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是革命老区。抗战时期，长治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和战略支撑点，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多个重要党政军机关在此驻扎。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传统研究”创新工程团队和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成员先后赴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太原市开展以“武乡：有根据的抗战——如何深入理解一个地方的民族志”以及“清太徐：抗战初期的根据地创建与文学书写”为主题的田野调查。
调查缘起
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在传统文学研究界并非普遍的研究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传统研究”创新工程团队对田野调查的重视，与其多年来聚焦的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密切相关。2011年1月，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以下简称“读书会”）发起成立，在文学研究所创新工程的支持下发展至今。
读书会是一个以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师生为主的历史—文学研习团体，长期关注20世纪革命史与革命文艺的研究，尤其聚焦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形成的革命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传统。这一时期的文艺实践形态与中国共产党深入地方社会开展政治实践、社会实践的过程密切相关，生成于文艺工作者在特定地方空间中深入群众开展工作、与群众一起生活的实践经验。因此，研究20世纪40—70年代的革命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就不能仅仅以“文本”阅读为中心，而是要进入具体的社会，高度还原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开展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地域空间与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不同于社会科学的调研，读书会还聚焦对“人”的精神感受与内在构成的重塑。读书会对这一时期文艺实践的研究要求尽量打通文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思考路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2013年起，读书会先后赴山西、河北、陕西、内蒙古、湖南、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地开展调研活动，以期在田野调查的反复磨炼中充实读书会成员对历史、社会与文化的认知。2025年的武乡、太原调研就是在这一思路下开展根据地文艺研究的延续与拓深，两次调研都经历了较长的筹备期，是对此前读书会赴太行、太原调研的再深入。
身处实践中的感觉校准
武乡调研的成行得益于2023年读书会与山西太行干部学院联合推动的“革命根据地历史事件与文化经验”系列研究项目，强调以跨学科视野开展田野调查，在文学研究中重新建立从“根据地”出发的历史感觉与知识感觉。目前，该项目已持续开展三年。读书会于2024年8月21—22日赴山西太行干部学院召开“太行革命根据地历史思想文化座谈会”，并在武乡、黎城、涉县等地围绕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思想文化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2025年，读书会成员再赴武乡，从武西一路走到武东，用8天时间走完武乡全部乡镇，这实际上是读书会成员对此前研究感觉的有意校准。
首先，在聚焦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意识到武乡县本身的独特性。坐落在山西东南部的武乡县，不仅关联晋中平原与上党高地，而且依赖漳河水系，与襄垣、黎城、涉县、左权（辽县）构成了一个相互呼应的地理单元。正是由于地域空间的特殊性，抗战时期，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核心腹地，更是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所在。基于武乡在军事指挥、政权建设、群众动员等方面的特殊地位，探析“武乡经验”的内在逻辑及历史生成过程，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何以成功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其次，读书会希望在更微观层面对县域范围的地域空间形成结构性的把握。因此，在行程设计上，围绕“武乡”这一特定“县域”建立较为完整和准确的地方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驻地与旧址、关键的战争要地和军事枢纽、煤矿重地、重要市镇或市场、劳模或地方士绅居住的村庄等。选择这些调研点既便于观察传统社会中的市镇、宗族、宗教等结构性要素，也便于思考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与各种地方结构性要素的碰撞，以及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培育新社会、新民众的。
不过，这些感觉的建立与校准并不能完全依赖直接进入田野现场，而是需要在阅读文献、学术讨论、田野调查、复盘总结的多重场域中几经往复。因此，在武乡调研之前，读书会专门组织了学术会议“武乡：有根据的抗战——如何深入理解一个地方的民族志”。为了配合调研，会议突出“读书会”的研习特色，将论文发表与原始材料细读相结合，在探索革命文艺研究中解读政策、文件等党史文献方法的同时，也希望在田野中能够更加明确地厘清并校准那些通过历史材料研读难以充分展开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认知。不过，进入田野现场后，此前的设计也遭遇了各方面的挑战：调研路线的选择受调研点位置远近、交通路况、天气变化等客观条件的影响；而访谈地方学者、文史工作者、村民，又需要对村落的作物种植、姓氏分布、邻里关系等生产生活情况有直接的把握。这些都构成研究者对“地方”更加切身的现场理解。这种在实践行动中的研究方式虽然无法完全还原革命文艺“深入生活”的语境，却也迫使研究者在工作中必须面对这样一种紧张往复：一方面灵活面对日常生活、工作的琐碎状况，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知识上更具整体性的视野与思考。
对历史—社会图层的再发现
如果说武乡调研是一次以“县域”为空间单位、意在建立相对完整的地方理解的根据地研究尝试，那么，太原调研则最终聚焦一个含纳“山地—峪口—平川”的微地理单元，并且通过多次逐村走访，部分还原出这一地区不同时期村落之间依赖各种要素形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以及抗战时期游击队是如何在这一关系网络中展开斗争的。这一过程近似于古字画修复技艺，需要研究者依据在调研中汇总的有限信息，聚焦文学—历史发生的“纹路”追根溯源，一层层揭开文学—历史并不完整的图层并发现内蕴的历史意涵。就这一过程而言，虽然读书会的调研工作已经开展十年有余，但目前仍处于剥离“画心”的中间阶段。
2022年7—8月间，读书会就曾先后两次赴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晋源区、清徐县调研，这一带地处吕梁山麓、汾河之畔。抗战时期，这里是华北各根据地通往延安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相当紧要。读书会注意到这一地域，缘起于慕湘创作的“新波旧澜”四部曲。
1937—1940年，慕湘组织的游击队曾在太原南郊西山、交城、文水周边的汾河平原以及晋西北的山地坚持抗战与地方建设。“新波旧澜”四部曲第一部《晋阳秋》正是讲述太原县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成立的过程，其故事发生地西堰村的原型正是处于清徐、晋源、小店交界地带的姚村（今隶属太原市晋源区姚村镇）。姚村位于太原西山黄楼峪、南峪与汾河平原相接之处，因贸易、金融、水权等因素与周边村落构成了相对复杂的村落关系：在传统社会中，依西北—东南向与南峪、潇河沿岸的村落因祈雨抬神形成的神亲关系；以及依托地理空间与煤炭资源，与黄楼峪、南峪内村落形成粮食、煤炭资源与交通依附关系。这些依赖不同要素、成型于不同时期的村落关系，使姚村在抗战时期成为一个既可与周边村落形成共联关系，适合开展抗战动员与组织的理想空间；又因多层村落关系叠加，抗战力量在此适于辗转、难以追踪，更易成为庇身之所。在抗战背景下，这一带民众不仅在地域上有更灵活的生产生活空间，在观念意识上也更加开放。正是有此层层历史社会图层的叠加，慕湘才可能于此获得开展群众动员、组织游击力量的社会空间，这一地带作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南大门的战略地位也才得以成立。由此，慕湘“新波旧澜”四部曲的重要性也逐渐明晰。
教研相益：
文学田野的另一个现实语境
对读书会而言，田野调查是研究工作中持续推进20世纪革命史和革命文艺研究的方法路径。除此以外，读书会持续开展田野调查还有另外一个现实语境，即回应读书会年轻一代成长的困扰与期待。
读书会在历次田野调查中都会有意识地组织青年学生成员加入调研工作，他们往往成为调研组织工作的中坚力量。调研设计之初的一个担忧是，在动辄近一个月的调研行程中，对于已经习惯关注个体成长的一代而言，相较于研究工作中的困难，沉浸式的集体生活、工作很可能对他们构成更大的挑战。但进入田野工作后，一个个原本在校园中被教室、宿舍以及图书馆的座位不断区隔的个体需要快速进入一个密切配合、环环相扣、彼此相应的工作与学习形态。在这一环境下，大家感受到的是彼此的身体、心情、饮食爱好、生活习惯，再由此进入对彼此知识构成、思想状态的体贴与理解。这样的环境往往伴随着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放大与激化，但解决矛盾的过程，也是看到他者、共同成长的契机，这也未必不是一种需要“深入”的“生活”。
（文学研究所“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传统研究”创新工程团队、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