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改革开放30年。30年，百舸争流，沧桑巨变。

　　30年史册，记载着翻天覆地的成就；30年时代大潮，前进的浪花一波接一波。江西及全国人民用智慧与胆略，留下一个又一个时代烙印。

　　改革开放30年的征程，很多东西值得记忆，值得回味，值得总结。

　　今天，我们站在2008年，翻晒历史，回顾改革开放30年江西大地的种种变化。今天起，江南都市报强势推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型策划，集中记录江西各行各业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一些特殊的人、特别的事……与读者一起回望30年，回望一个时代前进的点点滴滴。

　　■人物档案

　　傅修延：

　　1977年考入江西师范大学，1988年赴加拿大师从著名文学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1998年毕业于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江西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学科带头人，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廖进球：

　　信丰人，1958年生，1978年考入江西财经学院，当过生产队队长、大队出纳、民办教师，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博士学位。现为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王东林：

　　1977年考入江西师范大学。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主攻历史学、区域文化和企业文化，对客家学的研究贡献很大。著作《鸦片之祸》被列入教育部“百部爱国主义教育读物”，《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获中宣部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

　　余悦：

　　南昌人，1978年考入江西大学（今南昌大学），在中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茶文化和宋代文化研究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现为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江西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江西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

　　傅修延：高考改变了那一代人的命运

　　可以说这30年的改革开放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世界和发展天地，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机遇。

　　见到通知书才相信自己被录取

　　“我的大学生涯姗姗来迟。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起，我在农场和工厂里就曾一年又一年地屈指计算：如果不是‘文革’，我已经走进了大学，如果……”傅修延回忆说。

　　等他已经过了正常大学生的年龄，已经不再“如果”的时候，却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傅修延说，记得1977年在南昌市青云谱区招办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名女同志说他这种年龄的考生是不允许填报外省大学，于是他乖乖地填报了当时省内唯一招收英语专业本科生的江西师范大学。“参加高考之前，我已经在江西省冶金建设公司子弟学校教了两年英语，而且我早就开始了自学英语，要是像今天这样单凭考试成绩录取，我的竞争优势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那时候距离粉碎‘四人帮’只有一年的时间，我父亲的‘右派’帽子还未摘去。”傅修延说，虽然说他的高考英语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高考作文也被当时的阅卷老师作为范卷，但直到招生工作结束他也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

　　就在希望破灭时，邓小平发出了招收“走读生”的指示。江西师范大学党委经过郑重讨论作出录取傅修延为走读生的决定。“记得这个决定是父亲在一天下班时告诉我的，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晚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中文系程道维先生，他告诉我通知书已经下发。直到看见白纸黑字写着我名字的录取通知书，我才真正相信自己已然为高等学府录取。”他说。

　　对于那一年高考的恢复，傅修延用了“绝对”两字来形容，“高考绝对改变了我，改变了那一代人的命运。”

　　大学生涯是我的人生节日

　　回忆77级大学生，傅修延认为那一代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珍惜时光。

　　“现在的大学生可能无法想象77级学生拥进校园时的学习热情。”他说，“只有像我们这样在大学门外徘徊了十年的人，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读书的幸福。法国作家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奉劝人们畅饮知识的甘泉，我们对知识的饥渴胃口确实像他笔下饕餮的巨人。”

　　外语系所在的教学大楼里终日书声琅琅，入夜则灯火长明。有人整天口中念念有词，有人几天就读一部原版小说，有人无时不在背诵英语单词，还有人疯了似的拿腔拿调，模仿英文播音。“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我们上课时会有那么多激烈的辩论，每当一个问题出来，总有几个人各执一词并引经据典各不相让，弄得那位深得我们敬爱的老先生颇感为难，最后举起双手来了个不偏不倚的‘bothallright’。”

　　“也许是对读书生活憧憬太久，大学生涯对我来说简直是人生的节日，能够一天到晚读书而不用考虑其他问题，这是多大的福气啊！”他说。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机遇

　　1988年，傅修延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学。回国后即开始叙述学的研究，直至现在先后主持了国家社科项目“比较叙述学”、国家教委项目“中国叙述学”、国家社科项目“中西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和江西省社科项目“传媒变革与当代叙事研究”等，推出了一批专著，对中西叙事传统与理论做了多角度深入细致的比较和探讨，开拓出包括“章法”、“标示”、“动力”在内的许多新的叙事范畴，多次获奖。

　　“我一共有两次出国访学的经历，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挥，不会有这样的机遇。”傅修延感慨地说：“可以说这30年的改革开放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世界和天地，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廖进球：从生产队长到大学校长

　　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我们这代人有责任心、事业心、讲良心，做一样像一样，做事不先计较个人，而是想成就一番事业。

　　信丰人廖进球自毕业后便一直在母校任教，2004年后，他带领江西财经大学逐渐在全国诸多财经院校中闯出了一片灿烂天地。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今已是知名经济学家的廖进球竟然也有过在生产队种田的经历。

　　读完高中就下田

　　1958年，廖进球出生在赣州信丰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中，1965年入学，之后读书的十年正好是“文革”期间，很多学校都对教学很松，农村中小学更是一团糟，除了1971年，学校抓了一次教学，廖进球没有学到多少知识。

　　1975年，廖进球从安溪中学毕业，回到了信丰县安溪公社莲丰生产队，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和许许多多没有读过书的农民一样，每天下地种田赚工分。

　　毕竟是高中生，“小秀才”廖进球很快成为生产队队长，掌管工分计算，接着又到了大队做出纳。他心算能力很强，打算盘也是一个好手。紧接着，因为学校紧缺老师，廖进球又回到了自己读书的莲丰小学担任民办教师。

　　进大学不知“经济”为何物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廖进球还在莲丰小学教书，他对自己的十年读书生涯没有一点信心，距离高考又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最终放弃了，继续当自己的民办老师。

　　1978年，当廖进球得知自己的高中同学有人考上了武汉大学，还有人考上了师范类中专时，他报名参加当年高考。

　　廖进球一边备课、教书，一边重新拾起书本进行高考复习，历史、地理他中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学过，政治他只能通过看报纸来了解，数学稍微难一点的他就不会做。参加高考前，廖进球的目标是赣州师专，师专毕业出来后至少也是一个公办教师。

　　廖进球最后考上了江西财经学院，入读经济贸易专业，在此之前，他不知“经济”为何物，也不知道“贸易”是什么东西，不止是他，全班70多个同学都和他一样。

　　同班同学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1948年初出生，最小的1964年底出生。有的人已经结婚生小孩了，有的人还是小孩子。大家都觉得学习的机会难得，除了上课和体育运动，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到了学习中，上图书馆，晚自习，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统统装进脑袋里。

　　4年下来，全班同学平均成绩普遍在80分以上，90分以上的就有9人，廖进球考了90.6分。

　　分配到哪都没意见

　　大学毕业那年，10来个同学分配到了国家部委，省里各机关有20多个，高校和科研机构有10多个，廖进球也想去北京。去北京要系里签字，他找到系总支书记，书记对他说，你学得不错，学校现在急需老师，你就留下来当老师吧。

　　廖进球觉得分配到哪都没意见。就这样，他成了江西财经学院的大学老师。当年分进来的老师全校只有4个，放下书本就教书，他感觉压力很大，但他一直没有放弃。1982年至今，廖进球一直在江西财经大学任教。其间，他有很多次机会去更知名的大学任教，也有很多下海经商的机会，但他始终坚持当一名大学教师。这个曾经的生产队长，在经过20多年的锤炼后，如今已成为国内产业经济和市场营销方面的权威，江西财经大学在他的带领下也在国内崭露头角，“江财毕业”成了一块求职应聘的“金字招牌”。

　　辞了系主任读博士

　　1983年，江西财经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选派一批青年教师到人大去进修，廖进球没有放弃这次学习机会。在北京，廖进球接触到了更多的新思想，了解到了更多的专业知识。

　　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1994年，已经是江西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主任的廖进球毅然辞去系主任一职，前往中南财经大学就读博士。凭着这股精神，廖进球先后两次获得破格晋升。

　　1988年，廖进球被评为讲师，任江西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副主任，1991年主持系工作，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同年担任系主任，1995年再次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99年，廖进球被财政部任命为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助理、校党委常委，是财政部首批跨世纪学术带头人，是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术带头人。2004年，廖进球成为江西财经大学校长。

　　王东林：追赶时光的一代人

　　这30年的改革开放可谓思想和意识上解放，人们突破了思想上的种种禁锢，一个民族的创造力被完全释放了出来，这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成就。

　　恢复高考让人不再原地转圈

　　追忆高考被取消的十年时间里，王东林用“老驴拉磨原地转圈”来形容当时的困境。

　　他说，在高考恢复之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到学校读书的路已经断了，很多人只能利用各种机会去学习。就这样十年过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春雷一样，打动人心，广播、报纸的消息通过各种方式铺天盖地传播，那时候是秋季，但可以说“惊蛰”已经提前来临。

　　“高考的恢复，可以说让我们重新燃起了希望。”王东林说，这是当时许多人用来形容心情的一句话。在之前的十年里，过日子根本看不到前景在哪里，让人觉得所有的希望都破灭，就像老驴拉磨一样，日复一日地在那里转圈。而恢复高考，可以说让人们感觉到已经走出了这个圈的束缚，获得了一种海阔天空的自由感。他感慨地说道，如果高考不来或者再晚来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已经出现的学者专家就会少很多，实际上，取消高考造成的人才断层影响早已存在，像那时候给他们上课的都是老教授，中年这一阶段的教授少之又少。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距离考试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备考已经迫在眉睫。王东林只有拼命地去复习，到处找书看。可以说，当年的高考，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积累。1977年的高考，他顺利过关。

　　“新三届”喜欢追赶时光

　　从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后，王东林选择了留校。他说，改革开放这30年来，他的经历可以用平淡来形容，但平淡中仍有激情，这是时代赋予他的。

　　如今王东林已颇有建树。实际上，恢复高考后紧接着的30年改革开放，中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新三届”涌现出许多俊杰英才、官商学者，在改革开放中无疑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

　　王东林认为，这同样是特定的时代造就的，“新三届”在改革开放中表现出最鲜明的精神品质就是有一种韧性，使他能够抗击各种压力和打击，因为“新三届”在参加高考之前，经受了一种恶劣环境的锻炼，这是后来的年轻人无法体会到的；勤奋也是“新三届”特别突出的特点，在高考废除了十年之后，终于获得了进入高等学府学习的机会，更加懂得来之不易，那时候上学的人都喜欢用“追赶时光”这句话来要求自己，一天只睡5个小时，课堂上老师讲课之后，他们会在课后把相关的资料全部找来钻研；另外，执著与务实也是“新三届”在改革开放中十分难得的品质，做事、做学问都实实在在，对看不惯的事情会对之抨击，可以说这些都是特定时代的烙印。

　　余悦：一个寝室7个人有11个小孩

　　好不容易才有读书机会，总得自己做点事情。快快乐乐做学问是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我们这代人有一种天然的书生气，让学术造福社会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作为我省社会科学和中国茶文化方面的权威，余悦参加工作至今已经整整40年了，大学毕业以来，余悦一直坚持他的学术生涯。

　　恢复高考后不敢报名

　　1966年，余悦从江西师范学院附中毕业，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学校中断了教学，余悦回到了家，成了一名“逍遥派”。

　　1968年7月，余悦成了第一批下放知青，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四团农业连队。1971年底，余悦进入江西长运公司，先后担任过团委副书记，并在宣传科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余悦也是跃跃欲试，可他害怕又落空。

　　余悦的惨痛经历来自“文革”时期。有一年长运公司有一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分到了宣传科，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指标非他莫属，他于是兴奋地开始认真准备，由于没有读过高中，他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复习功课。可就在推荐考试之前，他发现，指标没有了，他后来才打听到，是一个“有背景”的人把指标拿走了。

　　因此，1977年恢复高考时，余悦没敢报名。

　　一个寝室7个人有11个小孩

　　第二年，余悦参加了高考，高考结束后，他按照预定计划结婚了，紧接着，江西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他手中。在准备高考期间，余悦白天要上班，只能利用晚上和星期天的时间来复习功课。由于基础差，他决定放弃高中以上的数学题，重点抓历史和政治，结果当年高考，他历史得了96.5分，因为这样的高分太少见，以致高招办以为算错了分，破天荒重新核对了一遍他的成绩。

　　那年，江西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共录取了113人，最小的15岁，最大的32岁，有一个寝室住了7个学生，他们的小孩加起来有11个，最少的1个，最多的3个。

　　一定要做学问

　　毕业的时候，有的同学考了研究生，有的同学留在了高校任教。当时余悦对分配有两个要求，一是要求做学问，二是要有房子。正好，省文化局下属的省文学艺术研究所需要大学生，余悦就进了省文学艺术研究所。1992年机构调整时，省文学艺术研究所文学部分并入了省社科院，余悦便一直在省社科院工作至今。

　　26年来，余悦一直坚持学术研究，曾创下自己主管的一个所同时拥有两个重点刊物的辉煌。发表了300多万字的个人著作，主编了数千万字的刊物和书籍，在中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茶文化和宋代文化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今已是我国民俗文化和茶文化方面的权威。

　　■采访札记

　　关注“新三届”

　　“新三届”特指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大学生，以区别于66级、67级、68级“老三届”中学生，意为改革开放初期受到大学教育的新的一代。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型策划之所以关注“新三届”，是缘于改革开放几乎与恢复高考同行，“新三届”的大部分学生上大学前上过山下过乡，有着十分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对中国的现实和民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大学毕业后，他们亲身体验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经济与生活的变革。如今，他们很多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成为社会的主动力。

　　从某种角度讲，“新三届”的成长故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故事。本报特采编部分“新三届”江西人的故事，记录蹉跎岁月中，他们所经历的历史细节，以此折射出改革开放30年来江西及全国的历史巨变。

　　■高考数字

　　1977年

　　江西省报考高校的人数达到153969人，报考中专的人数达到174465人，录取本科专科人数6784人，中专人数11791人，录取比例为4.4％。

　　1978年

　　江西省报考高校的人数达到188639人，报考中专的人数达到152142人，录取本科专科人数12131人，中专人数12062人，录取比例为7.1％。

　　1979年

　　江西省报考高校的人数达到86326人，报考中专的人数达到222633人，录取本科专科人数10475人，中专人数15555人，录取比例为8.4％。（据江西省高招办）

　　征集时代烙印

　　读者朋友，如果您拥有一些刻有时代烙印的物品或故事，或者您就是我们所寻找的特色人物（包括某个新生事物的见证者、亲历者），那么，请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回味其中难忘的历史细节。

　　来信请寄：“南昌市阳明路190号江南都市报特稿部收”

　　邮编：330006，请注明“改革开放30周年”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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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记者刘国伟黄浦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