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宝权在外国文学领域中的贡献
     外文所林洪亮

     
    戈宝权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就与外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还是孩提时期，他就对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百读不厌。10岁时，叔父戈公振给他寄来一套《托尔斯泰儿童文学类编》，更使他着迷。60年来他把它视为珍宝，而且保留终身。他在上海大夏大学英语系主攻英语的同时，还选修了法语和日语。1932年，在叔父的鼓励下，他又开始学习俄语，从原文读到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使他格外激动。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时事新报》担任编辑。1935年，戈宝权作为《大公报》的记者、《新生周刊》和《世界知识》的特约通讯员，在苏联当了三年的记者。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并开始钻研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毅然回到祖国，在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工作，并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受周恩来的派遣，前往香港协助叶以群创办文艺通讯社。1942年，他回到重庆，继续在《新华日报》工作，并参加了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文学丛书》编委会，还为新知书店编选了《世界文学丛书》和《史诗丛书》两套丛书。同时他自己还翻译了爱伦堡的两本报告文学作品集。抗战胜利后，他主编《苏联文艺》，并写出了《苏联文学讲话》一书，还编辑出版了《普希金文集》《高尔基研究年刊》《俄罗斯大戏剧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研究》等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他便受周恩来总理委派，担任我国驻苏使馆的临时代办，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驻苏联的大使馆，后又被任命为文化参赞。1954年7月回国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1957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1959年，该所成立苏联东欧文学研究组后，又兼任该组的组长；1961年初，正式调入文学所工作。“文革”中受到冲击。1978年业务工作恢复后，担任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和东欧文学研究室主任。1981年离休后，他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直至病终。
     戈宝权在已经走过的87个春秋中，创下了令人敬羡的业绩。60多年来，他在外国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都是非常突出的。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他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开拓者。无论是俄苏文学与中国的因缘，还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外作家交往和影响的研究，戈宝权都可以说是这些方面研究的开路先锋，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他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先后出版了50余种外国文学作品。他不仅是普希金和谢甫琴科的杰出翻译家，而且也是亚、非、拉美文学的热情传播者。在他担任东欧文学研究组组长和室主任之后，他又是东欧文学研究的领路人，对建立我国第一支东欧文学的研究队伍、培养第一代东欧文学的研究人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权威
     戈宝权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广泛，涉及苏俄的文学和作家作品、中国翻译史、中外文学影响，以及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等等。戈宝权在研究中总是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细致入微的缜密态度和论证求实的科学方法，对其研究课题进行深入的论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就“中俄文字之交”这一领域他就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有《俄国文学和中国》《普希金和中国》《托尔斯泰和中国》《高尔基和中国》等。这些论文材料丰富翔实，作者对这些作家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追根溯源的全面论述，既有科学的考证，又有公允的评论。它们不仅丰富了读者的知识，还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
     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是戈宝权一生最喜爱的俄苏作家，也是他倾毕生精力潜心研究的对象。
     对于普希金，戈宝权真可以说是情有独钟。上个世纪40年代，戈宝权翻译编辑了《普希金文集》，并写出《普希金在中国》一文。上个世纪50年代，他开展了研究普希金的工作。他参观了普希金的博物馆，阅读了普希金手稿和藏书，并和苏俄研究普希金的专家进行了交流，从而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戈宝权担任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后，他对普希金的研究更深入了一层，先后写出了《普希金和中国》《谈普希金的〈俄国情史〉》《〈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等文章。这些文章不仅论述了普希金对中国的兴趣和他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同时也反映了戈宝权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为了探求《俄国情史》的真面目，戈宝权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去寻找这本译作的原版，最后才在阿英的旧书堆里找到了它。经过戈宝权的认真阅读和考证，才证实它就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
     托尔斯泰也是戈宝权潜心研究的对象。他在苏联担任记者和外交官期间，曾多次参观过托尔斯泰的故乡及其在莫斯科等地的博物馆、纪念馆。托尔斯泰也像普希金一样从小就给戈宝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戈宝权对这位文化伟人产生了无限崇敬之情。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从1928年开始，曾出版了一套91卷的《托尔斯泰全集》，直到1958年才出齐，历时整整30年。而戈宝权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收集这套全集，后来历经种种曲折困难，终于将全集收齐。戈宝权视其为珍宝，倍加爱护。虽经“文革”的浩劫和1976年地震的混乱，仍能得以保存下来。现在它成了我国惟一的一部完整的原版《托尔斯泰全集》，现保存在南京图书馆。这不仅反映了戈宝权对这位文学大师的挚爱，更表现出了戈宝权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戈宝权在1980年发表的《托尔斯泰和中国》这篇文章中，首先便谈到了他对托尔斯泰的热爱和敬慕之情。在论述托尔斯泰与中国的渊源时，戈宝权更是以其精细的考证，论证了托尔斯泰的作品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情况，以及他与辜鸿铭、张庆桐的通讯联系。特别是他对张庆桐的考证，不仅澄清了在这个人名问题上的种种猜测、怀疑，而且更加证明了他的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戈宝权对高尔基的研究更是成绩斐然。戈宝权在苏联期间，在红场亲眼见到过这位俄苏革命作家，后来又参加过高尔基的遗体告别和葬礼，并先后写出《高尔基的逝世和葬礼》和《高尔基博物馆》等文章。这些文章夹叙夹论，是中国最早以亲身感受写就的论及高尔基生平和创作的两篇报道。1947年和1948年，戈宝权和罗果夫合编了两本《高尔基研究年刊》。像这样的研究年刊，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举。从这个意义来说，戈宝权是我国“高尔基学”的开拓者。建国以后，戈宝权对高尔基的研究更是成绩卓著，先后发表了《高尔基和中国》《高尔基与中国革命斗争》《谈谈高尔基的〈海燕〉》《关于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和写作〉》《高尔基作品的早期中译及其他》等专论。其中，既有评论性的文章，也有考证式的论文，详细地论述了高尔基与中国革命和现代文学的关系，全面剖析了《海燕》这篇作品的写作背景、思想意义和艺术感染力。这些论文既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又促进了我国高尔基学的发展。
     进入1980年代以后，戈宝权的研究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高潮，研究范围也从俄苏作家扩展到世界各地区的文学和作家，先后发表了《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法国文学在中国》《漫谈西葡拉美文学和中国》《罗曼·罗兰和中国》《泰戈尔和中国》等一系列文章。那时，戈宝权的另一个研究新领域就是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鲁迅是戈宝权研究的主要作家。1976年他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随后又担任了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和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的顾问，因此鲁迅便成了戈宝权上世纪80年代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短短的数年之中，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涉及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鲁迅与外国作家的交往和友谊，鲁迅著作在国外翻译、出版和研究的情况等。在这些文章中，引起国内外反响最大的要数《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这篇论文。这篇文章内容博大精深，多方面、多层次地论证了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崇高地位，因而受到许多外国汉学家的盛赞和肯定。《〈阿Q正传〉在国外》也是一篇引起广泛反响的论文。《阿Q正传》是鲁迅的一部重要作品，它不仅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也给鲁迅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戈宝权在他的论文中，先是论述了这篇小说的成因，以及它在国外所引起的巨大反响，继而论及《阿Q正传》被介绍到国外的情况。这篇论文的可贵之处，就是它打破了俄译本是最早的欧译本的传统看法，并以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梁社乾翻译的英译本和敬隐渔翻译的法译本才是最早的欧译本。正是有了这两种译本，鲁迅的名字才传遍欧美各国，引起欧美作家的关注。戈宝权对《阿Q正传》的考证研究，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甚至连鲁迅生前好友也给他去信表示称赞。
     除鲁迅外，郭沫若、茅盾等现代著名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也是戈宝权研究的对象，他为此发表过多篇论文。这些作家大多是先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而走上创作道路的，而且翻译过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戈宝权通过他们的事例认为，外国文学“丰富滋养了中国的新文学”，这种论断是不容置疑的。
     戈宝权还对中国翻译史作过一番研究，写出了《中国翻译的历史》《明代中译〈伊索寓言〉史话》《清代中译〈伊索寓言〉史话》《“五四”运动以后外国文学在中国》等文章。
     综观戈宝权的文学研究，不仅涉及的领域广博，而且所取得的成绩卓著。他研究的许多命题填补了我国文学研究的空白，甚至成为该领域的开拓者。戈宝权的论文以丰富的史实见长，还往往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写进论文中，使人读来倍感亲切，从中也能体会到作者对其研究对象的喜爱以及他为此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因此他的论文深受社会名家和外国汉学家的高度评价。戈宝权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一是得益于他掌握了英、俄、法、日、世界语等多种语言，他能凭借这些语言去阅读原文资料，并从中进行对比，去伪存真，得出自己的结论。二要归功于他掌握资料的丰富。他曾访问过数十个国家，结交了众多的外国朋友，而且他每次出国，总忘不了他的老本行，不是去书店，就是去博物馆、图书馆，与文学有关的事情他从不放过。因此他所掌握的外国文学资料之丰富，就连我国以知识广深而著称的钱钟书先生也深表赞叹：“你们的戈宝权啊 外语懂得多，掌握的外国文学资料多，这是难得的 ”三还应归功于他的执着精神。为了搞清一个事实，他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去寻找、去探求、去询问，从不马虎搪塞过去，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二、外国文学翻译的巨擘
     戈宝权从1931年翻译第一批外国文学作品起，翻译出俄苏、东欧、亚、非、拉美一些国家的文学作品共50余部，成为中国最著名、最受欢迎的翻译家之一。
     在众多的翻译作品中，毫无疑问，俄苏文学作品是戈宝老翻译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个领域。从上世纪30年代翻译普希金诗歌开始，戈宝权便对俄苏文学的翻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抗战时期，他曾参加《苏联文学丛书》和《世界文学丛书》的翻译编辑工作，同时还翻译了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的两部报告文学集《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此时的戈宝权就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翻译家了。甚至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会谈，当周恩来介绍到戈宝权时，毛泽东一听便说：“你是位俄国文学专家 ”抗战胜利后，戈宝权在上海主编了《苏联文艺》，并翻译编辑了《普希金文集》，深受读者的喜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戈宝权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俄语国家文学的翻译上，先后翻译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勃留索夫、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伊萨科夫斯基、爱伦堡、苏尔科夫、西蒙诺夫，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弗兰科、狄青纳，白俄罗斯诗人唐克，格鲁吉亚诗人恰夫恰瓦泽，亚美尼亚诗人阿博维扬、伊萨克扬，哈萨克诗人江布尔、扎巴耶夫，吉尔吉斯诗人扎科姆巴耶夫，立陶宛诗人涅里斯和文茨洛瓦等的作品。其中的一些诗人和作家都是由戈宝权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的。可以说，戈宝权是当之无愧的中俄、中苏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
     东欧各国文学，亚、非、拉美的文学也是戈宝权关注的。戈宝权先后多次访问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他对这些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先后翻译了大量作品，使我们对东欧文学和亚、非、拉美的文学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证明了小国的文学也有其优秀的传统和民族特色。
     戈宝权善于译诗，不仅真实可信，而且传神，充分体现出普希金等诗人的气质和他诗中的优美之处，因而他的译诗，既能形似又能神似，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译诗难，难就难在这种形神兼备上，而戈宝权却做到了。他的译诗并不以华丽的词句取胜，而是带有口语化的特点，朗诵起来朗朗上口，同时又不失其优美的诗意。由于戈宝权本身就具有诗人的气质，再加上他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他的译作都是经过反复推敲、不断修改的成果，而且每逢再版，他必定会重新校改一遍，改正错别字和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以使他的译诗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所以，他的译诗方能如此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同行们的高度评价，历久不衰。
     三、东欧文学研究的领路人
     1959年，苏联东欧文学研究组成立，戈宝权担任组长。1961年新年伊始，戈宝权正式调入文学所工作。他刚办完报到手续，便被派到了河北新城的张八屯村去整社，接替张白山同志担任工作组组长。我是1960年底从波兰学习回来分配到文学所工作的，在张八屯，我见到了久已仰慕的戈宝权。他身穿旧棉衣，脚上是一双布棉鞋，根本看不出他是个大学者、大翻译家。他态度和蔼，使人一见面便会有一种亲切感。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每天两顿发给社员的是用玉米心磨成粉和地里烂薯叶切碎拌和而成的窝窝头，个头虽大，但却难以下咽。戈宝权也跟社员一样，每天吃的是一碗清汤两个窝窝头，但他从不计较、从不特殊，处处以身作则。我们和戈宝权便相处得很是融洽，无话不谈。空闲时，他向我们谈到了许多做学问的方法、他在苏联及东欧国家工作和访问时的见闻，我们听了不仅得益匪浅，而且更增加了我们对戈宝权的了解和崇敬。
     到1962年初，苏联东欧文学组便分成了苏联文学和东欧文学两个组。戈宝权担任东欧组组长。戈宝权积极培养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年轻人。他让每一个组员明确目标，制订进修计划。按照当时所里三大研究范围———历史、理论和现状，确定我们组的研究范围为历史和现状。凡一种文学有两个人的，便一个人分工历史，另一个人研究现状；只有一个人的，便以现状为主。在制订进修计划时，戈宝权特别强调多读书、勤练笔，不要急于求成，要埋头苦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戈宝权常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至理名言。他主张边干边学，在工作中进修、在进修中提高。与当时通行的研究所只能搞研究不能搞翻译的观点不同，戈宝权主张东欧室的同志应该既会研究，又能搞翻译，要成为多面手。戈宝权对我们说，东欧与其他大语种不同，大语种会的人多，社会上有一批翻译家，大语种的人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我们东欧则不同，过去国内没有懂得东欧语言的，你们是第一批，过去国内也翻译出版过一些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但都是从英文、俄文或日文转译过来的，但转译总是有局限性的，现在你们懂东欧的语言，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你们不翻译谁来翻译。在戈宝权的谆谆教导下，东欧组的同志后来也都成了既会写文章，也会搞翻译的东欧文学专家。
     戈宝权抓的第二件工作便是“基本建设”。由于东欧文学研究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图书资料匮乏，文学所的图书馆连一本东欧文学的书籍都没有。戈宝权非常重视图书资料的建设工作。他要求我们利用一切可能去收集东欧文学书籍，除了通过图书进出口公司订购外，还千方百计到其他单位去收集他们闲置不用的东欧国家的图书。经过几年努力，图书馆的书架上才有了上千册的东欧图书，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1964年外国文学所成立后，戈宝权也参加了“四清”。尽管会议多、事务忙，但只要有哪怕是一点空隙的时间，戈宝权不是修改自己的译诗，便是阅读有关的书籍。每逢回京休假，他也没闲着，不是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便是到新、旧书店去寻找他所需要的图书。在戈宝权的教诲和影响下，我们组的同志也都不断树立起了自强不息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全组同志克服种种困难去勇攀高峰。
     “文革”开始后，戈宝权不久便受到了冲击，下放“五七”干校和到工厂劳动，不仅业务工作完全停顿，就是读读外语也要受到批判。即使在这种恶劣形势下，我们组的许多同志也在偷偷读书、写作和翻译。打倒“四人帮”之后，开始恢复业务工作。原外文所党委书记王平凡和戈宝权便在谋划东欧组的业务工作，考虑到东欧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同志，十多年来都没有进行过真正的业务工作，为了使全组同志都能得到锻炼和提高，便提出了编写《东欧文学史》的计划。为了充实力量，
     还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调来了从事南斯拉夫文学和阿尔巴尼亚文学的高勒。在戈宝权的领导下，我们多次召开东欧室人员会议，逐项研究了这部书的内容、体例等一系列问题。编写《东欧文学史》，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尽管东欧七国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但其发展程度和文化传统还是有不小的差异，要把这七国的文学汇集在一起，形成一部完整的地区文学史，难度确实不小，而且在当今的世界上，也还没有一部这样的文学史可资借鉴。另外，我们的图书资料太少也是一大困难。针对这些难点，戈宝权一一作了分析，并提出了克服的办法。针对东欧国家文学发展的差异，戈宝权提出在保持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着重抓共同点。这种共同点就是东欧文学都有反封建和反对外族侵略的爱国的传统，要把反封建和反侵略作为一条线索，贯穿全书的始终。不久之后，外国文学所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编写任务，我们室负责东欧文学辞条的撰稿工作。在戈宝权的领导下，全室同志经过努力，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我们担负的任务。
     不久，戈宝权离休了，但他依然非常关心东欧室的工作。《东欧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依然在进行，经过数年的努力，《东欧文学史》于1986年完成了，这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著作。
     戈宝权离休以后，仍然非常关心室里的同志。我们在业务上遇到问题都经常去请教他，而他总是百问不厌、有求必应。蒋承俊同志译完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之后，请戈宝权替她看一看。戈宝权非常仔细地阅读了全文，还用四种外文本对照修改润色，使译文增色不少。兴万生写的《裴多菲评传》、林洪亮写的《密茨凯维奇》评传，他都一一进行了审阅，并为其作序。
     尽管戈宝权不再担任东欧室的主任，但东欧室的同志们经过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都牢记他的教导：不管外界形势如何，不管外部出版条件如何，都要自强不息、勤奋工作，都有了一种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能力和精神。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1995年东欧室被撤销的十多年中，东欧室的同志写出了《东欧当代文学史》《东欧戏剧史》等十多部专著；翻译了《裴多菲诗选》等数十部古典和现代的诗歌与小说，共计2000余万字；发表论文百余篇；他们的工作不仅拓展了我国文学研究的领域，填补了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也增进了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文化交流，受到东欧各国政府和文化界人士的肯定和称赞。兴万生、林洪亮和张振辉等人都曾获得外国政府颁发的奖章。
     今年2月5日是戈宝权先生诞辰85周年，我们深深地怀念他，我们将以戈宝权为榜样，继续不断地进行研究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