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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观众欣赏趣味的变化对话剧创作的影响
    刘平
         
         近年来,北京的话剧创作与演出出现了“两轮”现象:一是国家艺术院团;一是民间话剧团体。就演出剧目说,大约各占50%左右。这种现象的形成,与观众的欣赏趣味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为了解观众的情况,笔者于2007年夏季在首都剧场、东单先锋剧场、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和朝阳区文化馆等5个剧场分别做了9次观众调查,发放“观众调查问卷”170份,收回155份(男73,女82),占总数的91.2%。从观众填写“调查问卷”的内容看,可以看出观众对话剧的喜爱程度、欣赏趣味以及对话剧创作的希望。
         一、话剧观众的主要对象
         从“问卷”中反映的情况看,看话剧比较多的,从年龄上说,是20至30岁的观众;从职业方面说,是大学生、研究生和公司职员。这部分观众可以说是话剧的最基本的观众。
         但是,还有两个话剧观众的潜在群体不应忽略:一个是中、小学生;一个是打工者。就北京市而言,中学生(包括初中和高中)大约有二十几万人,小学生大约有十几万人。假如一个学生一年看一次话剧,每一场按一千人计算,就需要演出三百多场;如果看两次,大约需要演出六百多场。北京的打工者保守地计算也有三十多万人吧!一人一年看一场话剧,每一场按一千人计算,大约需要演出三百多场,看两次就需要演出六百多场。很显然,这两个潜在的话剧观众群体还没有开发出来。不是他们不喜欢看话剧,而是种种原因使他们看话剧的愿望受到了阻碍。一位打工者在“问卷”中说,“现代社会的演出票价,是为一些有经济收入的群体而制定的,像我们打工人员是无法看得到的。希望社会上多一点公益演出,能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演出”。一位打工者希望“能下乡间或来打工者群体当中演出,即使高雅的也应该下放民间”。一位中学生希望“舞台深入到观众群”,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希望话剧团能够深入到他们的群体中去演出。
         二、观众的欣赏趣味与审美倾向
         这项内容,原“问卷”分为“社会问题剧”、“家庭爱情剧”和“搞笑剧”等几项。有的观众只选了一项,有的观众同时选了两项,如“社会问题剧”和“搞笑剧” 即一个人既喜欢看“社会问题剧”,又喜欢看“搞笑剧” ,还有人同时选了三项。因此,按每一项统计出来的人数就比实际人数155人多。“调查问卷”中显示,喜欢社会问题剧的是115人,喜欢搞笑剧的80人(其中只选搞笑剧的有7人;只选社会问题剧的没有)。前者占统计总数195人的59%,后者占总数195人的41%。
         (1)从这个数字中可以看出新一代观众欣赏趣味的变化。此前,人们把剧场看作是“思考问题的场所”,并提出“寓教于乐”,话剧创作者与演出者的使命就是为观众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观众进剧场看戏一方面是欣赏文艺作品,另一方面是接受教育,使思想得到提高,使心灵得到净化。然而,这样的观念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一些观众(“问卷”喜欢看“搞笑剧”的那部分人),进剧场看戏,不是为了思考问题或接受教育,而纯属于找“乐”来了。这大概就是像《翠花,上酸菜》《拧麻花》一类的话剧,一些业内人士觉得不怎么好,而在一些观众中却引起一时火爆,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吧!
         但是,我们是没有理由指责那些自己“掏钱买票看戏”的观众的。值得思考的是,这些观众的欣赏趣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认为,这与时代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与一些媒体的宣传———诸如“选秀”、“超女”、“快男”等节目内容的播出———也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样的宣传鼓动下,有些年轻人已经没有足够的耐心、认认真真地看完一出严肃的戏剧演出,只想在剧场中发泄一通就达到了目的。
         (2)观众欣赏趣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话剧的创作与演出风格。观众欣赏趣味的变化,尤其是想看“搞笑剧”的观众,尽管在人数中还只占一部分,但是,这样的欣赏趣味变化却直接影响到了话剧的创作与演出。尤其是民间剧团,他们的戏靠卖票吃饭,不能不在创作之初就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因素。戏逍堂的主创人员就明确说,观众喜欢什么他们就拿什么。尤其是前几年《托儿》《翠花,上酸菜》《拧麻花》等戏在北京、上海等地走红以后,随之而来的在话剧市场上出现了一批这种类型的戏。北京有《门背后》《新娘》《猫科动物》《晃晃悠悠》《有多少爱可以胡来》《中西合璧要你命》《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等;上海有《单身公寓》《香水》《作女》《跟我的前妻谈恋爱》《恋人》等。这种创作、演出的势头,直到今天不但没减弱,反而在继续升温。2007年以来又出现了《暗恋紫竹园》《X情档案》《我不是李白》《拿什么整死你我的爱人》《狂恋高跟鞋》《疯人院飞了》《我要成名》等。
         在这些戏中,除了少数以“恶搞”为“噱头”来吸引观众或迎合一部分观众的趣味外,也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戏,如《晃晃悠悠》《我不是李白》《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男生版)《跟我的前妻谈恋爱》《我要成名》《圆明园》等。这些作品因为反映了一些青年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受到青年观众的喜欢。但从剧本上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简单化的问题。比如说,剧中不会讲故事,写不好人物形象。表演上也是多以搞笑为主。制作方面也比较粗糙,艺术上不太讲究,有些戏明显地存在着为“搞笑”而“搞笑”的浅薄的创作倾向。
         没有受到观众这种趣味变化影响的是一些国家话剧院团,如北京人艺、中国国家话剧院、总政话剧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等。这些剧院创作的话剧,虽然都考虑到观众的接受问题,但是,却从不去迎合某些观众的趣味要求,而是以自己的优秀剧目和精良的创作去吸引观众。这种艺术创作上的坚守非常可嘉,但是,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反映现实生活的原创剧目比较少,舞台创作中缺乏创新之作,演出中严肃有余而趣味性不足。从演出效果上说,演出比较多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创作、排演新剧目,一方面恢复演出剧院优秀的保留剧目。其中《茶馆》《雷雨》《李白》等都是久演不衰的剧目。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出剧目,一是原创剧目比较多,二是比较注重趣味性,比较适合儿童的欣赏需要。比如《月光摇篮曲》《小蝌蚪找妈妈》《小兔快跑》等,就是以新颖的艺术形式和“寓教于乐”的内容,受到了儿童观众的欢迎。翻译剧《饼干小子》和《皮皮·长袜子》,不但形式新颖,而且观念新,具有浓郁的娱乐性,深受儿童观众的喜爱。
         三、演出票价与话剧发展的关系
         据“调查问卷”的统计数字,观众对话剧演出票价的要求:接受30元~80元的有116人,接受100元~150元的35人,接受200元~250元的1人,没有人接受250元以上的票价。接受30元~80元票价的观众占总人数155人的74%,接受100元~150元的观众占总人数的26%。
         假如先不谈接受30元~80元的这部分观众,那么,观众能够接受的话剧演出票价基本是100元左右,至多150元。超出200元,就超出了观众所能接受的程度。至于380元、580元、680元、880元的票价,观众只能望而却步。如果没有一定的背景———比如用话剧票请客、送礼,或是公款买单等,一般的人(比如收入比较低的)是买不起票、看不起话剧的。
         照这样的数据说,今天的话剧演出票价普遍偏高。国家话剧院团演出的戏,票价的档次:一种是80元、120元、180元、280元、380元、500元,一种是60元、100元、150元、200元、250元、300元等;前者的主打票价是280和380元,后者的主打票价是200和250元。只有学生票有60元和40元的,据说数量不是很多。而民间剧团的话剧演出票价多是50元、100元、180元,主打票价是100元,学生票是50元。
         从演出票价的数据,可以看出以下的问题:
         一是话剧票价普遍偏高,尤其是国家话剧院团的票价。话剧观众少,戏剧不景气,其中可能有多种原因,我认为,票价定的不合理,票价偏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票价高,无疑把喜欢看话剧的观众挡在了门外,不用说打工者看不起,连普通的工薪阶层也看不起。民间话剧团演出的戏一些观众爱看,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票价观众能够接受。
         二是话剧的高票价是否合理。“票价太高”,这是广大观众一致的反映。据说,中国大陆的话剧票价不仅比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高,比美国的百老汇都高或持平。可是,中国观众的工资水平相对来说又是低的。当然,票价的问题也涉及到剧场的场租问题,北京剧场的场租普遍比较高,这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剧场是政府投资,用纳税人的钱建起来的,结果成了管理者的私家财产,场租由他自己定,这是不合理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制作话剧的资金来源不一样。有人说,某些民间剧团和一些商业演出的话剧票价定得高,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用的资金是自己找来的或商家支持的,他们需要通过演出收回资金回报商家。那么,国家话剧院团的话剧演出定高票价就不合理了,因为,他们是靠政府投资,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制作话剧,本应该低票价回报纳税人,让普通观众看得起话剧。然而非但如此,反而以高票价去挣纳税人的钱,这就不合理了。而来自国家艺术院团的反映却是,政府对话剧投入少,话剧生产非常困难。在资金投入的比例中,已经把票房收入计算进去了。
         因此,要解决票价的问题,也应该解决剧场的问题。国外的做法,是政府给予剧团演戏补贴,使剧团演戏时降低票价,让普通观众看得起戏。或是向市民发放娱乐费,保证普通市民能够看上戏,能够看得起戏。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9-11 13: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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