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所长李景源

            
    记者：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社会特色主义理论体系有进一步的阐述。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专家，请从这方面谈谈您对十七大报告的认识。
     李景源：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新概念，贯通这三个概念的基本内核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认为，从毛泽东的“中国化”，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根本指向，也是我们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范式。
     记者：中国特色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范式，这是一个崭新的提法。您能不能就这方面做些具体说明？
     “中国特色”概念的提出有一个历史过程，有各种表述形式，最常用的经典表述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互趋近是科学的理论和合理的实践的固有要求，它既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也应是其他理论和学问演进的内在原则。就哲学来说，一个世纪前，当哲学作为学科建制在中国出现以来，就提出了如何对待外国哲学、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时，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先后提出了“中国的”与“在中国的”研究范式的区分。冯友兰曾以金岳霖为例指出，金岳霖的《论道》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哲学”，而他的《知识论》和《逻辑》则是“在中国的哲学”。这些主张都体现了对当下中国的关怀。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提出“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的命题，目的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从端正马克思主义观的高度，提出要活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死的马克思主义；要香的马克思主义，不要臭的马克思主义；要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说，学习外国的东西不应是对理论的消极的适应，尤其不能刻板地照搬，而要根据本国的条件活用其原则，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但一定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活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革命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今实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最近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作为“十个结合”的第一条，是对上述论断的准确概括。如果说，“中国化”和“中国特色”在历史上主要理解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那么，自从国外学者提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概念并被作为重要研究课题之后，立足于“中国特色”范式来从事理论研究，应该成为当今中国学者的自觉选择。
     记者：从您的阐述看，中国特色研究范式确实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研究范式呢？
     李景源：中国特色研究范式首先具有时代内涵。提出“中国特色”研究范式，既是近代以来学术史的经验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根本的经验之一，就是昭示人们做时代的思考者。说马克思主义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一点与实践的特性有关。生活实践是理论的本体，它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历史水平上，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它能超越历史条件，而在于它总是伴随历史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每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实践的发展都会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课题提到人们的面前。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指出，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号召全党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不能照抄照搬，而要大胆创造。邓小平认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解决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历史条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时代的情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那种否认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时代，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正是我们党对时代的新觉醒的产物。
     时代是判定阶级、政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试金石。与时代的关系可以区分出不同理论的类型和结局。同样是面对民族危机，有的趋新，有的守旧，都与对历史时代的理解和把握有关。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能否与时俱进，是对一个政党、一个学者的最大考验。李大钊说，时代不仁，演出新旧，戊戌时期的康有为，人们都嫌他太新，可是时代变了，能把他弄旧。章太炎是革命派中勇猛的骁将，倡导“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但后来如鲁迅所言，太炎先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记者：您对中国特色研究范式的时代内涵的分析很有启发。中国特色研究范式还具有哪些特征呢？
     李景源：中国特色研究范式还具有民族特征和实践特征。一个国家社会科学的发展，既具有时代性特征，又具有民族性特征。一般而言，自然科学及其成果更多地具有时代性和普适性，而哲学社会科学除了包含时代性特征而外，还更多地表现出民族特色。民族的主体性是民族文化历史演变“一以贯之”的中心，离开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文化将失去生机和基础。文化的民族特性不是抽象的、先在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建构起来的。所以，时代性和民族性不是二元对立的。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是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的重要特征。
     能否处理好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决定一种理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命运。任何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具有时代性和区域性特征，但就其传播过程来看，人们往往注意它的时代性和普适性，而忽视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这是本本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毛泽东认为，只有一般的理论，不联系中国的实际，打不倒敌人。只有应用于中国实际，创造出新的东西，才是有力的武器。所以，毛泽东提出的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古、今、中、外法，这四者的关系都直接与民族性有关。毛泽东的“中国化”概念是基于实践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是立足于中国，一手伸向国外、一手伸向古代的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方法。
     “中国特色”范式，不同于近代的“中体西用”模式，后者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学”上分中、西，又以中、西（国别或地域）分体、用，从根本上混淆了思维与存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实际上，“学”是指基本原理，在科学原理这个层面，中外是一样的。“中国特色”范式也不同于“中国本位”模式。梁漱溟、叶青、陶希圣都在“中国本位”旗号下强调中国特殊性，他们所讲的“把握特殊性”的方法，是把特殊性绝对化，认为西欧社会发展是符合规律的，但中国演进不符合规律，中国是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他们提出中国特殊论，就是把普遍与特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目的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本位”论与清末的“中体西用”论、五四前后的“保存国粹”论是一脉相承的，都割裂了普遍性和特殊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提出“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是辩证法的精髓”。毛泽东讲清了一般与个别、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既批判了绝对的“殊相说”，又批判了抽象的“共相说”。
     “中国特色”的另一层内涵是实践特色。马克思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历史的需要就是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实践所蕴含的时代诉求。梁启超持有与马克思相类似的看法，他指出：“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他所说的特殊机运，指特定历史时代的需要，即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实践所提供的时代机缘。所以，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理论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代的实践特色。
     众所周知，实践本身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的普遍性不仅使它有资格成为人们从事认识和理论创造的基础，而且使它成为人们思维的逻辑和研究方法的发生地。实践固有的普遍性与历史性的特点，使人们的认识总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科学与价值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在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以后，实践又成为认识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统一的基础。
     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克服教条主义、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只有着眼于实践，才能真正解决割裂共性与个性、逻辑与历史的教条主义痼疾。从哲学上看，教条主义思维方法就是本质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方法。本质主义主张本质先于存在，理论先于实际，逻辑推衍决定历史关系事实。教条主义否定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理在事先、主张用“理”限“事”，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时，总是从抽象的理论和定义出发，用理论剪裁现实、割裂理论与实践的本原关系。因此，只有立足于实践，才能真正破除虚化现实和虚无历史的教条主义，实现理论与现实、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使理论研究和创新达到既立足于国情、又着眼于时代，既自觉借鉴中外、又善于独立思考的学术境界。
     记者：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研究范式的实质？
     李景源：“中国特色”是个综合性概念，对其既不能望文生义，也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简单化理解，即把它理解为脱离普遍的特殊主义和经验主义。提出“中国特色”的实质就是强调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是强调“中国特色”的本质要求。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学习外国一定要以中国的实际需要为中心，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说：“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包含二层含义，一是基本原理各国都是相同的，“‘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但在价值取向上，“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学习外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这表明，能否从“中国化”范式出发对待社会科学理论，能否以“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为立足点，是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理论的首要环节。
     能否正确把握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成为能否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以及能否创造出独特的新东西的关键。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割裂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时指出，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辩证法的精髓。提出“中国特色”范式，既要反对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立场，也要反对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立场，而要主张普遍与特殊具体历史的统一。
     赋予一般的理论以时代内涵和独特的民族内涵，是理论创新的根本特征。当前，突破纯逻辑主义的抽象共相方法，具有紧迫的意义。共性与个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就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全面历史的方法”。所谓“全面历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即弄清楚文本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针对何种问题以及是如何理解和解决该问题的。这种内在的理解所把握的不是抽象的词句，而是基本理论和概念的实质内容，是贯穿理论文本的精髓和灵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具体把握理论是包容历史规定性和地域性的普遍，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另一方面，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也是我们走出文本、突破逻辑主义、本质主义的局限，实现理论创新的方法。理论本身是有生命的，阉割了理论的生命就使它成为僵死的教条。什么是理论的生命？就是理论所蕴含的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书本上的词句是理论的躯壳，如果只在词句上兜圈子，不真正走进文本感受到理论的生命和洞见，就无法达到裁断必出于己的创新境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用一个“新”字，不仅包容了严复、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而且充分肯定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创造性地阐明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把共产党的伟大理想与历史时代的诉求统一起来，用革命发展阶段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建立起了中国式的民主革命理论体系，从而实现了近一个世纪救亡图存探索的历史性飞跃。邓小平依据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近三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基本经验，在理论上拨乱反正，形成了在初级阶段如何坚持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理念。从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没有脱离普遍，又建立起了中国自己的理论。由此可见，“中国特色”思维范式是实现理论创新的真实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