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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院东北抗战史研究成果综述

辽宁院地方党史研究所所长 张洪军
    
     
    经过近30年的发展，辽宁院地方党史研究所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学科———东北抗战史研究，研究范围包括东北抗联史、东北义勇军史、中共满洲省委史、东北救亡运动史、东北军党史等。建所以来，共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5项、国家级课题8项、省级课题41项，出版专著40余部，撰写论文及研究报告600余篇，获省级以上奖项68项。
     一、学科发展概况
     1980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向辽、吉、黑3省省委下达了编写东北抗日联史的任务，同时成立了东北抗联史编委会。辽宁院以此为契机，于同年7月组建了地方党史研究所，主要承担东北抗联史的编写任务。1983年4月，党史所承担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专题调查任务，历时3年时间完成。从80年代起，编写组开始大规模开展收集资料工作，到目前为止，据粗略统计，辽宁院收集的资料包括专著、报刊杂志、回忆录、访问记、党内文件，以及敌伪档案、外文资料等近6000卷册。
     进入21世纪，根据中央有关领导就做好“东北抗日联军”等“东北三史”编研工作的重要批示，除参加编写组完成任务外，地方党史研究所加大了对东北救亡运动历史的研究，先后申请到3项国家社科规划课题。通过对东北抗日联军史的研究，进而扩展到中共满洲省委史、东北抗日救亡史及东北军党史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东北抗战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主要学术观点通过多年深入细致的研究，该所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
     观点之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由局部抗战发展起来的。由局部战争发展成为全面战争，这是二战的一个显著的历史特点，也是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显著特点。从外部条件来说，我国局部抗战阶段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日本的综合国力不足，难以一举发动侵华战争。二是由于英、美、法等国的“绥靖政策”和“不承认主义”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向中间地区进攻。从中国内部来说，则是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以至中国无法实现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和进入全国抗战，日本遂得以通过局部战争步步入侵，最后发展成为全面侵华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从局部抗战发展到全面抗战，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反映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观点之二，同全国抗日战争相比较，东北抗战有自己的特殊性。东北抗战是在东北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情况下开始的。日本侵略者依靠它在全东北建立的伪政权，推行一整套残酷的殖民统治，增加了东北抗战严酷性。东北抗战早于全国抗战6年。全国抗战爆发时，东北抗战仍处于与关内隔离的状态。无论是前6年的局部抗战，还是在后8年的全面抗战，都处于孤悬敌后、孤军奋战的局面。东北的局部抗战大致经过三个阶段，或出现三次局部性抗战高潮。第一阶段主要是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东北义勇军的抗战。第二阶段主要是中共满洲省委直接组织与领导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抗战。第三阶段主要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战。
     观点之三，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战的领导核心。在东北抗战进程中，中共之所以成为领导核心，不是个人意志所决定的，而是这场规模空前的民族自卫战争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历史的选择。中共最先提出明确的抗日主张，为这一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又是通过东北各级党组织的具体领导，完成了这一伟大任务。这种领导有一个从局部到全局、从较低程度到较高程度的过程。由于中共和各党派爱国人士、爱国民众团体都关注东北义勇军抗战，都给予这一抗战以不同程度的支援和指导，形成了一个时期内多元化的领导状态。但这种多元化的领导状态毕竟不能适应长期抗战形势发展的要求，有待于发展成为各抗日的政党和政治派别相联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统一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联军，以便对东北地区的抗战实行统一的领导指挥。在这一过程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在东北的组织———中共满洲省委，始终站在斗争最前线，与东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东北义勇军大规模抗战失败后，继续留在东北的各部抗日义勇军逐渐围拢到中共满洲省委及其直接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的周围，在中共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理所当然地、独立肩负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重任，使东北地区的抗战实现了由多元化的领导向一元化领导的过渡，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建立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观点之四，中共领导的东北地区武装反日斗争发展、变化和共产国际的政策、策略变化紧密相连。“一·二六指示信”和“六·三指示信”是指导东北地区武装反日斗争的纲领性文件，东北地区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是共产国际政策、策略变化的产物。不成熟的理论来源于不成熟的实践。尽管“一·二六指示信”、“六·三指示信”中有些提法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或不妥，但总体讲，这两封指示信的主要内容和精神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在各个时期对于东北党的组织领导东北地区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意义。
     观点之五，中国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和其他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以及民众团体等为支持和指导东北抗战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各派爱国人士、爱国将领如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冯玉祥、蔡廷锴等都发表了抗日救国主张，呼吁各界给予支援。在国民党各派势力中，对东北义勇军抗战在实际上影响最大、支援最多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集团。历史表明，原东北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如马占山、李杜、苏炳文、冯占海等，他们在反日斗争中并没有进行反共活动，有的成了共产党的朋友，长期从事共同的抗日斗争。这种情形说明，东北军政当局中的国民党与南京政府的国民党之间尚有不同之处。同受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和摧残，大敌当前，共同的民族利益有可能使原来两个对立的阶级和党派暂时站到一起来，共同进行抵御外侮的斗争。由于当时国共两党正处于内战状态，因而使东北地区出现的最初的联合形势不能很好地发展下去。
     观点之六，东北救亡运动是东北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流亡关内的东北籍救亡人士发起了十四年之久的救亡运动，对全国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杰出代表有：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卢广绩、车向忱、王化一、王卓然等，相继组建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复东会，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日同志会、东北救亡总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他们在支援和指导东北义勇军抗战、宣传复土还乡、动员全国民众支援东北抗战方面，在推动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大联合，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不断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东北籍救亡人物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抗战的彻底的胜利，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三、开展学术交流，出版学术成果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地方党史研究所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多年来，主办或参与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包括“‘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阎宝航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学术讨论会”，“辽宁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暨抗联一军在天桥沟地区活动研讨会”，以及“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暨张学良逝世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东北军十四年抗日战争史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东北近现代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建所20多年来，出版了《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1981年），《中共满洲省委史文集》（1986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上下册）《中共满洲省委简史》《东北抗日斗争史论集》第1～2集，《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上下册）（1987年），《辽宁党史人物传》（1989年），《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抗日运动史》《九·一八抗战史》《中国共产党在辽宁》（上）（1991年），《东北救亡七杰》（1992年），《张学良和他的将军们》《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1993年），《东北抗日斗争论文集》，东北抗战纪实丛书：《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白山黑水的尊严》《情系魂牵黑土地》《为复土还乡那一天》（1995年），《中国共产党辽宁史》第一卷，《中共沈阳地方史1919～1949》（2001年），《阎宝航》（2002年），《纪念中国抗日战胜利60周年丛书》《谁践踏了我们的家园》《为了东北解放的那一天》《难忘的“八·一五”》《危险的大国轨迹》（2005年）。编纂资料类成果包括《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1～3》《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下册）《陈先舟文集》《东北抗日联军在辽宁史料长编》《东北抗日义勇军·辽宁卷》等。
     除上述成果外，还在国家级重点与核心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东北抗战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及学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