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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艺理论学科前沿动态
外岩
一、外国文艺理论学科的发展历史外国文艺理论作为学科，在我国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文革”前，我国的外国文艺理论主要沿用苏联的话语模式。1980年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国文艺理论学术界存在着下述三种基本趋势：一是大量介绍引进海外的各种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特别是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由于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文艺理论队伍、最多的文艺理论研究人员和众多的外语人才，我国近30年来翻译的海外文艺理论著作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二是我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本民族、本文明传统学术方面的研究人员，因此发表的专著和论文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三是许多研究人员提出自己新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见解。由于总的学术环境比较宽松，这一时期也是新学术观点和新学术见解出现最多的时期，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新时期以来，外国文艺理论园地中，形式研究占有较大空间，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我国学者一向关注西方思想的发展动向和潮流，在某种思想动向或潮流出现的早期，往往不求甚解地先睹为快，拿来再说。这种心态自20世纪初期的文学革命甚至更早的诗界革命起，由来已久。加上我国处于转型期，社会也潜存着适合后现代思想传播的土壤，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出现过大量翻译后现代、盲目张扬后现代思想的潮流。国内一些学者脱离后现代主义的西方语境，把其照搬到我国的语境下并大力张扬，甚至抬到了相当惊人的高度，引起了思想上的一些混乱，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读者的思想和行为。近几年来，学术界逐渐达成共识，不再盲目推崇后现代思想。这是近年来学术前沿的重大动态之一。二、近期重大问题的研究1．印度古典诗学研究与中印文论比较黄宝生在《语言和文学———中印古代文化传统比较》中，具体地梳理了中印两国古代文化传统在语言、语言学、语言哲学以及语言与文学的关系等方面的不同表现形态，并研讨了其中的原因。同时，阐述了印度佛教与我国古代文化的关系，以及对我国古代语言学和文学发展起到的辅助和补充作用。这种研究，令人信服地阐述了中印两国同为文明古国，但文化表现形态有诸多差异的观点。2.美国文论方面的研究盛宁在《“理论热”的消退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出路》中认为，持续多年的“西方文论热”使国内人文学界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际学术界实现接轨，取得了三方面的收获：认识范围的转型、认识假设的改变和认识（批评）方法的更新。然而，随着这一理论热以及后来又时兴了一阵的文化研究热的消退，国内文论研究目前已陷入一个备受冷落的困境。在西方，“理论热”因自身的原因同样消退了，但理论界并不因此而寂寞，他们正在对过去20多年的“理论热”进行反思。我们的理论研究也应该进入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摆脱别人提问、而我们跟在后面进行思考那样一个蹒跚学步的阶段。我们或可作出三个选择：返回经典，深化实践，该放手则放手。唯其如此，方可把我们的文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在《思辨的愉悦———德里达结构主义的启示之二》中，盛宁指出，德里达因其独特的提问方式和理论方式而被划入所谓“隐晦哲学家”的行列，为此，阅读他的著作必须要有充分的智性方面的准备，其中包括对历史语境的反思和对读者自身文化局限的自省。阅读德里达必须着眼于把握作者的哲学思辨和推理的过程，而切不可满足于现成的批判性结论。 3.法国文学批评郭宏安在《让·斯塔罗宾斯基：目光的隐喻》和《斯塔罗宾斯基：批评的轨迹与阐释的循环》中指出，让·斯塔罗宾斯基的批评，尊重传统，力求创新，在新旧两种批评的攻讦和交汇中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冶文学、哲学、史学、自然科学（医学）于一炉，形成一种独特的阐释风格。让·斯塔罗宾斯基把批评看作“由整体到局部、由局部到整体”的往返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行程，由这种行程所形成的“批评的轨迹”是他最喜欢的概念：批评的轨迹展开于（通过同情）接受一切和（通过理解）确定一切之间。但是，批评不能止步于理解，而要对理解的东西做出阐释，阐释要靠“客观的研究”。批评的轨迹包含了“阐释的循环”的概念，他阐释的循环是一种双重的循环，即两个同时的、并存的循环：一个是以阐释为中介的从客体（文本）到客体（批评文本）再回到客体（文本）的运动，此为德国人所说的阐释的循环，是客观的循环；一个是经由文本的从主体（批评主体）到主体（作品主体）再回到主体（批评主体）的运动，此为主观的循环，这是让·斯塔罗宾斯基的一大创新。 4．现代斯拉夫文论中的作品理论研究周启超在《“形式化”·“语义化”·“意向化”———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路径之比较》中认为，“文学性”之界定可谓“文学学”的一个“世纪难题”。对“文学性”生成机制的探讨，恰恰是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使命；毕竟“文学性”理论是关乎文学理论学科命运与文学理论学问前景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应当加以深化，而不应漠视甚至予以颠覆的。反思“文学性”理论的行程，当有助于文学研究在拓展疆域的同时又恪守其本位“志业”，当有助于文学理论面对大举扩界甚至已然漂进“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汪洋大海这一境遇时善于固本强基，而不至于在无边扩张中消解自己。而对“文学性”理论的“学理谱系”作一番梳理，对这一理论的源头———现代斯拉夫文论家的“文学性”理论运思轨迹作一番检阅，这对于“文学性”理论的反思与深化，将不无裨益。罗曼·英加登、扬·穆卡若夫斯基和罗曼·雅各布森这三位学者，可谓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学说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式人物。如果说，“特征论者”雅可布森以“形式化”视界提出“文学性”命题，“功能论者”穆卡诺夫斯基以“语义化”视界拓展“文学性”空间，“合成论者”英加登则是以“意向化”视界进入“文学性”生成机制。这三位斯拉夫文论家在“文学性”理论探索上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他们在言说“文学性”这一命题时，实际上很少关心什么是文学性，而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他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一概念时，实际上很少是在对文学是什么加以界说，而更多地是在言说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路径。他们的探索表明：“文学性”理论的建构是可以不断深化的，也是可以凭借不同的入思路径去展开的。“文学性”理论不单是一种理论界定———力图对文学的特质是什么加以回答的一种理论界定，更多地还是一种学理诉求———现代文学理论发育进程中，文学研究科学化和学科化进程所内在固有的一种学理诉求。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8-14 14: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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