。与此同时，他还通过使用OLG框架的生产函数从理论上对上述观点给予了解释，进一步验证了15—1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更为密切的关系。

　　虽然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但是先决条件是国家的政治、社会、治安相对稳定。刘学良在验证过程中发现，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等环境不稳定的地区并未出现明显的人口红利现象，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年轻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的情况。对此，刘学良又使用了世界各国谋杀率数据和暴力冲突数据，验证了治安与稳定对发挥青年人口对增长正面作用的重要意义。

　　在不出现重大异常冲击的情况下，人口结构指标相对比较容易实现长期预测，基于中国的人口结构预测模型，刘学良认为从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角度去看，2018年到203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会相对稳定，我国或将迎来“L型增长”的后半段。刘学良的这个预测相比较于目前学界大多数的预测而言，结果更加积极。

　　针对刘学良的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认为，用15—19岁新增劳动人口作为指标去计算经济增长，从函数角度上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地方，结果的耦合是否仅为偶然情况，还需要理论和机制的支持。同时，张晓晶还认为，刘学良通过对多国数据的研究发现，新增劳动人口15—19岁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并不都是正相关，出现负相关的区域主要都是年轻人占比较大，但社会与经济环境出现动乱的地方，比如非洲、拉美、中东，这可以为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