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与政治学科发展的需要，国内一些相关学者开始了对政治心理学的初始研究，介绍了国外在该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探讨了我国开展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90年代后，一些学者尝试运用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一系列知识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展开实证研究与探讨。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一批有关群体性政治心理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贫困地区农民的政治心理、大学生的政治心理、我国领导者的政治心理等等。就目前而言，我国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只能说尚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新的课题有待关注。政治心理学的发展需要心理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组合与支持，并依托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在我国，受政治学与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制约，从事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在专业背景、学科知识乃至研究方法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提高与完善；同时，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使得政治心理学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难免受到一定的约束。
政治心理学的生命力，在于其研究课题的现实性与发展性。由于国情的差异，各国在该学科领域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各有其特色。在美国，有关政治家心理、选民心理、政党心理、利益集团心理、恐怖组织心理、国际政治心理等往往成为政治心理学者关注的重点内容。我国的政治心理学研究自然不能照搬国外的现成模式，应立足于本国社会政治实践与相关学科发展现状来确定研究课题。在现阶段，可以特别予以关注的现实问题主要有：
其一，官员腐败的心理机制研究。官员腐败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顽症，这一病症的存在既有制度方面缺陷的原因，也同当事人不良的思想、意识、心理等因素有关。我们一直强调反腐倡廉要正本清源，这个“本”和“源”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抑制官员腐败的本能冲动。政治心理学应该从权力属性、权力关系和权力心理的研究着手，努力揭示掌权者腐败的病因，剖析掌权者滥用权力的心理背景，具体分析官员腐败的心理机制；同时运用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如成本心理效应、风险心理效应、前景理论的第三个原理即损失规避效应等，对症下药地对官员实施利益得失的心理引导，并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反腐倡廉的正本清源，逐步解决久治不愈的权力腐败这一顽症。
其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心理机制研究。近年来，中国各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995年超过1万起，至2005年超过6万起，2007年已超过8万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7（2009）》指出：“群体性事件由来已久，但2008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和甘肃“陇南事件”，一些原本看似微小的普通民事纠纷最终演变成公然打砸抢烧党政机关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勒蓬等人的研究表明，群体行为的发生过程中，会形成区别于个体的“群体心理”，从更深层次看，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参与者的主观需求、认知判断、价值取向以及对社会和政府的心理倾向与态度。拉斯韦尔的“预防政治学”认为，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是解决群体性政治行为的开端。如果我们能够重视分析、觉察群体性事件的心理端倪，就可以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成功地预防该类事件的发生。为此，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分析各类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特点和效应，更需要认真探究其特定的意识背景和心理基础。不了解行为者各种不同的心理动机，企求通过外在的强制手段去解决思想与心理方面的问题，可能事与愿违。
其三，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心理背景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黑社会”一词似乎是一个遥远的、只存在于小说或荧幕上的现象。然而曾几何时，却同我们有了近距离接触。1982年，深圳市政府的正式文件中首现“黑社会”一词。2000年以后，涉黑案件曝光数量日益增多，发案地区越来越广，社会危害性日趋严重，且开始出现涉案人员头顶社会“光环”的现象，一些地方官员、公安人员乃至律师等，成了“黑社会保护伞”。在重庆打黑风暴中，被查出200多个司法干部深陷涉黑案件，其中有十来个厅级、副厅级干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存在自有其极为复杂的原因，它们一般是以共同的不良需要为心理基础，成员具有共同的犯罪心理动力。对于这些相关人员的涉黑心理，需要我们作更深入的探究。当然，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包括“保护伞”在内的不同角色由于其所处地位、所起作用和经验阅历的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特点，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以利于根据有关政策进行重点打击、心理震慑、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
其四，网民的参与心理研究。2010年8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与网友在线交流。这是继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工作平台同广大网民在线交流之后，党的领导人又一次上网与网友在线交流，这意味着网络问政、网民参与作为一种新事物，正推动着公民参与及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据统计，中国的网民已达3亿多，居世界第一位，网络媒体和交流平台迅速兴起，党和各级政府开通的官方网站，为网民提供了政治参与的平台。网民可以通过它们直接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但由于网络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去权威性、非组织性等特点，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如虚假信息的漫舞和网民某些非理性言论的扩张，为网络民主的进程添加了不和谐的音符，可能导致网络参与在某种程度上陷于无序的广场政治状态，影响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与积极效应。为此，政治心理学应重视对网民参与心理的分析与研究，认识并了解网民的参与心理特点与发展规律，在弘扬理性参与的同时，对一些非理性的参与心理和行为予以合理的引导。
其五，农民工政治心态研究。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伴随这一进程的是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民工成了这一社会变迁进程中的新生事物。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3月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2009年全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29亿人，其中男性占65.1%，女性占34.9%。在全国农民工中，年龄在16岁至30岁的占61.6%，总数高达1.41亿，这一“新生代”已成为目前农民工的主流。城市需要农民工，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农民工进入到城市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但却依然游离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得不到基本的身份认同。在政治生活领域，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农民工成为既没有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的“边缘的政治人”，由此形成与这种存在状况相应的“政治冷漠”心理与态度。农民工的政治心理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定。为此，需要认真分析研究农民工在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认知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等方面的实际状况，通过制度供给与心理引导，使他们能够真正融入城市政治生活。
任何一种政治心理现象的存在，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基础及个体深层次的心理背景。为此，政治心理学不仅要研究隐蔽在各类政治现象、各种政治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研究人们的政治心理特征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同时还应注意探求政治过程对于人们政治心理的导向性作用。这就是说，政治心理学所研究的主要是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这样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多伊奇所强调的，政治心理学领域所研究的是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的相互影响：这是一种有双向作用的相互影响，正像认识能力限制和影响政治决策的性质一样，政治决策的结构和过程也影响着认识能力。由此决定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不能是一种单纯的推理、抽象与思维的过程，而必须重视实证性的调研与分析，注重数据的统计与整理，加强定量研究，把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使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真正步入科学研究的轨道。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