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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树理、柳青小说的“农村想象” |
| 萨支山 |
赵树理、柳青小说的“农村想象”
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对赵树理及其创作的评价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慢慢又引起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而其关注点都离不开对赵树理小说中“农村想象”的把握。这里的“农村想象”是指一种既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村想象”，也不同于柳青、浩然笔下的新农村秩序，而同时又和这二者有着亲缘关系。它寻求一种温和的农村关系，却又不像沈从文笔下循环的时间观；虽然也有阶级斗争的强调和对未来美好图景的展望（《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但还是不同于柳青新世界的明快简洁。
在现当代文学中，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所承担的叙事功能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有着内在的契合。它要讲述的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如何变成现代的中国，其中，个人主体的觉醒和确立，具有有信仰和行动来源意识并进而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是其关键性的因素，而“农村想象”则可以看成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1946年，赵树理的创作被称为“赵树理方向”，所彰显的正是和五四新文学所不同的特质。相信郭沫若和茅盾他们在40年代对赵树理小说的推崇并非完全是出于政治的宣传。在他们看来，赵树理的小说，相较于“五四”新文学，是有着新鲜的“农村想象”。“五四”新文学的“乡村想象”，往往具有一种阴郁的气息。正如众多的研究者说的那样，它来源于现代特有的人物和背景的脱节，是个人和社会的紧张关系的表现。日本学者洲之内彻在上世纪50年代对赵树理的研究特别提到赵树理的乐观主义，认为这是对现代的个人主义的否定，而中国“新文学”的“暧昧”就在于“一方面想从封建制度下追求人的解放，同时另一方面又企图否定个人主义”。在他看来，由于赵树理的世界是“一元化价值”的世界，因而尽管他是否定了个人主义的，但他的乐观主义因为缺少人和社会的对立，而这又恰恰是现代人面临的巨大的苦恼，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赵树理的文学还不能完全具有文学的资格。（《赵树理文学的特色》）这种说法很有意思，一方面是将文学的概念置于现代的范畴之下，因而个人主体的困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以及相随的“心理主义”就成为判定文学性的最重要的尺度；另一方面，又承认“新文学”的两种相矛盾的特质，即既是个人主义的同时又企图否定个人主义。现在的研究在反省现代性的前提下自然可以也很方便质疑这样的文学标准，而且同时将对个人主义的否定看成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这在理论上都没有问题，这里的问题是在“反现代的现代性”中如何处理个人主体以及如何想象未来的问题。洲之内彻在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让人惊异，他说赵树理的“乐观主义中潜在着他不曾意识到的虚无主义”。这在现实中可以看成是对赵树理后来不幸命运的一个预言，同时在文学上，也意味着他的“农村想象”无论如何都要解决个人主体这个现代人无法避开的问题。
在50~70年代中国文学的“农村想象”中，赵树理和柳青可以看成是温和与激进的两种想象。批评习惯于将这样的不同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来标志，认为赵树理的思维和视角都是“农民”的，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他没有写超出农民生活或想象之外的事体，没有写他们不感兴趣的问题”（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正是这样的特点使赵树理获得一种比柳青的“农村想象”更为“真实”的评价。但这里的问题很复杂，而其评判标准也非一个“真实”这么简单。也并非没有材料表明就在赵树理的山西，在“土改”的时候没有发生血腥的暴力事件，而这些却很少进入赵树理“农村想象”的视野。在赵树理那里，尽管有经济利益的不同，但农村仍然是完整而不是分裂的。小说的最后是画家老梁的关于三里湾的未来图景，显示了作家希图以温和而不是斗争的方式来呈现对未来的美好允诺。在这里，个人主体似乎并未经过某种痛苦的唤醒即融入到共同体中。这也是洲之内彻会说赵树理乐观主义背后有着自己并未意识到的虚无主义的原因。对比《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可以发现在赵树理那里被回避的农村的分裂恰恰成为《创业史》中“农村想象”的开端，富农郭世富的盖房并没有像赵树理那样仅仅被处理成物质事件，而是具有象征意味，是农村分裂的征兆。而活跃借贷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不加区分的温和的人际关系的脆弱。在分裂和对立之中个人主体意识才可能产生，同阴郁的现代个人主体不同的是，这里的阶级主体具有一种强烈的信仰和行动来源意识，这是一种破除了虚无主义之后的对自身和未来的乐观主义。事实上，《创业史》的“农村想象”其意识形态功能正在于提供现实秩序的合法性来源。
虽然和柳青相比，赵树理的作品似乎更具有“真实”效果，但这里有一个逻辑关系值得质疑，即为什么我们会将那些与农民具有相同意识的看成是真实的，并将其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换句话说，就是尽管我们认为可能赵树理笔下的农民更为真实，但是否因此他就代表农民？而其合法性又从何而来？
讨论赵树理和柳青的创作哪个更为“真实”，谁才代表农民，是必须和“真实”背后的“农村想象”的图景相联系的。对中国革命而言，“唤醒”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词。意味着一种从“自发”到“自为”的区别，而现实主义文学则承担由“自发”向“自为”迈进的唤醒功能。（参阅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阶级意识需要由外向内通过唤醒来产生，因此，只有真正掌握了阶级理论才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才能代表他们最根本的利益。所以《创业史》中整个故事可以概括为一个“唤醒”的故事，是梁生宝他们获取阶级意识走向觉醒的故事，是由阶级主体最终成为国家主体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恰恰是柳青的“农村想象”更具有“真实”的内容，尽管这“真实”可能还在遥远的对岸伫立，这是一个远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的世界。今天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的图景已经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变，那么我们的“农村想象”又是建基于何处呢？作为主体的农民，又该如何被唤醒？而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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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本网发布时间：2006-9-12 9:4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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