埠际贸易是传递上海经济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唐巧天

     上海埠际贸易指的是上海与国内其他口岸间的贸易往来。上海襟江带海，具有与各口岸间交通便利的优越地理位置。1843年正式开埠后，上海的港口优势得到全面发挥，很快便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与国内埠际贸易的汇聚枢纽，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上海城市经济的方方面面，为外贸服务的航运、商业、金融及工业等随之兴盛，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对全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重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埠际贸易是上海向全国传递其经济影响的重要途径。一、上海埠际贸易的变迁鉴于上海埠际贸易的重要性，以往对上海经济、城市、贸易、港口的研究成果中，均对之有所涉及，已有研究成果为这一课题的深入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已有研究多为城市史、经济史或港口史研究等，仅对上海埠际贸易本身进行了探讨，对其体系的复杂性和内涵的丰富性的研究论述不够充分。因此，对上海埠际贸易变迁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对其埠际贸易的定量定性及发展变化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首先，从上海自身来看，上海多类型的埠际贸易恰可以与上海多经济中心功能相联，借此看到上海的不同经济功能间，并非同时鼎足而重，而是有着前后相继的影响。埠际贸易的细分研究，可以为重新认识上海自身经济的成长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其次，从国内口岸来看，以上海埠际贸易为线索，不但可以探究其对象口岸的成长与发展变化，还可以进一步反映出作为埠际贸易商品来源及销售市场的腹地经济状况，以及上海在各区域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第三，从全国来看，上海与各口岸间埠际贸易形势的变化，正是中国经济变迁在口岸贸易格局上的反映；上海埠际贸易商品内容的变化，也正是中国国内市场变化的体现。作为经济中心，上海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紧密相联。而埠际贸易，正是研究上海与全国经济变迁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上海埠际贸易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根据贸易性质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几种类型。（一）外贸埠际转运：上海与各口岸之间开展的与对外进出口相关的贸易往来。假设一个口岸为A口岸，上海将从国外进口的洋货转运至A口岸，同时将A口岸运至上海的土货转运到国外，上海成为A口岸对外贸易的中转点。外贸埠际转运是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二）内贸埠际直运：上海本口土货运往A口岸，供A口岸直接消耗；A口岸的本口土货运往上海，供上海本地直接消耗。即仅限上海与A口岸间的本口土货相互往来，不涉及到转运。进入20世纪后的内贸埠际直运是上海作为全国工业中心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三）内贸埠际转运：上海将由A口岸运来的土货转运至另一个国内口岸B口岸，起到内贸中转的作用。内贸埠际转运是上海作为全国内贸中转枢纽港影响力的体现。在对上海埠际贸易进行了细分和重新界定的基础上，现有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对上海埠际贸易总况的宏观考察。根据近年来已经整理出版的，以及课题组搜集掌握的大量海关数据及文字资料，对开埠以来至1941年上海三种埠际贸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迁做了详尽的梳理，使之从模糊到具体。
     对上海与各区域口岸间埠际贸易的微观考察。考察上海与华北、东北、华中及华南口岸间三种类型埠际贸易的变迁及其截然不同的特点，对上海在全国不同区域的影响力予以客观评价；同时调换视角，从对象口岸的角度揭示上海埠际贸易在各区域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影响。
     对埠际贸易反映出的上海多功能经济中心地位予以考察。考察上海在埠际贸易中与全国各口岸间建立起来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的网络体系，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上海金融、工业、贸易、交通、信息多功能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及其不同经济功能之间前后相继的发展和相互促进。二、上海作为全国外贸转运中心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鼎盛到中落的过程1864 1904年间，上海外贸转运在全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平均约为36%，最高达到43.9%。以一口岸能在全国外贸中占如此之重，充分显示出上海对全国口岸强大的影响力和牵引力。从外贸埠际转运影响范围来看，1864 1904年间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的主要口岸，其对象口岸分别又是各地区中心市场，其辐射范围或为一省或为数省，均连接着更为广阔的腹地。由于这些口岸对上海外贸转运的依存度非常高，因此，上海外贸埠际转运虽然对华南口岸影响较小，但通过与华北、东北及华中主要口岸及其广大腹地相连，已将其外贸转运的影响辐射到大半个中国，体现了其在全国强大的影响力。这一时期无论从外贸比重来看，还是从对全国的外贸影响力来看，都充分体现了上海作为全国外贸转运中心的鼎盛地位。将这一时期的上海比作全国对外贸易的心脏并不为过，上海与各口岸间大批货物的流转输送，则恰如管道将血液输送至全身。自包括上海在内的第一批口岸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正是在这种以上海为中心的流转输送之中逐渐鲜活起来。1905 1930年间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外贸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到1930年降至最低值15.9%。与前期相比，上海对全国口岸的的影响力和牵引力已大大减弱。从外贸埠际转运影响范围来看，到1930年，华北和东北主要口岸已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上海对其外贸转运影响已非常微弱。此时，上海的外贸转运影响主要集中在华中口岸，而华中各口岸直接对外贸易能力也已有所发展，上海对其影响力与20世纪之前相比有所减弱。由于华南口岸本来对上海的外贸转运依赖不多，上海的外贸转运影响力便由原来辐射华北、东北及华中的大半个中国，变成只集中在华中地区，其在全国的外贸转运范围大为缩减，影响力也趋于中落。到19世纪30年代，从比重上看，上海外贸转运在全国外贸中所占份额已大大减少，从范围上看，上海外贸转运的影响缩减为集中在华中地区，不再具有辐射大半个中国的影响力，上海实际已由全国外贸转运中心降为华中区域性的外贸转运中心。从全国贸易格局来看，上海作为全国外贸转运中心地位的中落，并不意味着有一个新的全国外贸转运中心取而代之。就东北地区来说，大连开埠后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港的贸易政策，成为东北对日贸易的中转港，同时对华北口岸的对日贸易也起了一定的中转作用。但由于天津、青岛独立性均很强，因此大连的外贸转运主要局限在东北，对华北地区有限，更不是对全国有强烈辐射作用的全国外贸中心。华南地区的香港外贸转运影响范围则主要集中在华南的两广、云南、闽台，其与华中、华北、东北口岸虽然也有外贸转运联系，但是多为特货贸易，影响较小，难以对超越华南的地区扩散其外贸转运的影响力。因此，无论是大连，还是香港，都不具备成为全国性外贸转运中心的能力。上海作为全国外贸转运中心地位的失去，实际意味着再难有一个新的全国外贸转运中心继之而起。全国口岸贸易形成了华中以上海为外贸转运中心，华南以香港为外贸转运中心，华北和东北则分别以各区域中心口岸为中心的新格局。三、埠际贸易与上海多功能经济中心地位。20世纪上半叶，上海外贸埠际转运逐渐走向中落，但是从总量上看，仍然维持着全国外贸中心的首要地位不变。1864 1904年间上海外贸总值在全国外贸总值中的比重年平均为56.1%，1905 1930年间这一比重年平均值则降为44%。虽然也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较小，上海在全国外贸总值中的比重从始至终保持在40%以上，其外贸值的变化始终直接牵动影响着全国外贸的变化，因此到1930年上海仍然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全国外贸中心地位。然而上海对外贸易的内容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全国外贸中心地位，已经不再是依靠曾经兴盛之极的外贸埠际转运，而是靠其自身在对外贸易中消费与输出的增长。而上海自身的消费与输出之所以大幅增长的原因，便与上海作为全国工业中心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上海本地对于原料、燃料及机器等生产资料的进口和消费大量增加，促进了在对外贸易中上海洋货进口净值在全国进口中比重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上海洋货外贸转运比重的下跌。与此同时，上海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也逐渐增多，在一定程度也弥补了上海土货外贸转运比重的下跌。由工业中心发展带动的上海自身的消费与输出的大幅增长，维持了上海对外贸易的总量保持居高不下。可见如果没有上海工业的发展，上海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将随着外贸埠际转运比重一同下降。正是由于上海工业中心的发展，使得上海本地的消费与输出有大幅增长，弥补了上海外贸埠际转运比重的减少，才使上海得以保持全国外贸中心的地位不变。同时，上海因港口和贸易兴起，促进了为贸易服务的航运、商业、金融的发展。襟江带海的优势使上海成为集远洋、沿海、沿江及内河航线为一身的全国航运中心，航运上无可比拟的便利条件加深了各口岸对上海转运的依赖，使之联系更加紧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多数口岸都是与上海间的外贸转运超过直接开展的对外贸易，这使得华商得以掌握本埠外贸中的相当一部分。各埠纷纷来上海开设申庄或分号，采办货物，经营上海与本埠间的外贸转运，也促使上海的商业愈来愈繁荣。新式商业兴起在上海，商人和买办聚集在上海，洋行以上海为大本营，使上海发展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为商业服务的金融，也因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通过汇兑实现的资金融通与埠际清算，以及上海对各埠资金的划拨，为上海与各口岸间的外贸转运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促使上海的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为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其埠际贸易对象也都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和发育的关节点。以上海为立足点，以埠际贸易为线，以区域和全国为面，埠际贸易的研究值得继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