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势力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

      近年来政治舞台上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逐渐聚拢，业已形成了日本政治领域中的右翼政治群体。他们打着维护日本民族利益、实现国家战略的旗帜，对内不断否定和平宪法、毒化社会思潮，对外则一再强化军事战略，已经成为保守政治土壤中十分活跃而危险的毒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今天日本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1. 右翼团体与右翼政治势力沆瀣一气。虽然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右翼团伙成员很难通过民选进入日本政界，大多数民族主义政治家慑于和平宪法的制约与进步力量的政治压力也通常会小心回避与街头右翼的直接接触，但表面上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不存在深层次的勾结与联系，毋宁说，右翼团体与右翼政治势力之间因具有相同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和实现大国战略的一致目的而彼此勾结，沆瀣一气。

      右翼团体与右翼政治势力之间的勾连形式，一是右翼政客已成为右翼团体的政治代言人。长期以来，在政坛上寻找代理人一直是右翼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而能作为今天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代言人的，则首推以反美、反华、亲台而著称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客石原慎太郎。自民党右派出身的石原曾长期投身日本政治，1999年4月以来两度当选东京都知事。2000年4月，他因发表排外民族主义色彩的“三国人问题”的言论而激起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但却博得右翼势力的喝彩和追捧。此外，他还经常鼓动、怂恿右翼团伙登钓鱼岛滋事，策划李登辉访日，甚至率右翼分子渡海赴冲之鸟岩礁巡视等，以突显他的鹰派政治立场和反映日本右翼势力的心声。二是国会中的各种右派势力结盟。冷战结束以来，除石原慎太郎这样的极右政客外，具有奉行大国主义路线相同“政治基因图谱”的大批右翼政治家，在政党分化组合过程中合纵连横，已在国会交织构筑起形形色色的新保守主义会派，在许多涉及国家体制与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上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遥相呼应，推动日本走向民族主义方向。三是右翼团体与政客沆瀣一气，用暴力剪除异己。右翼分子总是明火执仗地用各种暴力手段打击左翼进步人士，剪除政治异己，以帮助右派政治家实现其政治意图。但由于右翼团伙过于声名狼藉，某些政客因与其有染的事实被曝光而“阴沟翻船”的例子也早已有之。

      2. 右翼政治势力正在扭转国家的发展道路。近年来，愈加嚣张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正开足马力，试图用他们预设的“三部曲”把国家的发展道路拉向右转，以便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所谓的“三部曲”，一是修改和平宪法。战后以来，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先后掀起5次改宪浊浪，其核心目的是修改现行和平宪法的第九条，使日本拥有集体自主权。在他们的操纵下，日本国会已于2002年11月通过修宪的《中间报告书》。目前，修宪在“整体右倾化”的日本政治分野里已呈不可逆转之势，且步伐日益加快。二是歪曲侵略历史，重塑日本的“民族精神”。为了同传统右翼奉为圭臬的绝对天皇制相区别，新右翼政治群体从象征天皇制的现实出发，提出了“使天皇成为全体日本公民的精神”这样一种易于公众接受的所谓“全新的政治理念”。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在貌似新异的政见之下，新老右翼同样在玩弄歪曲历史重塑“民族精神”的把戏。1993年10月有100多名自民党右派议员、右翼文人组成旨在篡改历史的“历史研究会”，于1996年出版了否认侵略历史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于2000年炮制出美化甲级战争罪犯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继而，社会上的右翼文人与之相勾结拼凑起“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于2001年和2005年两次编撰出版了歪曲历史、推卸战争责任、隐瞒加害事实，把侵略战争描绘成“自存自卫”战争的《新历史教科书》，并毫无悬念地得到了日本政府相关部门的审定、批准。三是加紧军事立法，推动扩军武备。这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近年来在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掀起篡改历史狂潮的同时，不遗余力地追求的又一重大政治目标。为此，他们相继建立了自己的专门智库和政治施压团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军界、防卫系统的新战略派人士及自民党的防卫族成立的“日本战略研究论坛”（JFSS），和由政界150名少壮派议员组成的“确立新世纪安保体制青年议员会”。“论坛”向政府提出的首项“政策建议”，就是修改和平宪法，补充完善军事法制环境，强化军备管理，以便在“现今世界秩序中寻求日本的国家利益”。相比较而言，“青年议员会”的成员则全来自活跃在日本政治舞台第一线的清一色鹰派政治家，他们对政府施加的压力更大，对政府军事安全方面的政治决策造成的影响也最直接。近年来，日本军事立法步伐加快和扩军武备势头逼人的背后，都与该“青年议员会”不无干系。

      3. 右翼活动间接影响日本外交事务。夸耀大和民族种族优越，盲目排斥其他民族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共同特征之一。他们否认历史上的侵略罪行和强烈的排外沙文主义的种种举动，也通过右翼的政治压力作用到日本的外交决策当中。其具体表现，首先是极力破坏中日关系。由于狭隘的大和民族主义思想作祟，形形色色的日本右翼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在大肆歪曲历史，散布“中国报复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同时，极力在领土、台湾、安全等问题上制造事端，蓄意破坏中日关系，遏制中国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些荒谬论调，已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日本的对华安全政策和军事部署中。

      其次是毒化日本同邻国的关系。二战失败的惨痛教训，并未换来日本右翼的深刻反省，时至今日，日本的新老右翼势力仍然顽固坚持认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是为从白种人手中“解放亚洲”的正义行动。这种颠倒是非的强盗逻辑得不到深受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邻国的谅解和宽恕是理所当然的。非但如此，日本的当朝政要只顾屈从于右翼势力的压力而屡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审定批准歪曲历史、美化战争的右翼新编“历史教科书”，却绝不考虑受害国政府的交涉和人民的感情，难怪忍无可忍的韩国总统卢武铉不惜以“外交战争”的誓言来抗议和反对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的错误行为。日本政府最近连续在领土问题上向中国、韩国、俄罗斯等邻国频频摆出强硬、好战、挑衅的姿态，不仅严重破坏了日本与邻国的外交关系，也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了不必要的危害。

      其三是对联合国采取实用利己主义。历史上，侵略成性的日本法西斯政府为侵略中国东北而不惜退出国联。与此相同，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对联合国依旧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他们既怨恨自己的国家在其中没有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而不满和轻慢联合国，同时又极力渴望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1990年，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中山太郎公开要求联合国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旧敌国条款”，试图重新安排国际格局。这一动向立即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呼应，颇有社会影响的右派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著文《世界新秩序与日本》，极力散布“中国对日本的威胁已经取代了原苏联对日本的威胁”，鼓吹“中国应与英、俄、法等国一道退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由美、日、德担任新的常任理事国”。其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我出了钱，我就要说了算”。日本右翼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至今仍是日本政府对待“入常”问题的基本思维逻辑。

      其四是对美态度自相矛盾。日本右翼势力在对待美国的态度上，时常表现出相互矛盾的复杂心理。一方面，出于极端民族主义的需要而反对美国“压迫”日本，认为日美安保体制束缚了日本的发展，指责政府“过分依赖美国”，批评日本的外交缺少“自己的长远战略”，甚至在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时也谴责美国的经济霸权主义；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今天的日本要拓展自身的对外战略空间和恢复大国的地位，就离不开美国的庇护和默许。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之所以能在扩充军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正是由于符合了美国亚洲战略需要的结果。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一连串的军事行动需要日本做帮手，而日本也借此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把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从“周边地区”扩大到了亚洲乃至全球的任何地方。