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化石能源的过度耗竭性开采，能源投入成本必定越来越高，21世纪以来国际石油价格的一度飙升就是很好的证明，而化石能源的滥用又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全球气候变暖等一系列问题，所有这些都预示着能源问题在未来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作用将更为重大。
 
能源消费是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第二大引擎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只会更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发展战略，能源和投资一样被优先配置到能源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可以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是由投资和能源所驱动的。正如右图所示，1957年和1958年的能源消费增长最高，达到了82%和36%，这促成了1958年的最高GDP增长（21%）；而1960年和1961年能源消费增长又跌至历史最低的-33%和-19%，我们看到，1961年的GDP增长也跌到了谷底（-27%）。右图显示能源消费和GDP增长有着比较相似的变化模式，这在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更为明显，显现出典型的高能耗、高增长和高波动特征。
1978年后中国改变了此前的赶超战略，开始实行轻重工业并重发展的战略，以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要代表的轻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能源消费以比改革开放前更小的增长速度驱动了更为平稳的GDP增长。特别要提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相对应，中国政府关停转并了以小煤矿为代表的大量能源密集型小企业，能源消费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1996年和1997年一度出现了负增长。
21世纪以来，中国再次出现了重化工业化现象，能源消费增长跃至新高，2002—2004年三年竟超过了GDP增长（2003年高达16%）。显然，这三年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也是改革开放后数值唯一大于1的时期，说明了这段时间要维持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需要大于1个百分点的能源消费增长作为投入。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使得中国于2007年就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同年中国的GDP也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就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分行业的增长核算研究显示，能源消费是仅次于资本存量之后的第二大驱动工业经济增长的要素引擎，远大于劳动力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份额。

中国目前仍处在资本和能源驱动的增长阶段

目前有关能源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已经十分浩瀚，这些研究通常比较一致地把能源消费看做新的投入要素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其作用。具体而言，能源不仅可以被看做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品，以其市场价格构成最终产品的部分价值，而且也与传统的资本和劳动要素一样，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价值创造的功能。
根据这些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可以判断出某个经济体的增长方式类型。粗放式增长主要依赖于投入要素的持续扩张，其关键特征就是投入要素增长率快于产出增长率。根据这个标准，改革开放前中国很多年份能源消费增长超过了GDP增长，而21世纪以来也有三年如此，至少可以确定这些年份中国经济是要素驱动型的粗放增长，当然其他年份也不能排除就不是粗放型增长。
新古典理论认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使得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在长期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技术、效率和生产率不断得到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克鲁格曼曾经据此得出东亚“四小虎”是要素推动的不可持续增长的结论。
目前有不少研究得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改革开放中前期是粗放式的，但是随着生产率增长的不断提高，其贡献度已经超过了投入要素，中国的增长方式正在向集约型方向转变。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基于传统的资本和劳动要素，并没有考虑能源和环境因素。把能源作为投入、把污染排放作为与好的GDP产出相区别的具有负外部性特征的非期望产出来处理，以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跨期研究，发现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份额最高也就是上20世纪90年代的27%，21世纪以来又下降到17%。生产率增长远远落后于投入增长的事实表明，中国目前仍然处在资本和能源驱动的不可持续的增长阶段，生产率的改善并不稳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依然任重道远。
投入要素通常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直接渠道指通过数量扩张直接增加产出，又称为水平效应；而间接渠道则是指通过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通过结构调整促进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来推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这是一种效率效应。由此可见，目前能源、资本等投入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平效应远高于效率效应。具体到能源消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能源强度虽然出现了持续下降，但是随着再次重化工业化，2003年能源强度又开始上升。能源强度的倒数就是能源生产力，这说明中国能源的使用效率得到了改善，但是最近几年又有所恶化。特别是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能源强度值还太高。以2004年的能源强度值为例（单位：千克标准油/1美元GDP），中国为0.99，美国为0.23，德国为0.19，日本为0.11，中国香港为0.14，即使印度也只有0.65。这些都是造成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效率效应太低的原因。

转变增长方式  需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两方面入手

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下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提高能源等投入要素的效率效应来提高生产率水平，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能源消费维度来看，以结构调整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可以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两方面的改革入手。经济学上结构调整的最初之义就是指劳动力等要素随着经济增长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以及服务业部门的现象，文献中也称之为库兹涅茨事实。我们知道，工业是能源消费的主体，我国工业能源消费占全国能耗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74%提高到了2008年的87%，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显然是降低该份额的途径之一。
从工业内部结构来看，支持低能耗、节能技术高的轻工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相对于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行业的更快发展也是有效途径之一。把工业两位数行业按照能源消费量高低分为高低能耗两组后发现，我国能源密集型组别的工业增加值份额一直居高不下，80年代初为77%，1996—1998年曾经下降到70%以下，但是2008年又增加到73%。所以，我国工业结构由重化工业化向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调整的空间仍然很大，产业结构调整将会充分发挥其产业升级助推器、发展方式转换器和经济增长倍增器的作用。
能源结构由于受各国能源资源禀赋制约，短期内调整空间不大。比如，中国和美国都是富煤国家，也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煤炭消费国，大量的燃煤发电使得两国成为了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也就不奇怪了。但是长期而言，通过大力发展洁净煤技术和核电、水电、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鼓励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实现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结构向清洁能源结构方向发展也是降低能源强度和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的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已经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94%下降到了2008年的69%，而水电、核电和风电等的消费份额则从1953年的1.8%上升到了2008年的8.9%，通过能源结构调整来提高能源技术水平和利用效率还是有所成效的。胡锦涛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在2020年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的目标。中国在2008年底4万亿人民币总刺激投资中对新能源、清洁能源等生态工程和技术改造等绿色项目的大力投入必将有助于该目标的实现。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