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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历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一、唐史研究概况
唐史研究是20世纪初新史学代替传统史学后蓬勃发展起来、取得丰富成果并走在断代史研究前列的学科之一。据统计，20世纪的唐史研究总共有近千部著作和逾2万篇论文刊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社会、民族、宗教、中外关系各个方面，全面囊括了30余种制度以及400位左右唐代人物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陆续有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胡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等总结20世纪唐史研究的论著问世。
唐史研究的发达，首先表现在断代史出版的数量和质量都名列各断代史前列。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就有大矢透《隋唐帝国》、铃木俊《隋唐时代》等著述出版。到40年代，有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蓝文徵的《隋唐五代史》（上编）。陈著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断代史，但内容涉及唐代历史特别是政治史发展大势，仍可视为唐代政治和民族关系的断代史著作。书中所提政治的和阶级的分野，以及用种族和文化来解释唐代历史的观点，虽屡遭质疑，仍对后人有较大影响。50年代，有杨志玖的《隋唐五代史纲要》、岑仲勉的《隋唐史》、傅乐成的《隋唐五代史》、章群的《唐史》、吴枫的《隋唐五代史》、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60、70年代，有韩国磐的《隋唐五代史纲》、外山军治的《隋唐帝国》、林天蔚的《隋唐史新编》、宫崎市定的《大唐帝国》、布目潮沨等的《隋唐帝国》、黎杰的《隋唐五代史》。80年代后，由于在研究和体例上均无大突破，断代史的撰写和出版减少，但仍有王寿南的《隋唐史》、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杜希德（旧译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汉译本）出版。后者研究视角与大陆学者有所不同，反映了西方学者的隋唐史研究水平，但仅出版了涉及政治史的上册。值得一提的还有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该书研究了唐代历史的主要方面，提出了唐代历史的变化是一种“南朝化”的看法，这种纵论唐代历史大势的著作也可视为一部断代史。
就唐史研究各领域而言，政治史研究方面，除唐代皇帝的众多评传外，所涉领域还有唐初统治阶级的特性、武则天的社会基础、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牛李党争、宦官专权、农民战争等。特别是关于唐初统治阶级的特性（贵族体制、关陇集团）以及藩镇体制方面的成果众多。
制度史方面，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论述众多制度时首列“礼制”，且占有全书1/3篇幅强，是真正从隋唐历史实际出发建构制度史的著作。其他有关政治制度史所涉领域有，职官制度、选举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等。而像村落制度、身份制度、都城制度等，日本学者视其为政治制度，中国学者近来将其归入了社会史。此外还有“礼制”。中国学者将其归入政治制度，日本学者则归其为“文化”。在这些制度中，中国学者在中央官制、流外官直官、科举制度方面成就显著，日本学者则在律令法、村落邻保、身份制度上用力较多。
经济史方面，涉及到土地制度、庄园经济、农林牧副渔业、手工业、商业和货币、财政史、赋税徭役、户口、仓库、交通和漕运、寺院经济等。由于关系到唐代社会性质（农奴制还是奴隶制、国家佃农还是自耕农、国家土地所有制还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因此，除均田制成为关注重点、成果最多外，中外学者还对赋役制度也倾注了极大关心。其中，日本学者对租庸调、杂徭、两税法、课役的研究比较深入，中国学者则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土地制度和赋税差役制度取得了较好成绩。特别是在财政史方面，近年出版的两部唐代财政史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唐代的财政制度。
社会史方面，涉及到社会阶级、阶层、劳动者、家庭、婚丧、妇女、社会生活、社会组织与社区、人口等。其中，家族个案、客户、部曲、敦煌的家庭、社邑、人口等问题的研究最具特色。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史中发展比较快的研究领域。
民族关系史方面，涉及到民族政策、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以及突厥、回紇、吐蕃、吐谷浑、党项、南诏、渤海、契丹等。其中，成果最多的是突厥史。近年来渤海史由于受到中、日、朝、韩等国的关注，成果日益增多。
中外关系史方面，除从总体上研究中外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影响外，在唐朝与东亚地区、西域地区、南亚地区的交往方面都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其中，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近年来学者关注较多且成果也较多的一个研究领域。
文化史方面，出版了几种全面描述唐代文化面貌的著作。此外的研究除去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外，涉及到儒学（经学）、佛教道教、学术思想、史学史等领域。其中佛教和道教的研究成果最多。
文献整理方面，涉及到唐代基本史籍如正史、政书、总集、别集、笔记等的整理，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石刻墓志资料的整理。这些成果极大地便利了学者对所需资料的使用，是研究唐史并将其深入下去的有利保证。
二、唐史研究的热点和学术成果
21世纪以来，每年刊发隋唐五代史专著20部~50部、论文400篇~500篇（基本不包括文学艺术，以及专门的宗教史和敦煌学论著）。其中，唐史研究在不同领域出现了一些比较集中的热点。
在政治领域，对中枢决策制度的研究有所加强，出版的著述有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戴显群《唐五代政治中枢研究》、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等。同时，在翰林学士和地方官制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前者有毛蕾《唐代翰林学士》，傅璇琮《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唐宪穆两朝翰林学士考论》，赵雨乐《唐代翰林学士院与南北司之争》，后者有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
律令和礼制是近年研究的一个重点。随着宁波天一阁宋《天圣令》的发现，围绕《天圣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有戴建国的《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杨际平的《〈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与今后均田制的研究》，宋加钰的《明抄本北宋天圣〈田令〉及唐开元〈田令〉的再校录》。礼制研究主要围绕吉凶礼仪和《开元礼》，有吴丽娱的《唐礼摭遗》、甘怀真的《汉唐间的丧服礼与政治秩序》、金子修一等的《〈大唐元陵仪注〉试译》、赵澜的《略论〈开元礼〉的制定与封建礼制的完备化》、杨华的《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
在经济领域，关于财政史和农业史方面的力作，有李锦绣的《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张泽咸的《汉晋唐时期农业》。土地制度仍然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有霍俊江的《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卢向前的《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杨际平的《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修订本）》。
在社会史领域，对阶层特别是“士人群体”的研究明显增多，有李浩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陈弱水的《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阶层兴起的几点观察》、查屏球的《天宝河洛儒士群与复古之风》、郭锋的《郡望向姓望转化与士族政治社会运动的终结》、韩昇的《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张宇的《唐后期士商交游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迁》、穴泽彰子的《唐五代时期地域秩序认识——从“乡望”到“父老” 》。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如婚姻妇女家庭方面，有邓小南主编的《唐宋女性与社会》、段塔丽的《唐代妇女地位研究》、王楠的《唐代女性在家族中地位的变迁》、李志生的《唐代非良人群体通婚试析》 ；医疗与疾病方面，有杜正乾的《唐病坊表微》、高濑奈津子的《唐代悲田养病坊的变迁及其成立背景》、于赓哲的《唐代的医学教育与医人地位》、范家伟的《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李贞德的《汉唐之间医方中的忌见妇人与女体为药》。
城市史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民族、中外关系、考古、建筑等众多方面。近年来，对城市的研究不仅在“长安”的研究方面成果众多，其他从各个不同角度的研究也有很大成就，如《唐研究》第九卷有“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研究专辑、妹尾达彦的《长安的都市计划》、李孝聪主编的《盛唐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程存洁的《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姜波的《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宁欣的《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陈忠凯的《唐长安外郭城区域结构之研究》、陈识仁的《北朝隋唐时期都城“里”、“坊”称谓的演变》。
在文化领域，宗教包括佛教、道教，是近年的研究热点。这方面的成果有荣新江主编的《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张国刚的《佛学与隋唐社会》、张总的《地藏信仰研究》、王永平的《道教与唐代社会》、刘屹的《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王育成的《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张广保的《唐宋内丹道教》、王承文的《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在民间信仰、法术占卜及其与国家、与佛教道教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贾二强的《神界鬼域——唐宋民间信仰透视》、王三北和赵宏勃的《唐代的佛道之争——论官方对民间信仰的整合》、吴丽娱的《论九宫贵神与道教崇拜》、雷闻的《论中晚唐佛道教与民间祠祀的合流》、小南一郎的《〈十王经〉的形成与隋唐的民众信仰》、王永平的《论道教法术与唐代民间信仰》、黄正建的《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陈万成的《杜牧与星命》、赵玉明的《武韦时期的巫术与政治》、严耀中的《论占卜与隋唐佛教的结合》、余欣的《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
民族与中外关系领域的热点有两个方面：一是渤海国乃至东北亚的研究，如王小甫主编的《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魏国忠等的《渤海建国前史事考》、马一虹的《八世纪中期以后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考》、马大正等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研究续论》、拜根兴的《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酒寄雅志的《渤海与日本的古代》、金子修一的《隋唐的国际秩序与东亚》）；二是粟特与中国的研究，有荣新江的《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陈海涛的《初盛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入仕途径》、刘惠琴等的《唐末五代沙陀集团中的粟特人及其汉化》、姜伯勤的《唐安菩墓所出三彩骆驼所见“盛于皮袋”的祆神——兼论六胡州突厥人与粟特人之祆神崇拜》、蔡鸿生的《唐代九姓胡崇“七”礼俗及其源流考辨》、山下将司的《新出土史料所见北朝末唐初粟特人的存在形态》、森部丰的《唐代河北地区的粟特居民》、荣新江等主编的《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吉田丰等的《粟特人》。
三、唐史研究动向
纵观近年来唐史研究成果，有以下动向值得注意：
其一，随着“唐宋变革论”的普及，学者对唐宋间的变化日益重视。与此相关，中晚唐的研究也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特别是一些研究宋史的学者也加入到了这一领域。因此，研究成果中冠以“中唐、晚唐、唐末”以及“唐宋”、“唐宋之际”的论著明显增多。
其二，区域研究呈增长趋势。这种区域研究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等各个领域，是唐史研究具体化、个案化的表现。
其三，对史料的利用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由于电子文本史籍的普及，检索更加方便，学者可以通过大量的史料搜集和统计得出与此前不甚相同的结论。二是对新资料特别是石刻墓志资料的使用非常普遍。所以，除那些将墓志碑铭用为资料者外，几乎完全用石刻史料立论的论文也有不少，至于对一方或数方墓志进行考释的论文那就更多了。这种情况甚至使得学者在撰写研究动态时，需要为“石刻”（或“墓志碑铭” ）单立章节。（黄正建 执笔） |
|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本网发布时间：2005-9-1 10:03: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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