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从诞生伊始便存在三个不同的学术群：其一是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罗伯特·吉尔平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由于该派学者主要以《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IO”）作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平台，故又被称作国际政治经济学的“IO学派”。其二是以苏珊·斯特兰奇为代表的“英国学派”，主要以《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为学术阵地。其三是以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左派学者为中坚力量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
由于“IO学派”建立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肩膀”之上，它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影响也最为深远，因而它也被认为是IPE学术话语霸权的持有者。
“IO学派”早期的范式辩论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经济界的学者提出了与当时国际关系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以国家为中心和以权力政治为根基的现实主义理论截然不同的跨国关系的研究范式。由于他们最初的研究成果是以《国际组织》杂志1971年出版的一辑特刊为形式面世，因而被学界认为是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O学派”的序曲。
跨国关系理论揭开了国际关系学术光谱上第三次大辩论的序幕，它也被认为是“IO学派”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参与这场辩论的学者被称为“第一代IPE学者”。 这一代学者中既有经济学家也有政治学家，体现了IPE在草创期学术源头的多元性。这些学者在论战中不仅贡献了IPE最早的学术成果，提出了IPE基础的理论流派，而且奠定了整个IPE的基本研究框架和研究范围。
但是，由“IO学派”所引领的IPE的两场辩论都有意识地将国家视为核心行为体，探讨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关系，国家与国内政治被当做“黑箱”（black box）。有关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进程，以及国内行为体影响国家对外经济政策行为的早期研究在IPE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打开“国家”黑箱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学出现了“建构主义的转向”，IPE的发展也遭遇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假定国家是一元的、理性的、自主的行为体不同的是，IPE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放宽这一经典假定，打开了国家这个“黑箱”，关注除国家之外的其他行为体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差别和不同国家制度结构的差异而导致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动。跨越国际—国内的研究路径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在90年代成为“IO学派”一个极富生机和活力的研究热点。
在这种跨层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下，“IO学派”逐渐形成了两条研究线索：一条是从国际经济体系中来寻找国内结构变迁和政策调整的原因，即“由外及里”的线索，可以视为比较政治学向国际关系学的借鉴；另一条是研究国内政治结构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即“由里到外”的线索，可以视为国际关系学向比较政治学的借鉴。由于后者一般需经由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环节，故而发展成为蔚为大观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而具体又发展出了国内政治制度和国内社会联盟两种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路径。
“IO学派”的研究前沿
在一系列新研究的推动下，国际—国内跨层次的研究路径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IO学派”最主要的研究路径。他们强调打开国家这个“黑箱”，将国内政治纳入到国际体系的分析中，或者将国际经济环境纳入到国内政治的分析中，这种全球层面的政治经济学，称为开放经济下的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OEP），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 Political Economy，GPE）。它吸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基本假定，但同时在其分析中融入了政治变量。它以公司、产业或者生产者作为分析单元，分析他们在国际经济中如何由于经济政策的调整而导致了利益变化，制度（包括国际制度和国内制度）如何汇总了他们的利益，行为体在国内和国际不同层次的谈判和战略互动如何导致了利益的分配。因此，在这个新的科学概念下，利益和制度是其最根本的两个研究变量，而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是这两个变量发生变化的根本背景。
在GPE的新框架之下，“IO学派”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前沿，它们成为推动该学科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核心线索。
第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制度建设。经济全球化作为一股巨大的外部力量，塑造着国家制度的建设与变迁，它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国家必须通过主动的制度改革来应对全球化。
第二，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的理论是对20世纪70年代相互依赖理论的发展。全球化带来的跨国公共问题导致治理的权威发生转移，一方面向上转移到超国家的制度，如全球制度和区域制度；另一方面向下转移到省、市等次国家政府；此外，还出现一些私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公共事务的责任。全球治理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国际公共产品如何才能得到有效供给，它是过去“IO学派”自由主义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进一步延伸。
第三，国际经济中的发展与贫困问题。南北冲突和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曾经一度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IPE“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热点。随着东亚国家通过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实现了在经济上的崛起，尤其是“金砖四国”在新世纪的崛起，新兴国家实现发展的经验和贫困国家依然不发展的原因逐渐受到“IO学派”的关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单个国家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制于国际体系。因此，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逐渐融入了国际体系因素，形成了IPE的一个新的分支领域，即发展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四，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逐渐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世界在政治经济上的互动关系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案例，越来越多的“IO学派”学者将目光投向中国，认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是能够产生新的理论突破的重要领域。
IO学派的发展困惑与迷失
国际政治经济学“IO学派”自诞生以来，经过了将近40年的演进，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共同体和分支学科体系，却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困惑或迷失。
由于“IO学派”在向全球政治经济学转向的过程中融入了太多的变量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传统IPE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所应具有的边界，其独特性有所丧失，甚至可能沦为一个描述现实的“大杂烩”。由于过于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而又缺乏专属于该学科的宏观理论作为基础，IPE学者越来越缺乏学科上的身份认同。
同时，“IO学派”的议题化趋势，使得学者们更加关注对既有理论的检验，以及热衷于寻找那些能够使用复杂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议题，而对“真实世界中那些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关注不够，这导致该领域在诞生重大的普遍性的理论成果方面越来越有限。这正如斯蒂芬·科恩所说，“这个领域在提出问题方面比在给出答案方面做得更好。” 正是由于“IO学派”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微观和琐碎，该学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没有提出过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和范式，甚至没有提出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核心概念，这表明“IO学派”的创新能力正在逐渐减弱。
在研究方法上，“IO学派”最近几年也存在着过度定量化与模型化的趋势。这些学者在方法论上过于强调与经济学看齐，历史分析与案例分析越来越被置于边缘位置，其应有的长项不再突出。该学派的旗舰《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类期刊中的引用率不断降低，影响力也不断下滑。这可能导致“IO学派”陷于“两不像”的境地：一方面由于其对本应重点关注的政治变量关注不够，过于偏向可操作性更强的经济因素，但同时却遭到经济学者的漠视；另一方面，它关注的问题与传统国际安全问题渐行渐远，使得其越来越被国际政治学者视为异类。
美国“IO学派”的发展历程与发展迷失，可以引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借鉴。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