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十分全面和深刻的，可以说至今依然犹存。战后6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出于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终极关怀，一直在思索和探究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的根源和影响，以期汲取经验和教训，力图维护人类的持久和平。在国际上，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二战史便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二战史成了我国世界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并成为世界史学科的一门显学。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二战史学发展历程，可以说中国的二战史研究是在学术争鸣中不断前进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水平在争鸣中提高

一是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形态。近30年来，我国二战史研究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二战史学术研究体系，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且充分肯定中国抗战的世界影响和国际意义。
二是与国际学术界日益接轨，在许多问题上紧随国际学术潮流。如1985年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把“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作为会议三大主题之一，而同一时期，中国学术界也围绕着该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2000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题是“20世纪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该问题正是2000年前后中国史学界争鸣的重要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在一些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上超前于国外学者。如早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就对苏联卫国战争前的外交政策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东方战线、卡廷森林事件的性质等进行了激烈的争鸣，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而直到1990年，第17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才将该问题作为大会的议题，苏联学者在会上提出了与中国学者类似的观点。
三是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增强了自己的话语权。中国二战史学界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参加国外会议的方式，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2005年7月，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悉尼召开，中国二战史研究会被二战史国际委员会执行局批准加入国际二战史学会，标志着中国二战史研究走上了国际学术舞台。
四是推出了大量的高质量著述。学术争鸣激发了人们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带来了数量众多的高质量著述出现。据统计，1979—2008年的30年间共出版二战图书1969种，占1949年后出版图书总数的88%，是1950—1978年29年间出版总数的7.3倍；1979—2008年间共发表有关二战的文章12223篇，占1949年后发表文章总数的98.16%，是1950—1978年发表文章总数的53.38倍。
 
研究领域在争鸣中拓宽

与此前的学术争鸣仅仅局限于个别领域的个别问题相比，近30年来的争鸣呈现出四面开花、多头并举的特点，涉及二战的各个领域，填补了许多学术空白。
在二战的基本问题上，涉及二战起点、二战起源、二战性质以及二战的阶段划分等问题。具体到起源问题，涉及世界经济与经济危机、国际政治与国际秩序、法西斯主义、绥靖政策、美国的中立政策、1930年代的和平主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等重大问题。
在各大战场研究方面，争鸣集中在“奇怪战争”、法国败降的原因、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严重失利的原因、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原因、日本的北进与南进政策、九一八事变研究、七七事变研究、中缅印战场和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作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无条件投降等问题上。
在二战的军事学术方面，争鸣涉及二战的军事战略与战术、战争动员与战争经济等问题。其中最集中的是对交战各大国的军事战略尤其是纳粹德国的闪击战、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以及国共两党的军事战略的研究。
在战时国际关系方面，除了对二战初期苏联的外交政策如“东方战线”、苏芬战争、卡廷森林事件、苏日中立条约等所进行的相当激烈的争鸣外，围绕着第二战场的开辟、美国的租借援助等都进行了争鸣。中国是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国家，学者们自然将着力点集中在了对战时各大国对华政策（尤其是美国、苏联对华政策和对华援助）和中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的研究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战时中共外交的争鸣成果最为显著。
 
学术观点在争鸣中创新

与1978年以前相比，近30年来的二战史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观点纷呈的喜人局面，学者们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提出了创新性观点。
 1.二战起点问题是争鸣最为激烈的领域，除了传统观点“三九”说外，学者们又提出了“九一八事变”说、“七七事变”说、“反共产国际协定”说、“西线战事”说、“太平洋战争”说、“多起点”说、“过程”说等9种新的观点。而且其中的4种观点都将二战的开始与中国抗战联系起来，反映出学者们对中国抗战地位和作用的重视。
 2.关于二战性质，部分学者继续坚持传统的“两阶段”论，认为应以苏联参战作为划分二战性质的标志；大多数学者支持“单一性质”论（认为二战自始至终都是反法西斯战争）；还有学者提出了“三阶段”论（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二战全面爆发是反法西斯战争，二战全面爆发到苏联参战是帝国主义战争，苏联参战后又为反法西斯战争）、“两种性质始终存在”论（认为二战中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两种性质，但在不同阶段性质的主流有所区别）等观点。
 3.关于绥靖政策的本质和目的，除了传统认识“祸水东引”说外，有学者提出了“避战求和”说，认为其目的在于息事宁人，苟安于一时。还有学者提出了“双重目的”说，认为其主要目的一是丢卒保车，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二是祸水东引，牺牲苏联求得西线无战事。关于绥靖政策的起点，学术界分歧更大，存在着8种不同的认识。
 4.关于珍珠港事件的原因，传统观点是美国“绥靖政策”说，认为它是美国对日绥靖的必然产物。在质疑“绥靖政策”说的同时，7种新的观点应运而生。“苦肉计”说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总统为了使美国参加对日作战而设计的苦肉计；“战略判断失误”说认为，事件是罗斯福政府“麻痹大意”的结果；“孤立主义”说认为，美国的孤立主义导致军备不足，只好对日姑息和绥靖，结果却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从而导致了事件的发生；“日本侵略扩张必然结果”说认为，珍珠港事件是日本长期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日美矛盾必然结果”说认为，珍珠港事件是日美矛盾不断加剧和日益深化的必然结果；“美国压力”说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美国逼出来的——罗斯福对日本步步相逼，经济压力、武力威胁、援助中国三管齐下，使日本不得不放第一枪；“多因素”说强调，珍珠港事件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这些因素包括和平主义导致的美国疏于戒备、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麻痹大意导致的战略判断失误、日本的悉心准备达成的突袭效果等等。
 5.关于原子弹轰炸的历史作用，学术界的争论也颇为激烈。一种观点认为，原子弹轰炸是日本投降的重要因素，对加快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毁灭和二战的提前结束起了重要作用。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原子弹轰炸对促使日本投降的作用是有限的，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才使日本感到无望，被迫投降。需要指出的是，在探讨原子弹轰炸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学者们还针对国外尤其是美国学者关于原子弹轰炸非道德性观点，通过对二战全局的考察，指出使用原子武器打击法西斯侵略者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
 6.苏联卫国战争前的外交政策也是学术界争鸣十分激烈的一个研究领域，涉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建立“东方战线”、苏联出兵波兰、苏芬战争和苏日中立条约等问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展开争鸣的热点问题之一，许多学者参与了争鸣，致使其热度在此后的20年一直居高不下。争鸣集中在苏联缔约的动机、苏联缔约的责任、条约的性质、条约的后果等方面。关于苏联缔约的动机，存在着“安全”说、“革命”说、“扩张”说、“多因素”说等观点；关于条约的性质，存在着“革命妥协”说、“绥靖”说、“分赃”说、“同盟”说等观点；关于条约的后果，存在着“有利”说、“不利”说和“利弊兼有”说。对于苏联建立“东方战线”、苏芬战争以及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三项行动，与传统上全盘肯定的认识不同，学术界都出现了基本肯定、全盘否定和一分为二的三种观点。
 
研究高潮在争鸣中促成

 虽然中国的二战史研究起步较早，但是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进入了真正的学术研究阶段。学术争鸣推动着我国的二战史研究从较低的阶段发展到全面繁荣，即从起步阶段（1979—1985年），经过发展阶段（1986—2005年），最终进入了目前的深入探索阶段（1996年以来）。在此过程中，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著述，围绕着一系列热点问题展开争鸣，促成了五次研究高潮的出现。
 如1980—1983年间围绕着二战基本问题如起源、起点与性质，绥靖政策，法西斯主义，“奇怪战争”，苏联卫国战争前的外交政策，珍珠港事件，广岛原子弹轰炸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鸣，促成了第一次研究高潮；1985—1986年间主要围绕着中国抗战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展开争鸣，促成了第二次研究高潮；1994—1995年间围绕着二战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尤其是二战对战后世界影响问题受到了学术界重视，促成了第三次研究高潮；1998—2001年主要围绕着德日的战争赔偿与战争反省、日军侵华暴行的研究，促成了第四次研究高潮，而且对这些问题的争鸣至今热度不减；2005—2006年间，中国抗战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的热议，从而促成了第五次研究高潮。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