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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性论看富国之道
刘纪璐
———孟子与荀子理论之比较□刘纪璐要谈经济发展，我们不能不先考量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如果我们不了解人性，就无法建构一个有效、合理的经济系统。我们可以说富国政策的基础就是人性论。众所周知，孟子和荀子秉持不同的人性论。本文所探讨的就是由他们相对立的人性论所衍生出来的社会经济草图。一般认为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但是从道德理论来看，孟荀之间最大的不同点是孟子的性善论是种道德内在论，而荀子的性恶论是种道德外在论。孟子认为，道德的可能性来自人的内在主体。我们本来具有四个善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只要我们能好好调养这些自发的道德情感，不让外在条件戕贼我们的道德本性，每个人都可能成圣。荀子不是否定人成圣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道德不是由人的本性自然产生的，而是社会规范、礼俗教化的成果。在荀子的理论下，外在环境与社会条件是道德可能性的基础。基本上儒家的经济理论是“欲富国必先富民，欲治民必先保民”。子贡问政，孔子把“足食”“足兵”与“民信”列为三大基本要件。有若对于哀公问年饥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论仁政，强调当务之急在于治民之产，“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荀子亦主张“节用裕民”，“裕民则民富”，而且“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在这方面孟荀两人都承续孔子的治国理念，认为国家的政治安定以及社会经济与老百姓的经济条件息息相关。为了提高人民的经济条件，孟荀两人都主张国家要为民制产，使人民“乐岁终身饱”，而“凶年免于死亡”。从人性角度来看，孟荀两人都了解老百姓基本上是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因此都肯定私有财产的重要性。他们都不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就过度强调国家社会的集体利益，或是要求人民把公利放在私利的前头。不仅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孟子亦言“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因为孟荀两人都了解经济存活能力对老百姓的重要，所以两人都提倡薄税赋，减征召，节开支。国家要有周密的经济政策，健全的分工制度，充分的国库资源，以备不时之需。那么他们富国之道的不同点在哪里呢？由于孟子相信人性本身具有为善的可能，他认为只要国家的经济政策是仁政，人民就会欣然响应，勤奋工作，不偷不抢，不贪不骗，而成就一个和乐自足的社会经济。所以他不强调严刑峻法的必要性。事实上，他认为仁政的一个条件是“省刑罚”。在农业、渔业、林业的政策上，孟子主张“不违农时”，“数罟不入夸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也就是说要保护自然资源，避免过度开发。在市场经济方面，孟子批评许行统一市价的主张，而强调“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他同时主张“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税”。这些都接近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干预、不主控、不调整价位、不重税的主张。在社会政策上，孟子提倡的理想是政府“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所举的例子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也就是说，政府分配给人民家产田地，让人民有自给自足的本钱。孟子很向往周朝的井田制度：“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同时他很看重土地界限的厘分。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这似乎证明孟子会同意让政府来分配土地以及规划私产。孟子也非常推崇周文王发政施仁，必先及于“鳏寡孤独”，“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政府有责任让无力自养的老百姓得到周全的照顾，使国内没有一人会落到受饥受寒的地步。这种种主张都很接近当代“福利国家政策”的理想。这种政策建立在人民的福利是政府的责任之前提下，由政府提供许多社会建设，由政府保障人民基本的生活条件。以富民保民为前提的经济政策是治国的第一步。在人民的经济条件满足之下，孟子更进一步提倡公立学校，加强伦理道德教育。他说，在古荒年代，圣人忧心“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于是设定学堂，教老百姓君臣父子的人伦。他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有国立学校的制度，“皆所以明人伦也”。社会道德与伦理教育在孟子看来是息息相关的。孟子的主张可以说是直接继承孔子的思想。孔子回答冉有问治国之方，提出首在庶民，继以富民，冉有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教育诚然重要，但是民生问题毕竟还是首要之务。整体来说，孟子的经济理论相当乐观，只要国家的经济政策能富民、保民，人民不会去偷巧骗抢，因此刑罚的存在也没必要。再加以适当的伦理教育，人民都会彼此亲睦，守望相助，整个国家也就会太平有治。这是孟子由经济到建国的仁政理想。相对来说，荀子就没有这么乐观。基于他的道德外在论，荀子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善用礼治、法治，那么即使人民生活富足，社会也不会安定。荀子相信公利与私利之间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荀子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这段话看来，荀子不仅不认为人有善端，他甚至认为人有恶端。人的本性好利，顺着本性发展，必生争夺；人的本性多欲，任着老百姓追求欲望的满足，必至淫乱。因此政府的一大任务，就是要加强外在的约束与规范，使人民能从事正当的经济活动。西方经济哲学家亚当·斯密对人性的自利性跟荀子有同样的领会，不过他相信如果政府让人民自由追求私利的满足，在自由市场的体制下，自然会有个“无形之手”，使个人的私利活动带动社会公利的提升。但是荀子对人追求利益的合理性不具信心，因为他认为各个人的知能理性有不同的程度。他说，“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势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因此富国之道首在政府对人民经济活动的规范、计划、分配及管束。他的想法较接近现代的计划经济理论。计划经济是由政府来控制资源、生产以及利益的分配。荀子所提出的计划管理甚至包括技能分工政策，依照各人的能力来分配职位。“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他也强调社会贵贱贫富阶级存在的必要。礼的原则之一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在职位俸禄上，则“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荀子更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政府必须赏罚分明，对老百姓“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荀子认为政府的细密规划是人民经济活动合理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在政府的计划经济下，人民的私利追求才可能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他所提倡的理想是人人各在其位，各尽其职，“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辩，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在我们今天来看，似乎孟荀两种理论都各有可取，也各有不足。在自由经济下，由于各人的才智、机缘，社会贫富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但是贫富不均是每个自由经济社会必有的现象。这种不平的社会现状就会引起人民的嫉妒心与竞争性，从而发展争夺、诈骗、欺瞒、作弊的行为。也就是说，社会的恶象不是人性的必然发展，而是贫富不均的结果。但是以性善为出发点的自由经济制度却无法避免贫富不均。因此似乎荀子的理论较为切实。可是荀子理论的缺点是他不承认人有道德的自觉性，因此过度强调用礼法来调节社会的人际关系。在礼法的规制下，人是可以培养出合礼合法的行为，但是道德上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同情心，却不是礼法可以带出来的。同情心，或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是人对他人苦难的一种自发的道德情感。这是人类走出自私自利的第一步。因为人有同情心、恻隐心，人际关系不只是荀子所要求的均平有秩，而是个慷慨有情、互相关心、彼此照顾的群体。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也是以人的自利心作为出发点，但是由于他承认人的同情心是种自发的情感，结果他所提倡的富国论反而更接近孟子的自由市场经济，而非荀子的计划经济理论。综合孟荀两人的人性论与富国论的长处，我们可以说有效的经济政策必须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包括适度的计划经济，这样的制度尊重人民的职业选择，让市场竞争决定商品价格，减少赋税，但是一定要由政府监督工业的制作环境以及商品的品质。同时，政府应提供全面的福利政策，确保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除此之外，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要靠人民自动发挥同情心来调整。如果富人都能慷慨提供私人慈善捐献，这或许会是缓冲贫富极度不均的最公平、最合人性的解决方式。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5-20 15: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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