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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派”考疑
高专诚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根据流行已久的观点，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学术运动堪与战国中晚期发生在“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相媲美，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术流派能与“稷下学派”相提并论。但是，也没有一种学术现象或学术存在竟像“稷下学派”一样，其出现和存在的根据是那样地简单和薄弱，而其真实性和确实性却从来没有受到丝毫的再思考，遑论置疑性的考辨。本文则试图在这方面稍作探究，以期加深或确定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 1.问题缘起。一般认为，稷下学宫始建于战国中期，历时150多年。根据后世研究者的意见，在这150多年中，当时天下著名学者都曾莅临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或长期学术研究、参政谘政，或短期逗留、以文会友。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被认为凡是在那个时代到过此地并因为在此处的成就而闻名天下的学者，在其著述中，多至十几万言的巨著，少到几千言的精文，却从不提及“稷下学宫”四字，更不曾炫耀作者们自己在稷下学宫的这段一生中不可或缺的学术或政治经历。 2.“稷下”考疑。大倡“稷下”者，司马迁是其第一人，《史记》是其第一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第。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史记》明言“稷下”者只是上述两处，但其影响所及，却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司马迁之后，关于稷下学派的说法纷纷扰扰，竟相发明，而且其详尽程度远胜于《史记》，大有所谓“层累”的效应。后人的记述有三个特点。第一是重复，即重述《史记》的看法，认为确有稷下之学和“稷生先生”等。二是增添，即依据个人推断，为稷下之学增加新内容。三是歧议，即不同于《史记》的说法。这就说明，一方面，后世学者很想弥补司马迁关于稷下学术之说法的不合情理之处；另一方面，由于稷下学术本身缺乏必要依据，后人的论断不免具有随意性，甚至与司马迁的说法相抵触。 3.“稷下之宫”考疑。在对司马迁《史记》所言稷下学术的“层累”描述中，关于“稷下之宫”，后世称为“稷下学宫”的描述最为生动。《史记》只说齐宣王赐给“稷下先生”以“列第”，后人却增加了详细说法。《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集解》：又虞喜曰：“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待游士。”《水经注·淄水》：“刘向《别录》以稷为齐城门名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门下，故曰稷下也。《郑志》曰：张逸问《书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郑玄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也。’”徐幹《中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 很显然，为了附会《史记》的“稷下”之说，后世学者先是把“稷下”与“稷门”或“稷山”联系起来，然后又说这些谈说之士定期在“稷门”之下会谈或辩说，接着又说在“稷门”之下“立馆”或“宫”，逐步把一件不确定的事件描述得有鼻子有眼。到了近现代，更有学者索性以“稷下学宫”为称，以“稷下学派”为说。而实际上呢？从最初的“稷下先生”和“列第”，到最终的“稷下学派”和“稷下学宫”，是经过了好多次无缘无故的跳跃和想象才实现的。 4.“稷下”之“祭酒”考疑。在司马迁认定的稷下之学中，“祭酒”这一名词的说法及其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史记·孟荀列传》：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遍览先秦典籍，特别是战国诸子著作，并没有看到与上引《史记》用法相当的“祭酒”一词。观《索引》之义，“祭酒”应与某种礼仪有关，但在《周礼》中并无此词，《礼记·乡饮酒义》谓：“祭荐，祭酒，敬礼也。”而在《仪礼》中，作为专门用语的“祭酒”一词共出现50多次，但其用法均与《礼记》略同，指是的某种礼节或某项礼仪中的一个环节，并没有把“祭酒”视为尊号或职务。根据现有记载，以“祭酒”为荣誉称号或尊号者，最早见于汉代典籍。在西汉中前期，“祭酒”只是一种尊号，并没有成为固定官职，并且“祭酒”这个尊号尚未进入学界和学官。到西汉末期，“祭酒”被逐渐定型为一种官职，并且主要使用在学界。东汉以后，“祭酒”一职逐渐从学界演化到政界，前者如《六经》祭酒、《尚书》祭酒等，后者如司徒祭酒、军谋祭酒等。东汉以降，“祭酒”用于官职者愈多，同时，用于学界的官名也越来越多。 5.荀子“三为祭酒”考疑。《史记》所认定的荀子在稷下“三为祭酒”最为后人称道，被认为是稷下学派曾经存在和辉煌过的最有力证据之一，但事实上却是最有疑点的说法。在《荀子》中并未出现“稷下”这个词，更没有出现过“稷下先生”、“稷下之学”和“祭酒”等相关说法。《荀子》毕竟是先秦时代和早期儒家学派中大部头的著作之一，甚至被认为是先秦思想的总结，那么，对于汉代部分学者推崇的那么重要的“稷下”学派，它竟然没有从学派的角度去论述，没有从领袖人物的角度来阐述，这难道还不足以让人对这一学派的存在产生疑窦吗？《荀子》虽然不是荀子的传记，但它对于荀子一生行迹多有叙说，对于荀子在齐国的活动，以及与齐国君臣的对话也多有记载。可是，对于荀子在齐国获得的堪称是其一生中最高世俗成就的“老师”地位和“祭酒”职务却只字不提，这未免让人难以置信。 6.“稷下先生”考疑。稷下之学的历史确定性，亦有赖于司马迁笔下“稷下先生”的确定性和真实性。《史记》虽称“稷下先生”有76人，“稷下学士”更有“数百千人”之众，但《史记》能确认的“稷下先生”共8人。其他“稷下先生”只见诸汉代以来的其他记载，其名姓传于后世者仅4人。还有个别学者，因为在战国中后期游历齐国，就都被近现代研究者定为“稷下先生”，这显然就更加勉强了。 “稷下先生”在“质量”方面之逊色同样让人惊诧。据《史记》记载，“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都有著作问世，但流传于后世却寥寥无几。《汉书·艺文志》只记载有荀子的《孙卿子》33篇、田骈的《田子》25篇、邹衍的《邹子》49篇和《邹子终始》56篇、邹奭的《邹奭子》12篇、慎到的《慎子》42篇、尹文子的《尹文子》1篇、鲁仲连的《鲁仲连子》14篇，其余有名姓传于后世的4位“稷下先生”并无传世之作。即使是上述流传后世的作品，除荀子的著作之外，其他7位的著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或者是后人的托名之作，或者是后人辑集的作品，而其著作的内容也相对肤浅。这就告诉我们，若干“稷下先生”的著作之所以少见或佚失，证明他们个人成就的影响力、他们著作的深度和传承性，都是相当有限的。 7.结语。对于稷下之学的重视，在汉初尚未开始，这主要是由于汉初思想界的斗争尚未展开，黄老之学的主导地位未受撼动，学者们就不会为黄老之学无端张本。而从汉武帝时代开始，思想界的斗争逐渐展开。不管汉武帝的内心如何，他对儒学和儒生的重视，致使一些对此类儒生心怀不满的学者们开始利用各种方式排斥儒学，方式之一就是提高黄老之学的历史影响和地位。为了充实黄老之学，亟需从先秦思想中寻找更多思想来源，于是就开始夸大或制造稷下学派。另一方面，强调稷下学派的存在及其在古代受到的上好待遇，恐怕也是在汉武帝思想高压政策之下的士人们的美好愿望之一。然而，在汉代所能获知的先秦学术记载中，可信的和有分量的都已经有了明确归属。而且，越是知名思想，越是难以歪曲和重新定性，所以，汉代学者就选择了战国时代那些不入流的学者。这些学者的共同特征是，到了汉代，其生平和思想既不完全又模棱两可，方便随意解释和利用。同时，这批学者的思想又是被间接传述的，容易形成一种神秘气氛。把他们与更具神秘性的黄帝、老子归为一类，显然可以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但是，汉代学者在作这种历史比附时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因为让这些人物形成一个学派的随意性太强，就失去了起码的可靠性。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4-24 15: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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