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近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新业态背景下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保障与乡村振兴调研：以网约配送员群体为例”的内容之一，“城市、乡村与青年研究工作坊（第二期）：骑手田野报告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部分访谈员汇报了田野调查发现。香港大学彭诗琪在武汉田野调查中发现，年轻、有家庭责任和长期在本地生活是骑手群体的显著特征。骑手的职业发展受到广泛关注，但是频繁的工作和行业流动现象没有得到深入研究。针对已有研究将骑手个体完全视为社会事件的被动承受者，而忽略了个体变量这一现象，彭诗琪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出发，将骑手的生命事件划分为个人人生经历和社会宏观事件两方面。研究表明，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外卖行业的发展、平台经济的兴起都影响了骑手择业动机，进而影响职业生涯规划。

　　中国人民大学简新月对新冠肺炎疫情中骑手职业的发展与变迁现象进行调查发现，疫情期间，社会对外卖骑手的需求上涨，从业人员随之增多，职业声望得到了一定提升。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好转，骑手的社会需求量回落，此前涌入外卖行业的人员将走向何处？其在行业中的流入与流出会对我国就业与经济产生哪些影响？对此，简新月认为，应该从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的视角进行思考。

　　通过对骑手与平台之间关系的分析，云南民族大学杨晓强表示，骑手既不属于第三方劳务公司也不属于外卖平台，骑手与平台从原本的“雇佣劳动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因为缺乏责任主体，骑手与平台的矛盾易转化为骑手与社会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基于此，杨晓强提出，行业以及相关部门是否可以出台政策规范第三方劳务公司责任和平台责任，更好地让骑手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平台如何约束第三方劳务公司保障骑手的权益？

　　中国人民大学肖景芊认为，外卖骑手是一种基于信息社会的新型“陌生人”，游离于空间之外，似乎是城市的一员，但是却不认为自己属于城市、平台、商家，对职业与身份“从未思索”或“犹疑不定”。外卖骑手对职业和身份的漠不关心又从侧面反映了这一行业的自由性和流动性，碎片化的报酬计算方式使价值认同不再固定化，以至于外卖骑手快速进入、退出这一行业，不容易投身于职业价值和事业理想之中。骑手现象不应该只被归为城市治理问题，而应该将冷静的描述性分析与对困境、危机的呼喊并重，将批判性的冲突论与建设性的功能论取向并重。

　　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朱迪、副研究员郑少雄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南开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对访谈员的汇报进行了点评，并对未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星提出，在田野调查的质性研究中，应关注议题的多元化和内涵外延，展开有深度、有温度的研究，作出理性的分析；应跳出传统劳工研究框架，利用转换视角来研究骑手群体，比如，可引入社会权利视角来理解骑手面临的问题，调查该群体关注职业技能培训却不愿接受培训的原因。

　　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副研究员刘秀秀提出，在依托大众传媒对骑手进行分析时，要将其作为有感情的人而不是冰冷的数据，关注细节，形成有逻辑的研究框架。撰写有关骑手的学术论文时，要明确问题比框架更重要，剥离与骑手这一研究对象关联性不大的元素；追踪骑手的长期发展，探索劳动关系的“第三条道路”，进而为骑手与平台、骑手与社会的新契约、新平衡提供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可从反向思维提出如何让不同地区、性别、背景的骑手能更长久地留在外卖行业，打破人们对这一行业“不正规”的固化思维。杨可认为，可以将外卖骑手这一新型职业放在与传统工厂劳动场景的对比中，借鉴劳工社会学已有理论对劳工力量来源的分析，为改善骑手境遇寻找答案。对于从业人数如此众多的外卖骑手，平台是否有发达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外卖行业与传统服务业相比有哪些不足？这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文珺根据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认为，骑手的就业动机前四位分别是工作门槛不高、积累经验、灵活性高、收入良好。一批高学历从业人员因各种原因从其他行业转行从事骑手工作，在职业流动上形成向下趋势，但他们有可能因以往的工作经验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并有更长远的职业规划。在关心骑手职业困境的同时，研究者也要从这一行业的发展去分析就业心态和就业观念的转变。

　　（朱迪 郑少雄 侯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